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大家都說香港比新加坡多元化

在香港人眼裏，大陸是沒有自由更談不上什麽多元化的，但我年輕的時候在北京讀很多書，倒發現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文化界思想界的觀點其實是很多元的，美國更不用去說了，到香港沒時間關注這些，反倒說不上感受這裏的文化和思想方麵的多元化。

當然，如果要說衣食方麵很國際化，多元化，那倒是恰當。

轉兩段龍應台《誰的添馬艦》文字：

“在香港，經濟效益是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開發是唯一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意思就是，它已經成為一種固執的信仰，人們不再去懷疑或追問它的存在邏輯。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你覺得香港很多元嗎？不，它極為單調，因為整個城市被一種單一的商業邏輯所壟斷。商廈和街道麵貌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還是太古廣場還是置地廣場，一樣的建築，一樣的商店，一樣的貨物，一樣的品味，一樣「歡迎光臨」的音調。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見物品看不見人，物品固然是一個品牌的重複再重複，售貨員也像生產線上的標準模。連咖啡館都隻有標準麵貌的連鎖店。

如果僅隻在這些大商廈裏行走，你會得到一個印象：香港什麼都有，唯一沒有的是個性。”


“陳冠中有一篇文章，我覺得是香港人了解自己必讀、外地人了解香港人必讀的，叫做「我這一代香港人」。他是這麼描述現在四五十歲這一代，也就是社會主流的：

我們整個長期教育最終讓我們記住的就是那麼一種教育：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擅隨機應變，什麼都能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隻做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色……是的，我們愛錢。

「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的思維，或許可以造就眼前的效率成果，但是窒礙了宏觀的、長期的、永續的思考。「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的順民習慣，或許可以贏得個人的事業領先，但是犧牲了社會整體的進步。

我不懷疑曾蔭權的愛港之心，但是他的決策可能是錯的，龍應台這個「外人」的意見更可能是錯的，但那不是重點。重點是公民參與，是公民辯論，重點是香港人何時敢挑戰短視和功利主義，是香港人何時敢把香港的未來抓在自己手裏，而不是放任精英官僚和地產財團決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