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難題”跟所有曆史難題一樣，其實是一個沒有結論的開放性假設。
它的提出，讓人們從一個嶄新角度審視中國文明的價值。
所謂“李約瑟難題”是這樣一個命題：“為何中國在科技發展上長期領先西方，而現代科學竟出現於西方而不是中國？”
提出這個難題的李約瑟博士是一位來自英國劍橋大學的生化學家。1942年，李約瑟從倫敦出發，長途旅行四個月，由昆明輾轉抵達重慶，他的身份是“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他對中國的興趣以及一口生硬的、“帶南京普通話腔”的中文，來自於他的學生兼中國情人魯桂珍小姐的培育。
從1943年到1946年，李約瑟先後在中國進行了11次長途考察，路程長達3萬裏左右。他形容自己是一個“聖誕老人”，一次次把試管、放大鏡、小型發電機、望遠鏡及科學實驗用的各種化學藥物分送給西部條件十分惡劣的中國科學家們。就是在這個過程中，他提出了日後十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
據他觀察，16世紀之前的中國是世界上科技最先進的國家，中國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表明出版日期的圖書；在公元1088年發明了“磁力導向”的指南針；管仲對月亮周期的潮汐現象與亞裏士多德的觀察完全一致。可是為什麽在最近的數百年裏，中國的科技會停滯不前，以至於成了一個備受欺辱的衰老帝國？
這個“難題”改變了李約瑟此後的人生，他從一個生化學家成為舉世聞名的中國科學史專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七卷。在西方學術世界，他與美國人費正清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兩座高峰。
李約瑟在研究中發現，由於中國關於技術的發明主要起於實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與西方相較，中國許多技術發明的背後，缺少了西方科學史上的特殊精神，即長期而係統的、通過數學化來探求宇宙的奧秘。所以中國史上雖有不少合乎科學原理的技術發明，但並未發展出一套體用兼備的係統科學。
李約瑟還從政治製度的層麵對中國科學的落後進行了審視。他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僅有的中央集權超過兩千年的國家，自秦統一六國之後，就形成了一套嚴密的“封建官僚製度”，這種製度的正麵效應是使中國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聰明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的管理使得中國井然有序，而負麵效應則使得新觀念很難被社會接受，新技術開發領域幾乎沒有競爭。
“李約瑟難題”跟所有曆史難題一樣，其實是一個沒有結論的開放性假設。它的提出，讓人們從一個嶄新角度審視中國文明的價值。
此外，“李約瑟難題”的命題本身還遭到了不少學者的質疑。華裔文化學者餘英時便指出，所謂“李約瑟難題”隻能是一個“假問題”。他認為，中西方所謂的“科學”同名而異實，好像圍棋和象棋雖同屬於“棋”類，卻是完全不同的兩套遊戲，中西“科學”之間無從發生“領先”與“落後”的問題。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中國科學史教授席文的觀點與餘英時相似，他認為，關於曆史上未曾發生的問題，我們恐怕很難找出其原因來，因此我們與其追究“現代科學為何未出現在中國”，不如去研究“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
事實上，進入20世紀之後，對“科學”的認識與反思正是中國現代化的主要命題之一，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高舉的兩麵“大旗”，一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一是賽先生（科學Science）。而林語堂則在《吾國與吾民》中寫道：“希臘人奠定了自然科學的基礎，埃及人發展了幾何學與天文學，連印度人都發明了自己的語法學，這都以分析性思維為基礎，但中國人卻未能發展自己的語法學，數學與天文學的知識大多是由國外引進的他們隻喜歡道德上的陳詞濫調缺乏的正是這樣一種科學的世界觀。”
李約瑟的工作正是對這些思考的曆史性延續，他給出的結論也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正是問題本身。
它的提出，讓人們從一個嶄新角度審視中國文明的價值。
所謂“李約瑟難題”是這樣一個命題：“為何中國在科技發展上長期領先西方，而現代科學竟出現於西方而不是中國？”
提出這個難題的李約瑟博士是一位來自英國劍橋大學的生化學家。1942年，李約瑟從倫敦出發，長途旅行四個月，由昆明輾轉抵達重慶，他的身份是“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他對中國的興趣以及一口生硬的、“帶南京普通話腔”的中文，來自於他的學生兼中國情人魯桂珍小姐的培育。
從1943年到1946年，李約瑟先後在中國進行了11次長途考察，路程長達3萬裏左右。他形容自己是一個“聖誕老人”，一次次把試管、放大鏡、小型發電機、望遠鏡及科學實驗用的各種化學藥物分送給西部條件十分惡劣的中國科學家們。就是在這個過程中，他提出了日後十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
據他觀察，16世紀之前的中國是世界上科技最先進的國家，中國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表明出版日期的圖書；在公元1088年發明了“磁力導向”的指南針；管仲對月亮周期的潮汐現象與亞裏士多德的觀察完全一致。可是為什麽在最近的數百年裏，中國的科技會停滯不前，以至於成了一個備受欺辱的衰老帝國？
這個“難題”改變了李約瑟此後的人生，他從一個生化學家成為舉世聞名的中國科學史專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七卷。在西方學術世界，他與美國人費正清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兩座高峰。
李約瑟在研究中發現，由於中國關於技術的發明主要起於實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與西方相較，中國許多技術發明的背後，缺少了西方科學史上的特殊精神，即長期而係統的、通過數學化來探求宇宙的奧秘。所以中國史上雖有不少合乎科學原理的技術發明，但並未發展出一套體用兼備的係統科學。
李約瑟還從政治製度的層麵對中國科學的落後進行了審視。他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僅有的中央集權超過兩千年的國家，自秦統一六國之後，就形成了一套嚴密的“封建官僚製度”，這種製度的正麵效應是使中國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聰明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的管理使得中國井然有序，而負麵效應則使得新觀念很難被社會接受，新技術開發領域幾乎沒有競爭。
“李約瑟難題”跟所有曆史難題一樣，其實是一個沒有結論的開放性假設。它的提出，讓人們從一個嶄新角度審視中國文明的價值。
此外，“李約瑟難題”的命題本身還遭到了不少學者的質疑。華裔文化學者餘英時便指出，所謂“李約瑟難題”隻能是一個“假問題”。他認為，中西方所謂的“科學”同名而異實，好像圍棋和象棋雖同屬於“棋”類，卻是完全不同的兩套遊戲，中西“科學”之間無從發生“領先”與“落後”的問題。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中國科學史教授席文的觀點與餘英時相似，他認為，關於曆史上未曾發生的問題，我們恐怕很難找出其原因來，因此我們與其追究“現代科學為何未出現在中國”，不如去研究“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
事實上，進入20世紀之後，對“科學”的認識與反思正是中國現代化的主要命題之一，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高舉的兩麵“大旗”，一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一是賽先生（科學Science）。而林語堂則在《吾國與吾民》中寫道：“希臘人奠定了自然科學的基礎，埃及人發展了幾何學與天文學，連印度人都發明了自己的語法學，這都以分析性思維為基礎，但中國人卻未能發展自己的語法學，數學與天文學的知識大多是由國外引進的他們隻喜歡道德上的陳詞濫調缺乏的正是這樣一種科學的世界觀。”
李約瑟的工作正是對這些思考的曆史性延續，他給出的結論也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正是問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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