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黨還是替老百姓說話？這個“簡約而不簡單”的問題在不同的場合下會有不同的答案。作為整個政治生態係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統計部門當然也無法逃脫替黨還是替老百姓說話的詰問，而且統計部門在專業性的幌子下更容易製造謊言。
今年以來，關於統計數據背離和打架的新聞屢見不鮮，比如，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工業增加值和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發布的用電量數據屢次一升一降(同比增幅的最高背離程度達到11個百分點左右)，而且國際能源署還質疑，中國第一季度GDP增長6.1%與當季石油需求下降3.5%的情況也不符合。
針對這種質疑之風，國家統計局一方麵組織體製內專家加以辯駁。但這些專家認為中國經濟結構已經發生質變、第三產業對經濟拉動作用加大的結論並不令人信服。一般來說，經濟衰退期為了維持就業和保持增長隻會強化舊的經濟模式，而不會進行會造成大量失業的產業結構調整，這一點從中國政府降低以房地產為主的投資性項目的資本金比例和多次上調出口退稅可見一斑。經濟結構調整一般不會在經濟急速衰退時橫空出世。
另一方麵為了避免尷尬維護形象，國家統計局也在尋求立法支持，希望統一統計數據的發布渠道。近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審議的統計法修訂草案中就規定，政府有關部門不得公布與本級人民政府統計機構不一致的統計數據，盡管同時也規定並不幹涉民間調查和單位內部統計，但已經讓我們感到了“統計霸權”的陰影。
這種必須由統計部門“獨立”發布統計數據的規定對統計部門的獨立性隻會帶來阻礙，因為統計部門是否具有獨立性需要來自各個機構和部門統計數據的競爭和檢驗，特別是在現有的統計部門受同級政府行政領導的統計體製下，如果“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隻會加強行政權力下的“數據壟斷”，統計學也極有可能回歸到具有“階級性”和“黨性”的社會科學，1990年以前中國的統計理論就曾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統計學。”
誠然，國家統計局已經在努力改善統計數據的科學性，比如，國家統計局已經著手收回地方GDP數據的發布權，改由自己直接核算；6月23日還開通了社情民意調查熱線-12340，接受公眾的谘詢和質疑。 但在現行的統計體製下，統計部門特別是基層統計部門在統計專業性外衣的遮掩下，替當權者說話仍然十分便利。一種方式是直接注水，這尤其以地方統計數據為甚，由於現有統計體製和政績考核體係的缺陷，使得地方政府的數據往往不是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得出，而是根據“它地”實際情況得出，從而謀取政治利益。
地方GDP的匯總數據和全國GDP數據曾出現上萬億元的差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地方政府常常通過工業增加值重複計算（即突破法人屬地原則，集團公司和子公司的經營活動被各地重複計算）和第三產業估算過度的方式（即“總量不夠三產湊”）來虛增地方GDP，今年第一季度許多專家眼中的第三產業迅猛增長或許就有這個因素，也被國家發改委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戲稱為“地方用統計為增長做貢獻”。
另一種方式是在發布統計數據時，常常散布“不完全信息”，“隻及一點、不及其餘”，進而誤導公眾和投資者。比如，今年3月，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和裏昂證券發布的PMI（製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數據曾出現了背離，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的PMI為52.4，連續四個月回升，而裏昂證券的PMI則顯示回落至44.8。實際上二者的統計口徑天壤之別，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的PMI指數隻覆蓋約730家大中型企業，而裏昂證券的PMI覆蓋了400多家中小型企業，因此這兩個機構的PMI指數不是劍拔弩張的競爭關係而是相輔相成的互補關係，如果在發布數據時同時公布取樣方法，想必會減少許多不必要的口水戰。
英國前首相本傑明8226;迪斯雷利曾說過：“有三種謊言：謊言、糟糕透頂的謊言和統計資料”，如何認清政府公布的紛繁蕪雜的統計數據是各國公眾都要麵臨的難題。1954年，美國統計專家達萊爾8226;哈夫用輕鬆通俗的文字寫了本至今仍暢銷的名作《統計數字會撒謊》（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如果你看了這本書，學會了如何挑選內在有偏的樣本、如何遺漏重要的數據和偷換概念，或許會對中國的統計數據替黨還是替老百姓說話有更深切的體會。
今年以來，關於統計數據背離和打架的新聞屢見不鮮，比如，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工業增加值和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發布的用電量數據屢次一升一降(同比增幅的最高背離程度達到11個百分點左右)，而且國際能源署還質疑，中國第一季度GDP增長6.1%與當季石油需求下降3.5%的情況也不符合。
針對這種質疑之風，國家統計局一方麵組織體製內專家加以辯駁。但這些專家認為中國經濟結構已經發生質變、第三產業對經濟拉動作用加大的結論並不令人信服。一般來說，經濟衰退期為了維持就業和保持增長隻會強化舊的經濟模式，而不會進行會造成大量失業的產業結構調整，這一點從中國政府降低以房地產為主的投資性項目的資本金比例和多次上調出口退稅可見一斑。經濟結構調整一般不會在經濟急速衰退時橫空出世。
另一方麵為了避免尷尬維護形象，國家統計局也在尋求立法支持，希望統一統計數據的發布渠道。近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審議的統計法修訂草案中就規定，政府有關部門不得公布與本級人民政府統計機構不一致的統計數據，盡管同時也規定並不幹涉民間調查和單位內部統計，但已經讓我們感到了“統計霸權”的陰影。
這種必須由統計部門“獨立”發布統計數據的規定對統計部門的獨立性隻會帶來阻礙，因為統計部門是否具有獨立性需要來自各個機構和部門統計數據的競爭和檢驗，特別是在現有的統計部門受同級政府行政領導的統計體製下，如果“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隻會加強行政權力下的“數據壟斷”，統計學也極有可能回歸到具有“階級性”和“黨性”的社會科學，1990年以前中國的統計理論就曾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統計學。”
誠然，國家統計局已經在努力改善統計數據的科學性，比如，國家統計局已經著手收回地方GDP數據的發布權，改由自己直接核算；6月23日還開通了社情民意調查熱線-12340，接受公眾的谘詢和質疑。 但在現行的統計體製下，統計部門特別是基層統計部門在統計專業性外衣的遮掩下，替當權者說話仍然十分便利。一種方式是直接注水，這尤其以地方統計數據為甚，由於現有統計體製和政績考核體係的缺陷，使得地方政府的數據往往不是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得出，而是根據“它地”實際情況得出，從而謀取政治利益。
地方GDP的匯總數據和全國GDP數據曾出現上萬億元的差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地方政府常常通過工業增加值重複計算（即突破法人屬地原則，集團公司和子公司的經營活動被各地重複計算）和第三產業估算過度的方式（即“總量不夠三產湊”）來虛增地方GDP，今年第一季度許多專家眼中的第三產業迅猛增長或許就有這個因素，也被國家發改委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戲稱為“地方用統計為增長做貢獻”。
另一種方式是在發布統計數據時，常常散布“不完全信息”，“隻及一點、不及其餘”，進而誤導公眾和投資者。比如，今年3月，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和裏昂證券發布的PMI（製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數據曾出現了背離，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的PMI為52.4，連續四個月回升，而裏昂證券的PMI則顯示回落至44.8。實際上二者的統計口徑天壤之別，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的PMI指數隻覆蓋約730家大中型企業，而裏昂證券的PMI覆蓋了400多家中小型企業，因此這兩個機構的PMI指數不是劍拔弩張的競爭關係而是相輔相成的互補關係，如果在發布數據時同時公布取樣方法，想必會減少許多不必要的口水戰。
英國前首相本傑明8226;迪斯雷利曾說過：“有三種謊言：謊言、糟糕透頂的謊言和統計資料”，如何認清政府公布的紛繁蕪雜的統計數據是各國公眾都要麵臨的難題。1954年，美國統計專家達萊爾8226;哈夫用輕鬆通俗的文字寫了本至今仍暢銷的名作《統計數字會撒謊》（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如果你看了這本書，學會了如何挑選內在有偏的樣本、如何遺漏重要的數據和偷換概念，或許會對中國的統計數據替黨還是替老百姓說話有更深切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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