大陸新劇《蝸居》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眼下的房奴和流動人口的物質和精神現實，而且也讓在海外的華人們設身處地地感到了飄零他鄉，為錢為房而奮鬥的相似經曆。
中國以前老少三代擠住在平房和筒子樓裏的多的是，“蝸居”蝸得比現在可憐得多。但，那時的中國百姓習以為常了，忍受能力也比今天的房奴一代要強。
在豪宅、別墅的廣告鋪天蓋地而來時，80和90後的固然會做豪宅和別墅的夢。內地到沿海地區的打工人口也自然要和城裏人一樣，甚至超過城裏人，從蝸居中逃脫出來，住上寬敞的房子，享受現代的生活。這和離鄉背井到國外生活的人一樣，也是很現實的夢想之一。
但是，現實和電視劇還是有很大的距離的。中國龐大的人口決定了很多人一輩子要‘蝸居’的事實，而蝸居的人口如何保持心理平衡、如何在狹小的空間裏讓自己的生命不會貶值等等才是普通中國人的“勞累”所在。
中國自古就有“陋室銘”，把相對的生存空間和外在的環境、內心的境界結合在一起，高明地闡釋了光有“大房子”是不夠的。很多有錢的中國人在國內擁有了大房子，可他們照樣往國外跑。為什麽！？
與“蝸居”有直接關聯的也不僅限於公民的忍耐和多麽高的精神，就業、社會福利、教育等等等等一大堆的“硬件”基礎在影響著老百姓的生活質量和滿足感。住房是民生的一大重點，但不是全部。
在經濟發達的香港地區，“蝸居”早就出現了。很多老港人和從內地移居港九的中國人在那裏蝸居了一輩子，他們的蝸居和香港的外在繁榮形成了異常鮮明的對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