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裏.伯羅斯：見證1962年10萬人逃港
1962年的中國大陸，正處於大躍進及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人們的生活隨時處於饑餓邊緣。接鄰香港的廣東,很快發生了規模龐大的逃港風潮.攝影記者拉裏.伯羅斯用他的相機,記錄下了這些遭遇遣返的逃港者的真實麵孔.
1962年的中國大陸，正處於大躍進及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人們的生活隨時處於饑餓邊緣。當時到處謠傳“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英國女王誕辰，香港邊境將大放三天”，又有前期逃港成功者很快從香港向家裏寄錢回來。於是從全國各地大批的人流湧向深圳。這一事件在1962年5月達到了高潮。僅在1962年5月13日，沙灣就有逃港群眾4000餘人，民警對其中的200多人進行了規勸，但僅有6人表示願意回家。
到港群眾的增加，馬上引起港英當局的注意。5月6日開始，港英當局加強對行人的盤查，凡沒有證件的就抓到警署，核實屬於偷渡後，立即遣返。得知逃到香港無望，一批長期“住”在深圳戲院門口的群眾幹脆不走了，“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死在這裏算了。”
1962年5月正好是伯羅斯在香港休整的日子，得知港英當局的這一消息後立刻從飯店鬆軟的臥床上跳起身來，帶著自己心愛的相機，一路跟隨當時港英政府的警察和邊防部隊前往粵港邊境。他到達現場的時候，港英當局已經開始著手組織對沒有證件的逃港者進行集中遣返。遠處的山頭上到處可見港英政府荷槍實彈的警察和邊防部隊，正在進行嚴密的邊境監控並展開大規模的搜山行動。望著那些知道自己留港無望即將被遣返的逃港者驚慌乞求的眼神，伯羅斯按動快門通過他的鏡頭記錄下了逃港者那一張張真實的麵孔。在當時的政治壞境下遣返意味著什麽，對於這些逃港者來說不言自明。正如伯羅斯在1969年接受BBS訪談中說提到的：“在現場的每一分鍾，我都在想要逃走，我不想看到所發生的這一切。但我是一個拿相機的人，我是按一下快門就躲開，還是應該負起攝影記者的責任？”
這次逃港風波驚動了中央，周恩來總理對此作了重要指示。為了迅速製止群眾大批外流，廣東省委負責同誌親自來到寶安現場指揮，組織遣送逃港群眾返鄉。
1962年5月22日開始，廣東從各地抽調萬餘名官兵，對從港英遣返回來的群眾、滯留在邊境的外流群眾堅決遣送回鄉，同時在鐵路、公路沿線的東莞石龍、寶安龍崗等通往邊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設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員。從5月22日至7月8日止，共有十萬多人湧入深圳，51395名來自全國12個省，62個縣市的外逃未遂人員被收容遣返。廣東很多地方規定，隻有憑單位證明，才能購買到寶安的車船票。
6月19日，東莞縣委發出指示，對參與外流的國家機關幹部、教師一律開除公職，是黨員的一律開除黨籍；對參與外流的農村基層幹部，視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或停止職務的處分。群眾逃港傾向逐步放緩。
1977年11月11日，鄧小平到廣州視察工作，當聽到廣東省委匯報到寶安一帶逃港風時，他十分敏銳地指出：“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隨後便有了改變整個中國命運走向的改革開放。
作為20世紀英國最偉大的攝影師拉裏.伯羅斯,除了這段鮮為人知的逃港事件的見證者，更加令人記憶深刻的是他在越戰期間開創性的使用彩色膠片記錄下的那一幅幅戰地照片。這也奠定了他在世界攝影界的地位。
1962年的中國大陸，正處於大躍進及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人們的生活隨時處於饑餓邊緣。接鄰香港的廣東,很快發生了規模龐大的逃港風潮.攝影記者拉裏.伯羅斯用他的相機,記錄下了這些遭遇遣返的逃港者的真實麵孔.
1962年的中國大陸，正處於大躍進及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人們的生活隨時處於饑餓邊緣。當時到處謠傳“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英國女王誕辰，香港邊境將大放三天”，又有前期逃港成功者很快從香港向家裏寄錢回來。於是從全國各地大批的人流湧向深圳。這一事件在1962年5月達到了高潮。僅在1962年5月13日，沙灣就有逃港群眾4000餘人，民警對其中的200多人進行了規勸，但僅有6人表示願意回家。
到港群眾的增加，馬上引起港英當局的注意。5月6日開始，港英當局加強對行人的盤查，凡沒有證件的就抓到警署，核實屬於偷渡後，立即遣返。得知逃到香港無望，一批長期“住”在深圳戲院門口的群眾幹脆不走了，“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死在這裏算了。”
1962年5月正好是伯羅斯在香港休整的日子，得知港英當局的這一消息後立刻從飯店鬆軟的臥床上跳起身來，帶著自己心愛的相機，一路跟隨當時港英政府的警察和邊防部隊前往粵港邊境。他到達現場的時候，港英當局已經開始著手組織對沒有證件的逃港者進行集中遣返。遠處的山頭上到處可見港英政府荷槍實彈的警察和邊防部隊，正在進行嚴密的邊境監控並展開大規模的搜山行動。望著那些知道自己留港無望即將被遣返的逃港者驚慌乞求的眼神，伯羅斯按動快門通過他的鏡頭記錄下了逃港者那一張張真實的麵孔。在當時的政治壞境下遣返意味著什麽，對於這些逃港者來說不言自明。正如伯羅斯在1969年接受BBS訪談中說提到的：“在現場的每一分鍾，我都在想要逃走，我不想看到所發生的這一切。但我是一個拿相機的人，我是按一下快門就躲開，還是應該負起攝影記者的責任？”
這次逃港風波驚動了中央，周恩來總理對此作了重要指示。為了迅速製止群眾大批外流，廣東省委負責同誌親自來到寶安現場指揮，組織遣送逃港群眾返鄉。
1962年5月22日開始，廣東從各地抽調萬餘名官兵，對從港英遣返回來的群眾、滯留在邊境的外流群眾堅決遣送回鄉，同時在鐵路、公路沿線的東莞石龍、寶安龍崗等通往邊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設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員。從5月22日至7月8日止，共有十萬多人湧入深圳，51395名來自全國12個省，62個縣市的外逃未遂人員被收容遣返。廣東很多地方規定，隻有憑單位證明，才能購買到寶安的車船票。
6月19日，東莞縣委發出指示，對參與外流的國家機關幹部、教師一律開除公職，是黨員的一律開除黨籍；對參與外流的農村基層幹部，視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或停止職務的處分。群眾逃港傾向逐步放緩。
1977年11月11日，鄧小平到廣州視察工作，當聽到廣東省委匯報到寶安一帶逃港風時，他十分敏銳地指出：“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隨後便有了改變整個中國命運走向的改革開放。
作為20世紀英國最偉大的攝影師拉裏.伯羅斯,除了這段鮮為人知的逃港事件的見證者，更加令人記憶深刻的是他在越戰期間開創性的使用彩色膠片記錄下的那一幅幅戰地照片。這也奠定了他在世界攝影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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