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種經濟製度，當它固化成形之後，即便是它的設計者也無力變更它內在的邏輯。
吳曉波
上一篇的專欄，講了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饑荒，如劉少奇說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那麽“人禍”又是什麽呢？答案是：僵硬的計劃經濟體製。
用哈耶克的話說，計劃經濟是一群超級聰明和自信的人發明出來的，他們堅信用自己那雙看得見的手，可以操控經濟的每一個細節，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負》和《通往奴役之路》兩本書就是對計劃經濟的總批判。
下麵講的這則往事，正發生在大饑荒期間，與上海和陳雲有關。
陳雲是上海青浦人，是新中國第一任中央財經委員會的主任，被毛澤東用一個字讚賞過—能。
1961年6月，陳雲回到家鄉青浦縣小蒸公社做了半個月的調研，同行的秘書周太和、經濟學家薛暮橋等人在日後都回憶了那次難忘的行程：
地處上海城郊的青浦縣古來是最富足的魚米之鄉，可是，“大躍進”之後，這裏的農民也隻能頓頓喝稀粥，吃不飽飯的時候，農民把原本用做綠肥的紅花草也吃光了。陳雲等人走在小鎮上，看見許多農民門口晾著麥稈，據當地人說，這是生產隊碾麥後分給農民的，可是家家戶戶都把麥稈重新晾曬後，放在簸箕裏搓，結果還能搓下來許多麥子。陳雲問一個老農婦，這麽搓能搓下來多少麥子。老農婦說，攢起來能有一鬥。陳雲大驚。他很快猜出了答案：這是農民們故意在打麥場上不碾幹淨，然後再把麥稈分回到家裏，私下留了一點口糧。陳雲感歎地說，我們不能多拿農民的東西，你要拿，他們總是有辦法應付的。
陳雲去參觀公社的養豬場，幹部們告訴他，去年一年公家養豬沒賺到錢，反而虧了3.8萬元。陳雲算了一筆賬，允許私人養豬的時候，平均一頭母豬一年生十四五頭苗豬，苗豬死亡率為6％，實行公養後，一頭母豬全年平均隻生四五頭苗豬，苗豬死亡率竟高達89％。
更讓陳雲吃驚的荒唐事還有不少。到了傍晚，陳雲聽到小鎮上合作商店的店員在吆喝：“棒冰，棒冰，兩分一碗。”他很好奇，棒冰怎麽會用碗賣呢？出去一看才知道，原來棒冰是上海做的，然後通過國營商業渠道，運到縣裏，再從縣裏用汽車、小船運到各公社，公社再往大隊、小隊分，到了基層的商店，棒冰就成了棒冰水，隻好用碗來賣了。陳雲搖頭歎息：現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區劃來管理的，不合理，可是又改不過來。
小蒸公社靠近黃浦江，過去有許多漁民下午開船到江上去捕魚，黎明運到上海城裏去賣。實行統購統銷之後，青浦縣禁止漁民私自販售，捕上的魚必須運回青浦，賣給國營的縣水產公司和下屬的收購點，再由它們運到上海去完成供應任務。這樣多次來回運輸，把活魚硬生生運成了死魚。漁民隻好把鮮魚做成鹹魚上交，從此，上海城裏的鮮魚越來越少，甚至連鹹魚也因為運輸費和手續費一加，價格比以前高了不少。陳雲了解到這一情況後非常驚訝。他親自找來青浦縣委和水產局的負責人談話，勸他們準許漁民直接去上海賣魚。那些負責人很為難，他們說，如果這樣做，必須要改變現在的供銷社製度。陳雲聽罷，沉默良久，然後深歎一口氣，對周太和說：“我一個黨中央副主席，連這樣一個小問題都解決不了，實在對不起人民。”在其後將近20年時間裏，上海市民隻能吃到黃浦江裏的死魚。
任何一種經濟製度，當它固化成形之後，即便是它的設計者也無力變更它內在的邏輯，這正是陳雲在小蒸公社所遭遇到的景象。在與老鄉們交談時，陳雲問：“我是好人，還是壞人？”眾答：“好人。”陳接著說：“我雖是好人，結果辦了錯事情。”回到北京後，陳雲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寫了一封信，隨附三個調研報告，其中包括《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等。
總在時尚的《第一財經周刊》寫這些老故事，有時會想對於讀者來說是不是有點陳舊呢？細想我覺得不。畢竟，在很多領域，我們還是吃不到新鮮的“魚”。
吳曉波
上一篇的專欄，講了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饑荒，如劉少奇說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那麽“人禍”又是什麽呢？答案是：僵硬的計劃經濟體製。
用哈耶克的話說，計劃經濟是一群超級聰明和自信的人發明出來的，他們堅信用自己那雙看得見的手，可以操控經濟的每一個細節，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負》和《通往奴役之路》兩本書就是對計劃經濟的總批判。
下麵講的這則往事，正發生在大饑荒期間，與上海和陳雲有關。
陳雲是上海青浦人，是新中國第一任中央財經委員會的主任，被毛澤東用一個字讚賞過—能。
1961年6月，陳雲回到家鄉青浦縣小蒸公社做了半個月的調研，同行的秘書周太和、經濟學家薛暮橋等人在日後都回憶了那次難忘的行程：
地處上海城郊的青浦縣古來是最富足的魚米之鄉，可是，“大躍進”之後，這裏的農民也隻能頓頓喝稀粥，吃不飽飯的時候，農民把原本用做綠肥的紅花草也吃光了。陳雲等人走在小鎮上，看見許多農民門口晾著麥稈，據當地人說，這是生產隊碾麥後分給農民的，可是家家戶戶都把麥稈重新晾曬後，放在簸箕裏搓，結果還能搓下來許多麥子。陳雲問一個老農婦，這麽搓能搓下來多少麥子。老農婦說，攢起來能有一鬥。陳雲大驚。他很快猜出了答案：這是農民們故意在打麥場上不碾幹淨，然後再把麥稈分回到家裏，私下留了一點口糧。陳雲感歎地說，我們不能多拿農民的東西，你要拿，他們總是有辦法應付的。
陳雲去參觀公社的養豬場，幹部們告訴他，去年一年公家養豬沒賺到錢，反而虧了3.8萬元。陳雲算了一筆賬，允許私人養豬的時候，平均一頭母豬一年生十四五頭苗豬，苗豬死亡率為6％，實行公養後，一頭母豬全年平均隻生四五頭苗豬，苗豬死亡率竟高達89％。
更讓陳雲吃驚的荒唐事還有不少。到了傍晚，陳雲聽到小鎮上合作商店的店員在吆喝：“棒冰，棒冰，兩分一碗。”他很好奇，棒冰怎麽會用碗賣呢？出去一看才知道，原來棒冰是上海做的，然後通過國營商業渠道，運到縣裏，再從縣裏用汽車、小船運到各公社，公社再往大隊、小隊分，到了基層的商店，棒冰就成了棒冰水，隻好用碗來賣了。陳雲搖頭歎息：現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區劃來管理的，不合理，可是又改不過來。
小蒸公社靠近黃浦江，過去有許多漁民下午開船到江上去捕魚，黎明運到上海城裏去賣。實行統購統銷之後，青浦縣禁止漁民私自販售，捕上的魚必須運回青浦，賣給國營的縣水產公司和下屬的收購點，再由它們運到上海去完成供應任務。這樣多次來回運輸，把活魚硬生生運成了死魚。漁民隻好把鮮魚做成鹹魚上交，從此，上海城裏的鮮魚越來越少，甚至連鹹魚也因為運輸費和手續費一加，價格比以前高了不少。陳雲了解到這一情況後非常驚訝。他親自找來青浦縣委和水產局的負責人談話，勸他們準許漁民直接去上海賣魚。那些負責人很為難，他們說，如果這樣做，必須要改變現在的供銷社製度。陳雲聽罷，沉默良久，然後深歎一口氣，對周太和說：“我一個黨中央副主席，連這樣一個小問題都解決不了，實在對不起人民。”在其後將近20年時間裏，上海市民隻能吃到黃浦江裏的死魚。
任何一種經濟製度，當它固化成形之後，即便是它的設計者也無力變更它內在的邏輯，這正是陳雲在小蒸公社所遭遇到的景象。在與老鄉們交談時，陳雲問：“我是好人，還是壞人？”眾答：“好人。”陳接著說：“我雖是好人，結果辦了錯事情。”回到北京後，陳雲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寫了一封信，隨附三個調研報告，其中包括《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等。
總在時尚的《第一財經周刊》寫這些老故事，有時會想對於讀者來說是不是有點陳舊呢？細想我覺得不。畢竟，在很多領域，我們還是吃不到新鮮的“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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