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滄海桑田的感歎。
在風情壇搬來的,不知道為什麽,沒有一個跟帖。
中國大陸一月遊(1974年)
作者:美籍中國台灣省婦女黃鵠
今日台灣一切令人失望
我是一個美籍中國台灣省婦女,一向在美國默默無聞地操持家務和教養子女。闊別了我的故鄉台灣省十多年,終於有了餘力,可以帶孩子回家探望。去年六月初回到台灣,發現久別了的故鄉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台北的確是“繁華”了:舞場、咖啡廳、純吃茶、歌廳等,真是五花八門,年輕人的生活很萎靡。所謂“繁榮”,表麵上確是存在,但仿佛充滿了南宋末年的無望氣氛。台灣,自號為保存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聖宮”,其實隻是歐美文化的一個裙角。我帶孩子在婆家與娘家輪流住了兩個月,頗有“物非人是”的感覺。親情雖然溫暖,但是這個社會卻很陌生,貧富懸殊,官吏貪汙,農村破產,工、漁、礦民的生活貧寒,這一切都令我失望。雖然物質享受方麵,上層社會盡量仿效美國。這個社會的結構和文化仿佛是建立在沙堆上麵。
八月初,告別台灣,經過香港時,臨時起念,遂到香港中國旅行社詢問申請進入中國大陸一遊的可能性。我想,我雖然不是大陸人氏,但自小愛讀遊記文學,又酷愛山水旅遊,要是可能,為什麽不去觀賞一下久已向往的西湖與北京,實地觀察一下中國大陸人民的生活實況?我在中國旅行社填了簡單的申請表,辦了手續。那兒的辦事員樸實,友善,熱心而誠懇。五天之後(八月六日),我帶著六歲的寧兒和四歲的馨兒,搭上了開往羅湖的火車。
解放軍相待如兄弟姐妹
過了橋就是深圳。我行李輕簡,海關的檢查人員隻是大略地翻了一下,他們對我的來自台灣,仿佛視若平常,沒有特別的表示。倒是我,腦子裏裝滿了台灣報紙的恐怖宣傳,自己感到緊張。但是,那些年輕純樸的解放軍人員,逗著孩子玩,看他們畫畫,聽他們唱歌,卻好象是我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般。由深圳登上赴廣州的火車,一路上心潮起伏,不知道廣州是什麽樣子,那裏的人對我這類“不中不西”台灣省人,將會采取怎樣的態度。當日(八月六日)下午到了廣州,由華僑旅行社的接待人員接到華僑大廈。我的房間有兩張床,廁所浴室的衛生設備,以及電話電扇等應有盡有,雖不豪華,但很實用而舒適。服務人員告訴我,如果我想調換更便宜的,次日可以更調。我在廣州毫無特別事情,所以我隻希望盡快北上杭州。
在廣州,華僑旅行社有接待的人員為我們解決問題。一位年輕的男子,態度友好,純樸善良,一點也沒有台灣一般青年的浮揚氣息。他幫我購妥了八月八日清晨赴杭州的火車軟席臥票。
烈士英魂有知當含笑
第二天(八月七日)清晨,給孩子洗澡,早餐後,我就帶他們去等候機動三輪車,向廣州動物園出發。機動三輪車的速度很快,但是馬達聲太大,談起話來很不方便,我盡量逗著司機聊天,發現他非常友善親切。二十多分鍾就到了動物園。遊客可真不少,動物園收拾得非常整潔,園的麵積很大,動物種類多,風景秀麗,有湖,有亭。我和孩子在美國是動物園的常客,覺得這個動物園無論在動物內容上,還是在風景、布置和維護上,都遠勝這美國華盛頓市的國家動物園。園中茶室不多,遊客人多,為了喝紅豆冰水及凍奶必須排隊,我跟孩子也在中間擠了一陣。玩到中午,我們搭兩站公共汽車,來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腦中忽然憶起林覺民烈士給妻子的絕筆函,我想這些革命烈士英魂若是有知,一定為今天的中國而驕傲,當能含笑九泉之下。
據說黃花崗當秋天時一片黃花,此際卻是一片蒼綠。驕陽酷熱,我們遂去等候公共汽車,發現車子太擠,常會過站不停。陸陸續續地候車的人加多了,很自然地開始閑聊。廣州居民雖然自己彼此交談時仍然用方言,但是卻也能說令人解意的普通話,年輕人的普通話更是流利和標準。進食堂與老農民共話汽車來了,眾女孩幫著我把孩子擠上車。一位可愛的女孩子指點著我該下車的地方,並且自己下車陪我走了一段路。回到旅館,給孩子們洗浴後去吃一頓豐富的午餐,大家睡了個長長的午覺。四時多我們起身,準備帶孩子到文化公園去玩玩。手拿地圖,沿珠江而行,沿岸均是三三五五納涼的人群,雖然看不見勾肩搭背的男女,但仍然可以依稀辨出情侶、夫婦、朋友或家人。納涼者人手一扇,悠閑愉快,絕非我在美國所能每日享受得到的。我心中暗暗奇怪:這些人為什麽沒去開會或做別的事情?在我過去的印象中,大陸上的人們每天要無休無止地工作,不工作的時候就要接受政治思想教育。如今眼見他們這樣悠閑和愉快,真令我覺得驚奇。沿途上冰棒的供應很普遍,兩個孩子不斷地享用著。我則慢慢地走著,跟路人交換著眼光,他們盯著我們看,看我們的奇裝異服,但他們的眼神是友善而好奇的。我也仔細地觀察他們,我得到的結論是他們比我更快樂,更健康。
肚子餓了,我想我一定不要到什麽專門供應華僑和外賓的飯館,我要試試一般老百姓去的餐館。找到一條街,有五、六家餐館,都是營業興旺。附近一家電影院正好散場,人潮正向外湧。奇怪,看電影和在外麵餐館吃飯的人怎麽這麽多?終於走進一家大食堂,在一個大圓桌子上找到三個空位。同桌的一位老農民,敞著衣襟,盤著腿,扇著大扇子,把自己剛拿來的菜推到我麵前說:“你餓了,就先吃吧!”我很感激,卻不好意思接受。推讓間,女服務員笑嘻嘻地來了說:“我們這是招待工農兵的飯館,你實在應該到招待外賓和華僑的餐館,那兒要漂亮舒服得多,也不會這麽擠的。”我說:“不成啊!我們餓得很,也不知道哪些餐館在哪裏。”女服務員說:“那麽你就坐著照顧小孩子,我去幫你把飯菜先拿來。”我謝了她的好意。沒一會,我們也大嚼起來,菜裏麵有足夠的肉,油水也比較多。這是勞動人民的食糧,當然不是精肴,但是質與量都很充分。雖然不很合我的胃口,但是我的情緒很高,跟同座的人聊天很是有趣。以出身小布爾喬亞的知識分子的眼光來看他們,他們也許稍嫌“粗魯”了一些,但是他們的樸實、坦率,卻是充滿了鄉土氣息和生命的活力。老農民的普通話不標準,是鄉間某公社來城區采購東西的。他充滿了自信,也很有幽默感。
帶領孩子踏月而歸
文化公園裏到處都是人群,都是攜家帶小的廣州市民。我們參觀了水產展覽,又去觀賞當晚的兒童文藝表演。露天看台已經座無虛席,小孩子的歌舞真是迷人,我的兩個孩子癡癡地看。我最感興趣的卻是觀看別的遊客。來來往往的人群,穿得雖不講究,卻很整齊,臉上露出自然的喜悅,享受著晚上一家團聚的歡樂。孩子們嚷著,笑著,這真是快快樂樂的平靜生活。我想找一點台灣報紙所傳的“恐怖”的感覺,卻不知道從何處覓求。九時多,帶著孩子踏月步行而歸。
親情感人
次日晨(八月八日),我們由華僑旅行社的人員送上火車,仍是那位穿布衣布鞋的年輕人,他一直把我們送上車廂,把行李擺好,閑談了幾句才告別而去。我喜歡他的樸實、認真和誠懇。象他那樣的人,就是台灣蔣家小朝廷所稱的“匪幹”了。我倒真希望自己,我的孩子將來都能成為象他一樣值得敬愛的“匪幹”。他答應我們當我們再經過廣州時,仍然來接待我們,並希望我跟孩子們能在中國大陸——我原來的祖國盡情地“玩”個痛快。
我們坐的是軟席臥鋪,同車廂的人不少,但僥幸的是孩子跟我獨占了一間臥鋪車廂,有四個床位,雖然我隻買了兩張臥鋪票。半夜孩子睡熟時,我就老實不客氣地爬上了高鋪,多占了一個床位。我們這節車有兩位服務員。一位是年過五十的湖南人,辦事認真,一絲不苟。另一位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男子。我一有機會便找他們聊天,一路上學習認識高粱、玉米、麻等作物。他們都曾下鄉勞動過,很自豪地顯示出他們豐富的農業知識。那位年輕小夥子對我的無知和健忘,常常要輕哼幾聲,我也受之不忤。的確比起他們來,我在中學所讀的博物、地理、生物等全是死而無用的東西。我分不清稻苗禾棘,我辨不出驢騾,也從未參加過農村的生產勞動。在認識上我比不上他們;在對國家的貢獻上,我更是比不上他們。
錦繡河山
從廣州到杭州,約二十多小時的火車路程,大多數的時間,我都是在倚窗遠望或跟人聊天中度過。多少次孩子們跑到別人房間去玩,我一個人眺望火車駛過開闊的平原,止不住淚水直流。這是中國大陸的河山,我這個寄居異國的人,那年那月才能真的回到原來的祖國,為她盡一份棉薄的力量?在美國,我們有免費贈送的台灣《中央日報》。這家報紙經常說中國大陸災荒饑饉。我一路上所看到的稻田是一片豐收的景象,人力可以勝天。中國大陸的山川麵貌改變了不少,荒山變良田,河患治而水利興,中國人民已不怕天災,又怎會再受饑饉的威脅?我每過一站,都跑下去買點東西。沒有看到半個挨餓乞討的人。為什麽台灣那一小撮人,一定要為自己的私欲而歪曲中國大陸的進步的事實?為什麽要用欺騙、蒙蔽的愚民手段來製造我們居住外國的人與中國大陸人民隔閡?
湖濱漫步
八月九日下午三時多抵杭州,住進濱湖路上的華僑飯店。房間寬敞,地板亮潔,又有陽台,冷熱水二十四小時供應。我把東西安頓好,給孩子洗澡換衣,然後到樓下餐廳吃飯,飯菜的味道很好。飽餐以後,購得了市區遊覽圖,我便帶孩子沿湖漫步。湖邊納涼的人真是密密麻麻的,也有許多地方有人入水遊泳。我們一路上不斷地啃冰棍,有時也會被人包圍著。有人騎車馳過時,甚至親切地喊出:“喂!兩個小華僑!”我也常常回喊道:“喂!小心點,別掉下車來!”我們在路上買了不少蘋果、桃子和海棠果回旅館。
心神交流
第二天(八月十日)清晨,吃過早飯,帶孩子雇了一條小船去遊湖。在船上操作的是一位婦女。她的丈夫在別的機關工作,兩人收入在百元以上,兩個孩子都入學讀書,婆婆在家管理,他們每月都可以儲蓄一些錢。她已有了十年以上在西湖劃船的經驗。我向她討教應該如何遊覽西湖的名勝,她不厭其詳地告訴我。我跟孩子上岸遊玩時,她就坐在船上織毛線。當我們泛舟湖中時,孩子們扒著玩水,我則真有“身在舟中便是仙”的感覺。多美啊,在湖上蕩漾了兩小時,我當時的確有滿足至極的感覺。唯有在這美麗山河的懷抱裏,在富於親情的人群中,才有這種心神交流的快樂感覺。
巧遇畫家
劃船的那位婦女送我們到了中山公園,指點了我赴“樓外樓”吃飯的方向。這個飯館雖然有名,但是仍然很樸實。方桌,圓凳,客人擁擠,幾乎座無虛席。食客仍然是以國內人士占絕大多數。飽食一頓,剩下了不少,樓外樓的菜量很大,以後我跟孩子們吃飯,隻要一菜一湯就已經太夠了。
飯後,我們遊中山公園。走到西冷橋,轉到嶽墳附近的一個小亭,亭中很多人閑坐。旁邊有一個年輕男子,他穿著短褲,旁邊放著一部腳踏車,正專心一意畫水彩畫。兩個孩子立刻走到他旁邊。我自己感到累,在餐館跟人聊天太多,挑了個無人的長椅坐下來休息,並盤算著應該遊到何處去:靈隱寺?玉泉?還是漫步“蘇堤”?涼風拂麵,幾乎進入夢鄉。猛然驚醒,發現孩子還在畫家身側,我怕他們擾亂了畫家,喊了幾聲,“威令”不達,隻好親去管教。
孩子們嚷著要畫畫。畫家拿出了紙,讓出了畫架和顏料,我力阻無效之下,隻好痛苦地看著孩子把畫家的水彩弄得一塌糊塗。我們站著閑聊,我告訴他我來自台灣,也告訴他台北生活的情況,我也發現他對台灣的地理並不陌生,不象在台灣的青年人仍然是讀二十多年前的中國地理。
我覺得天色漸晚,不如帶孩子們走平湖秋月,沿白堤步行回旅館,跟畫家道再見,轉身而去。
為什麽忽然淚水盈眶?
八月十二日清晨,在旅館門口與畫家夫婦會合,我跟畫家夫婦搭公共汽車去遊虎跑、石屋洞和六和塔。一路上,我們象多年老友似地談大家的過去和感受。多少年來,我沒能如此輕易地、坦誠地結交新朋友。有的朋友相處幾十年,仍然有近在咫尺,如隔天涯之感。但這對夫婦,卻立刻令我傾心相交,好象找到了一對兄姐一樣。我們談他們的大學生活,談他們畢業後工作的情形,我發現我們之間有一個極大的區別:他們工作,總是先問這個工作是否為人民服務,是否對國家有益;我則先問這份工作可以有多少個人的收入。他們畢業時,爭取的是到邊疆和艱苦的地區去工作,爭取為國家為人民貢獻的更大機會。我記得我們將要離開大學的最後一年,終日棲棲惶惶,充滿了矛盾和憂慮,不敢戀愛,怕影響了“到美國留學和學習”的計劃;我們每天研究留學考試,沿門奔走於教授的府上,請他們在自己寫好的推薦信上簽字。我們探聽美國領事館英語考試的情況,為申請進入美國大學,為辦赴美手續而整日憂心忡忡,同學間的討論與話題很少能脫離這個範圍。到了美國,開始時為求學位,為謀生活立足點而嚐盡辛酸,失盡個人尊嚴。以後站穩了,又變成了房子與生活的奴隸。不錯,物質生活上,我們有許多現代工業的文明享受,但是精神上很多人是緊張的,徬徨的,更有不少人是完全墮落的。以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相比較,幾乎沒有一個在海外的中國學者,不論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在生活上能比得上這對夫婦的充實、快樂和健康。在六和塔的最高層,我遠眺錢塘大橋,看那一群群遊水劃艇的人,江河浩渺,聆聽兩位年齡相近的年輕人談話,忽然淚水盈眶,我轉過頭,極力地壓抑著。奇怪,十幾年來未曾在美國輕掉一滴淚水的我,為什麽踏上了中國大陸的土地以後,竟然變得如此多感?我原以為十幾年在美國的奮鬥,我的心腸已磨得有如鐵石一般。記得這次到台灣省探親,來與去,均未曾流下半滴淚。但麵對這原不熟悉的中國大陸山河,初次相識的充滿親情的人,竟然常常控製不住自己的感情。直到現在,我仍然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但是心裏常常響起“歸去吧”的強烈呼聲。他鄉雖好,終非吾土,若是有一天我也能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建設而盡一份棉薄,為社會主義的建設而流一點血汗,那麽我這一生才不算是完全浪費。
兩種醫療情況的比較
八月十三日一早,我們坐火車赴上海。離開杭州時,我沒有通知華僑服務社替我拍電報通知上海,所以到了上海站,我確是有顧了孩子顧不了行李的狼狽,幸而火車上的服務員幫忙,才在火車再度開動之前下了車。惶惑時,迎接其他華僑的旅行社接待人員發現了我,便也順便把我一起接走,送到華僑飯店。安頓好之後,我立即到民航局購妥了八月十五號晚上直飛北京的機票。然後帶孩子去人民醫院看病。小兒子的腿上長了許多過敏的紅斑。醫院的外表當然比不上美式醫院的豪華,但是服務的態度和醫療的知識卻是世界第一流。孩子看了醫生,拿了內服、外用兩種藥,一共隻花了人民幣二角。在美國,隻要踏進醫師的診所,隻說一句話,最少也得付上十元美金。通常,孩子們發小燒、感冒或輕度的皮膚過敏,一般的中等家庭通常都是不看醫生的。為了小病去看醫生,那是有錢人的奢侈享受。
在上海兩天,我們逛街,逛百貨公司,參觀了上海工業展覽館、少年宮等,又去看長沙馬王堆女屍解剖的紀錄片。華僑旅行社的接待人員很親切地接待我們,他們談吐真誠坦率,服務態度是勞而不怨,他們的見聞相當淵博,國外的大事了解很多,一點兒也不閉塞。
八月十五日夜裏飛抵北京,當晚住入華僑大廈。身在這世界聞名的北京,我興奮緊張之餘,不免感到惶惑。徬徨中,發現旅館裏有華僑服務社主辦的團體遊覽活動,可以報名參加,導遊四日,每天供應三餐,可去參觀長城、十三陵、出土文物、故宮、頤和園,以及工廠、公社和托兒所等,我立刻報名參加,隨著這個臨時湊成的旅遊團玩了四天,來自各地的華僑由陌生而逐漸熟悉。遊完中國大陸回去後四天快樂的觀光很快結束了,北京的曆史文物與風景,當然無需我這支笨拙的筆來介紹。我的遊記隻是我個人一些瑣碎的經驗和感慨。我在北京一共住了十二天,除了團體參觀的四天以外,其餘的時間我帶孩子去遊各個公園、動物園、天壇,閑逛大街小巷,看看古玩鋪子,參觀普通商店等。其間有兩天,獲得機會去參觀聞名全國的沙石峪和窮棒子的建明公社。
九月一日回到了美國,繼續收讀每天來自台灣的《中央日報》,覺得這份報紙應該改名為“自欺欺人報”或是“癡人說夢報”,任何人隻要親身去過一次中國大陸,那麽就會對《中央日報》的宣傳和其所代表的政權產生終身的免疫性。在這裏,我願意奉勸台灣的當權人:“現在該是夢醒、恢複清明”的時刻了。
香港《新晚報》1974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