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豐功偉績與他的人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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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學江
鄧小平，與孫中山、毛澤東並列，是20世紀站在中國曆史潮頭領導中國人民前進的三位偉人之一。他也是一位當之無愧的世界級偉人。世界曆史上有幾位偉人集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和改革家於一身？有幾個偉人是身經百戰、運籌幃幄、決戰千裏的將帥，又是治國安邦的能手，縱橫捭闔的外交高手，解決各種曆史難題和政治難題的大師，以及前無古人的改革大業的旗手？有幾個大政治家像鄧小平那樣在曲折的革命和政治生涯中有過“三下三上”政治傳奇？有誰在耄耋之年寫下改變一個占人類五分之一大國發展進程的光輝篇章？他是一位曆史的巨人，是中華民族的英雄，是中國的驕傲，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驕傲，是中國人民的驕傲。
偉大的20世紀，大變革的中國特殊社會環境，在中國共產黨內造就了一大批叱吒風雲的人物。毛澤東和鄧小平是他們的傑出代表。“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是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中國和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出了個鄧小平”，是鄧小平領導中國走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中國從此繁榮富強，人民過上富裕美好的生活。中國人走過的路雖然艱難曲折，但他們是幸運的。
鄧小平為什麽如此卓越，為什麽是他而不是別人能在上世紀70年代後期的重大曆史關頭，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撥開迷霧，引領中國這艘巨輪駛上正確的航程？這裏有許多原因。除了他巨大的功勳、威望、能力、智慧和深厚的權力根基外，跟他不可抗拒的人格力量有很大關係，與他在長期戰爭環境和激烈政治鬥爭中磨礪出來的堅強性格、領導風格和高尚人品的力量有很大關係。
英國著名唯物主義哲學家和科學家弗蘭西斯·培根有句名言：“性格決定命運”。
鄧小平性格和人格方麵的最鮮明、最寶貴之點是：剛強無畏、求真務實、革新求變和赤膽忠誠。這些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品質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集中在一個領袖人物身上，就能產生無窮的魅力、巨大的凝聚力、感召力和折服力。
鄧小平是個“用特殊材料製成的”鋼鐵硬漢，是個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的堅定鬥士，是個敢於直麵強者、義無返顧的勇士。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兩次被打倒，又兩次奇跡般地崛起，展現了中國政治舞台上絕無僅有的現象。他第一次因同劉少奇一起派工作組執行所謂壓製“造反派”的“50天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建國後所謂“修正主義路線”而被作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派”在全國範圍批判，從黨的總書記一夜之間成了“階下囚”，受盡不白之冤和人身淩辱。隨著文革鬥爭中政治力量的消長，鄧小平1972年又出乎外界意料地被“解放”出來，並在後來很快成為集黨、政、軍要職於一身、周恩來總理病重期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舉足輕重的人物。由於他對文革造成的各條戰線極度混亂狀況的大刀闊斧整頓和對文革勢力不妥協的態度，他在1976年被扣上“右傾翻案風的總根子”和“天安門事件的黑後台”的莫須有罪名，再次被打倒，被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再次淪為“階下囚”。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倒台後，在人民的呼喚下，他又一次登上曆史舞台。他這兩次政治上大落大起，發生在一個60多歲、70多歲的老人身上，如果沒有鋼鐵般的意誌和堅強的性格，怎能經受得起那種空前的、驚濤駭浪式的打擊？而且，在那樣的打擊下，他不但精神上沒有被整垮，反而愈挫愈勇。
令人敬佩的是，鄧小平與常人不同，他1972年恢複工作和後來主持中央工作後，他沒有那種“戴罪立功”、違心地“好好表現”的庸俗心態，沒有那種戰戰兢兢、謹小慎微的懦夫心理，沒有絲毫順從邪惡勢力、同流合汙、保全個人安危的奴顏和媚骨，也沒有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做個“太平官”的消極態度。他明知自己是“維吾爾姑娘辮子多”，明知前進道路上地雷滿布，明知可能會第二次被打倒，但他“敢”字當頭，橫下一條心，決心糾正文革極“左”和無政府主義造成的混亂局麵，恢複正常生產和社會秩序，大張旗鼓地在鐵路、鋼鐵、煤炭、教育、科技和軍隊各行各業展開整頓。他的大膽、魄力和無私無畏，他全麵整頓工作的卓有成效，獲得廣泛的歡呼和支持。在初期，毛澤東稱讚他“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病重的周恩來更是讚揚他的老戰友：“你這一年幹得好，比我強得多！”但鄧小平的努力卻招致四人幫的切齒痛恨，後來也為竭力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所不容。他再一次被打倒。
鄧小平政治上的堅定和強硬，突出地表現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決不拿原則做交易”。1974年9月，四人幫為了阻止鄧小平在未來的四屆人大上當第一副總理的人事安排，江青借口“風慶輪”事件，批示說“交通部確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建議“政治局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采取必要的措施”，其矛頭直接指向周總理和鄧小平。鄧小平隻是在自己名字上劃了個圈，沒有表示支持江青意見。江為此大鬧政治局，指責鄧小平。鄧小平義正詞嚴地指出：“這是強加於人，一定要寫上讚成你們的意見嗎？”針對江青掀起“批經驗主義”惡浪並在私下找人談話，意在反對周總理，鄧小平在政治局會上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很明顯，在政治局一個一個動員反總理！”毛遠新奉命找鄧小平“談話”，小平明知來頭，但對毛遠新咄咄逼人的11個方麵的質問，堅決地頂了回去。為了肯定文化大革命，要求鄧小平主持起草一個決議，總的評價是“三七開”。麵對這個兩難問題，鄧小平毅然表示：“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鄧小平在重大原則問題上不讓步，不僅表現在“文革”期間，在對待毛澤東逝世後出現的“兩個凡是”問題和八十年代反自由化、反動亂問題上都是如此。不僅處理國內問題上如此，在處理對外問題上也是如此。
在1956年、1960年和1963年，鄧小平在莫斯科三次舌戰赫魯曉夫和蘇共頭號理論家蘇斯洛夫，令其理屈詞窮，節節敗退。赫魯曉夫親嚐了“鄧辣椒”厲害後感歎道：“一位來自四川省的豪俠鬥士！”
在香港回歸問題上，1982年9月22日，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挾著馬島戰爭勝利的餘威來到北京，先聲奪人地提出有關香港的三個殖民條約仍然有效。鄧小平毫不含糊地回敬道：“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如果1984年雙方不能就回歸時間達成協議，中方將單方麵宣布收回香港。針對撒切爾夫人所說，如果中方收回香港，將“帶來災難性影響”，鄧小平說，如果這樣，我們要勇敢地麵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並進一步指出，他擔心今後15年過渡期香港會出現大的混亂，製造這些混亂的主要是英國人。麵對主權和治權都將被中國一並收回的壓力，撒切爾夫人表現非常狼狽。西方“鐵娘子”實實在在地領略了東方“鋼鐵漢”的厲害。
鄧小平雖然秉性剛毅、強硬、勇敢、無畏，但他同時又是一個韜略在胸、有智慧、有高超鬥爭藝術和領導藝術的人，是一個對戰友、對同誌、對下屬、對家人重情誼、重感情的人。
鄧小平是個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徹底唯物主義者。
實事求是，是鄧小平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的典型特征，貫穿於他的一生和滲透於他的一切言論和行動。1987年3月2日會見美國國務卿舒爾茨時，鄧小平講了一段精彩的自我評價的話：“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成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較準確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從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中國社會長期彌漫著“假”、“大”、“空”，浮誇浮躁，迷信崇拜，空喊口號，高唱讚歌的風氣，而且成為不可違逆的潮流和時尚。但鄧小平卻不屑為伍，始終保持務實的本色。“實事求是”、“少說空話，多幹實事”，“一切從實際出發”，“說真話，說短話，辦實事”，“實幹興邦，空談誤國”，“尊重群眾，尊重實踐”，改革的成功“不是靠本本、靠教條”，這些務實的至理名言，充滿了他的講話和每個重要決策過程。他開會、說話總是觀點明確，言簡意賅，開門見山，單刀直入，斬釘截鐵，不編串子，不說套話，不唱讚歌，不引經據典，不故弄玄虛。
“不管黃（白）貓、黑貓，隻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是他家喻戶曉、傳遍世界的名言，是他務實的經濟思想的真諦，是他治國的一個重要理念，也是反“左”、反教條主義、反形式主義的銳利武器。盡管他這句話在文革中被當作“修正主義”和“實用主義”大加撻伐，但講究實際的老百姓，特別是從聯產承包責任製中得到好處的農民，都認為這句來自民間的諺語是對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它有無限的生命力。
鄧小平全麵正確評價毛澤東，是他無數實事求是例證中令人無比信服的一個，再次表明他不愧為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典範。
1977年1月華國鋒同誌指示寫作班子在他的一個講話提綱中寫上“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堅決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損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須堅決製止，不能容忍”。2月7日稍加修改後在“兩報一刊”社論中發表，作為今後的指導方針。當時尚處於逆境中的鄧小平，敏銳地感到，“兩個凡是”代表了一條錯誤的唯心主義思想路線，是給國家帶來動蕩和災難的文革路線的繼續，堅持還是否定“兩個凡是”，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大問題。他4月毅然決然給黨中央寫信，提出“我們必世世代代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觀點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這個“全麵”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觀點，吹響了一次思想大解放運動的號角。他再次複出後，領導了全國範圍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正確標準的大討論，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路線的確立和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打下了思想基礎。
在毫不含糊地批評“兩個凡是”這種對毛澤東肯定一切傾向的同時，鄧小平同樣毫不含糊地批評因糾正毛主席晚年錯誤而產生的全盤否定毛澤東的另一種傾向，充分顯示了鄧小平捐棄個人前嫌的寬廣胸懷和高度實事求是精神的成熟政治家的品質。他強調，“對毛澤東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僅僅涉及毛澤東同誌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曆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大局……這不隻是個理論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他指出，“因為他的功績而諱言他的錯誤，這不是唯物主義態度。因為他的錯誤而否定他的功績，同樣不是唯物主義態度。”毛澤東同誌錯誤的性質“是一個偉大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這同林彪、“四人幫”反黨、反革命的陰謀是有根本區別的。“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負責同誌都有錯,……當然毛澤東同誌要負主要責任。”“單單講毛澤東同誌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製度。”“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同誌一個人創造，包括老一代革命家都參與了毛澤東思想的建立和發展”，“毛澤東同誌的事業和思想，都不隻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經驗的結晶。”根據鄧小平這些實事求是的思想和原則，起草並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成功而圓滿地解決了對毛澤東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地位作出了全麵公正、科學的評價的問題，既糾正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又維護了他的威望，達到了統一全黨全國人民思想和實現安定團結的目的。
鄧小平思想活躍，充滿不斷求新變革的精神，是中國曆史上罕有的成功的偉大改革家。
在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發起和推行改革並取得成功，是鄧小平對中國和國際社會的特殊貢獻，是奠定他成為20世紀中國和世界偉人的主要根據。鄧小平是個徹底的革命者，他的變革求新思想是他繼續革命思想的自然發展和延續。與一般的革命者不同，他認為取得革命成功後不應該停止不前，不應該對從蘇聯搬過來的製度一成不變，不應該對自己參與製定的政策和建立的發展模式故步自封，要與時俱進，不斷完善和創新。他認為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來自改革，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他把改革視為“第二次革命”。
基於他廣闊的世界眼光，對社會主義社會的深刻理解，對計劃經濟利弊的深刻了解，對人民群眾真實願望和要求的深刻了解，對文化大革命這樣性質錯誤發生和危害性的深刻認識，鄧小平比誰都更迫切地感到中國改革的必要性，他大聲疾呼：“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社會主義就隻有死路一條。”
在引導全黨全國就什麽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似乎早已解決、實際上遠沒解決的基本問題展開大討論，不斷加深認識的基礎上，他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從而“在社會主義問題上”擺脫了過去長期廣泛存在的過熱和急躁情緒，以及揭示一係列“左”的政策產生的重要根源；他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徹底拋棄過去長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強調“發展是硬道理”，“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克服了長期忽視發展生產力的錯誤；提出建立以公有製為主、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經濟結構，擺脫傳統社會主義單一的公有製經濟結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打破過去排斥商品和市場、束縛發展的計劃經濟模式；他提出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衝決了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平均主義思想；他倡導全方位開放，大膽吸收西方國家的資金、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改變了過去封閉式建設的狹隘做法。在他推動下，建立了經濟特區，開放了沿海城市；在他領導下，改革從農村到城市，從企業到各行各業；在經濟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時候，他又提出了政治改革的目標和原則……
鄧小平不顧高齡，嘔心瀝血，從理論、目標、方針、政策、舉措、步驟各個方麵設計改革藍圖，一步一步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大業推向前進。在他88歲的時候，還懷著滿腔改革的熱血，不辭勞苦，巡視南方，發表著名的視察南方談話，有針對性地回答和闡述了改革開放的一係列重大問題，把改革理論發展到新高度，進而掀起了改革開放的新高潮。
鄧小平是個襟懷坦蕩、光明磊落，勇於承擔的正人君子，是個不爭功不諉過、大公無私的純粹人。
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幾位長期擔任黨、國家、政府、軍隊最高職務的領導人相繼去世後，鄧小平具有一切條件擔任這些最高職務，但他堅決拒絕接受。1980年11月政治局會議認為，華國鋒同誌不適宜擔任黨、政、軍最高領導，許多人力主鄧小平擔任黨主席和軍委主席，但小平從培養接班人的大局出發，竭力做黨內工作，讓較年輕的胡耀邦擔任黨主席，他隻答應暫時擔任一段軍委主席。是他一再堅持，在黨內排名一直排在葉劍英之後。他始終沒有擔任黨主席、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任何一項職務。1989年11月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上，他辭去軍委主席。美聯社高度評價說：“鄧小平是功勳卓著受愛戴薦賢讓位第一人。”
在需要承擔的時候，他決不畏縮和推諉，總是主動站出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親自領導給幾十萬曆次運動中的受害者平反，並公開作自我批評，他說：“1957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文革初期各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揪鬥工作組的人，鄧小平在檢查中強調，必須講清楚，在中央派工作組的錯誤問題上就是少奇和我的責任，其他人沒有責任，地方幹部更沒有責任，他們是好幹部。在對毛澤東所犯錯誤的責任的分析上，他說：“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同誌都有錯。'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在1989年發生政治動亂，黨和國家麵臨危機的時候，鄧小平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起，毅然采取果斷措施，平息了動亂，維護了國家和社會穩定，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繼續前進。
鄧小平是個無限忠於黨、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的精忠赤子。
鄧小平是黨的領袖，人民的領袖，他始終胸懷祖國，和人民心連心。“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這兩句樸實無華的話，表露了鄧小平偉大而崇高的心靈，是他漫長一生奮鬥的力量源泉。
為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他16歲就隻身飄洋過海，求學歐洲；為拯救人民於水火，他20多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戰；為堅持真理、堅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他不怕三次被“左”傾錯誤所打倒，幾近滅頂之災而無悔；為了祖國強盛和人民富裕，他以巨大的政治膽略和無比的勇氣，衝破“左”的思想和教條主義的重重障礙和束縛，開辟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
“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讚成不讚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是他老人家指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尊重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始終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他老人家治國思想的主線。
“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這是他第三次複出後向全黨提出的一個問題。
鄧小平不忘祖國和人民，祖國和人民也永遠不會忘記他。他的名字和他建立的不朽豐碑，將永遠樹立在人民的心中。
世界上，不管持何種立場、觀點和信仰的人，都不能不承認：鄧小平是位頂天立地的人，是位改變曆史的人，是位有鮮明個性的偉大領導人，他的人格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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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學江
鄧小平，與孫中山、毛澤東並列，是20世紀站在中國曆史潮頭領導中國人民前進的三位偉人之一。他也是一位當之無愧的世界級偉人。世界曆史上有幾位偉人集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和改革家於一身？有幾個偉人是身經百戰、運籌幃幄、決戰千裏的將帥，又是治國安邦的能手，縱橫捭闔的外交高手，解決各種曆史難題和政治難題的大師，以及前無古人的改革大業的旗手？有幾個大政治家像鄧小平那樣在曲折的革命和政治生涯中有過“三下三上”政治傳奇？有誰在耄耋之年寫下改變一個占人類五分之一大國發展進程的光輝篇章？他是一位曆史的巨人，是中華民族的英雄，是中國的驕傲，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驕傲，是中國人民的驕傲。
偉大的20世紀，大變革的中國特殊社會環境，在中國共產黨內造就了一大批叱吒風雲的人物。毛澤東和鄧小平是他們的傑出代表。“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是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中國和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出了個鄧小平”，是鄧小平領導中國走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中國從此繁榮富強，人民過上富裕美好的生活。中國人走過的路雖然艱難曲折，但他們是幸運的。
鄧小平為什麽如此卓越，為什麽是他而不是別人能在上世紀70年代後期的重大曆史關頭，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撥開迷霧，引領中國這艘巨輪駛上正確的航程？這裏有許多原因。除了他巨大的功勳、威望、能力、智慧和深厚的權力根基外，跟他不可抗拒的人格力量有很大關係，與他在長期戰爭環境和激烈政治鬥爭中磨礪出來的堅強性格、領導風格和高尚人品的力量有很大關係。
英國著名唯物主義哲學家和科學家弗蘭西斯·培根有句名言：“性格決定命運”。
鄧小平性格和人格方麵的最鮮明、最寶貴之點是：剛強無畏、求真務實、革新求變和赤膽忠誠。這些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品質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集中在一個領袖人物身上，就能產生無窮的魅力、巨大的凝聚力、感召力和折服力。
鄧小平是個“用特殊材料製成的”鋼鐵硬漢，是個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的堅定鬥士，是個敢於直麵強者、義無返顧的勇士。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兩次被打倒，又兩次奇跡般地崛起，展現了中國政治舞台上絕無僅有的現象。他第一次因同劉少奇一起派工作組執行所謂壓製“造反派”的“50天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建國後所謂“修正主義路線”而被作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派”在全國範圍批判，從黨的總書記一夜之間成了“階下囚”，受盡不白之冤和人身淩辱。隨著文革鬥爭中政治力量的消長，鄧小平1972年又出乎外界意料地被“解放”出來，並在後來很快成為集黨、政、軍要職於一身、周恩來總理病重期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舉足輕重的人物。由於他對文革造成的各條戰線極度混亂狀況的大刀闊斧整頓和對文革勢力不妥協的態度，他在1976年被扣上“右傾翻案風的總根子”和“天安門事件的黑後台”的莫須有罪名，再次被打倒，被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再次淪為“階下囚”。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倒台後，在人民的呼喚下，他又一次登上曆史舞台。他這兩次政治上大落大起，發生在一個60多歲、70多歲的老人身上，如果沒有鋼鐵般的意誌和堅強的性格，怎能經受得起那種空前的、驚濤駭浪式的打擊？而且，在那樣的打擊下，他不但精神上沒有被整垮，反而愈挫愈勇。
令人敬佩的是，鄧小平與常人不同，他1972年恢複工作和後來主持中央工作後，他沒有那種“戴罪立功”、違心地“好好表現”的庸俗心態，沒有那種戰戰兢兢、謹小慎微的懦夫心理，沒有絲毫順從邪惡勢力、同流合汙、保全個人安危的奴顏和媚骨，也沒有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做個“太平官”的消極態度。他明知自己是“維吾爾姑娘辮子多”，明知前進道路上地雷滿布，明知可能會第二次被打倒，但他“敢”字當頭，橫下一條心，決心糾正文革極“左”和無政府主義造成的混亂局麵，恢複正常生產和社會秩序，大張旗鼓地在鐵路、鋼鐵、煤炭、教育、科技和軍隊各行各業展開整頓。他的大膽、魄力和無私無畏，他全麵整頓工作的卓有成效，獲得廣泛的歡呼和支持。在初期，毛澤東稱讚他“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病重的周恩來更是讚揚他的老戰友：“你這一年幹得好，比我強得多！”但鄧小平的努力卻招致四人幫的切齒痛恨，後來也為竭力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所不容。他再一次被打倒。
鄧小平政治上的堅定和強硬，突出地表現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決不拿原則做交易”。1974年9月，四人幫為了阻止鄧小平在未來的四屆人大上當第一副總理的人事安排，江青借口“風慶輪”事件，批示說“交通部確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建議“政治局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采取必要的措施”，其矛頭直接指向周總理和鄧小平。鄧小平隻是在自己名字上劃了個圈，沒有表示支持江青意見。江為此大鬧政治局，指責鄧小平。鄧小平義正詞嚴地指出：“這是強加於人，一定要寫上讚成你們的意見嗎？”針對江青掀起“批經驗主義”惡浪並在私下找人談話，意在反對周總理，鄧小平在政治局會上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很明顯，在政治局一個一個動員反總理！”毛遠新奉命找鄧小平“談話”，小平明知來頭，但對毛遠新咄咄逼人的11個方麵的質問，堅決地頂了回去。為了肯定文化大革命，要求鄧小平主持起草一個決議，總的評價是“三七開”。麵對這個兩難問題，鄧小平毅然表示：“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鄧小平在重大原則問題上不讓步，不僅表現在“文革”期間，在對待毛澤東逝世後出現的“兩個凡是”問題和八十年代反自由化、反動亂問題上都是如此。不僅處理國內問題上如此，在處理對外問題上也是如此。
在1956年、1960年和1963年，鄧小平在莫斯科三次舌戰赫魯曉夫和蘇共頭號理論家蘇斯洛夫，令其理屈詞窮，節節敗退。赫魯曉夫親嚐了“鄧辣椒”厲害後感歎道：“一位來自四川省的豪俠鬥士！”
在香港回歸問題上，1982年9月22日，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挾著馬島戰爭勝利的餘威來到北京，先聲奪人地提出有關香港的三個殖民條約仍然有效。鄧小平毫不含糊地回敬道：“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如果1984年雙方不能就回歸時間達成協議，中方將單方麵宣布收回香港。針對撒切爾夫人所說，如果中方收回香港，將“帶來災難性影響”，鄧小平說，如果這樣，我們要勇敢地麵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並進一步指出，他擔心今後15年過渡期香港會出現大的混亂，製造這些混亂的主要是英國人。麵對主權和治權都將被中國一並收回的壓力，撒切爾夫人表現非常狼狽。西方“鐵娘子”實實在在地領略了東方“鋼鐵漢”的厲害。
鄧小平雖然秉性剛毅、強硬、勇敢、無畏，但他同時又是一個韜略在胸、有智慧、有高超鬥爭藝術和領導藝術的人，是一個對戰友、對同誌、對下屬、對家人重情誼、重感情的人。
鄧小平是個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徹底唯物主義者。
實事求是，是鄧小平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的典型特征，貫穿於他的一生和滲透於他的一切言論和行動。1987年3月2日會見美國國務卿舒爾茨時，鄧小平講了一段精彩的自我評價的話：“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成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較準確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從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中國社會長期彌漫著“假”、“大”、“空”，浮誇浮躁，迷信崇拜，空喊口號，高唱讚歌的風氣，而且成為不可違逆的潮流和時尚。但鄧小平卻不屑為伍，始終保持務實的本色。“實事求是”、“少說空話，多幹實事”，“一切從實際出發”，“說真話，說短話，辦實事”，“實幹興邦，空談誤國”，“尊重群眾，尊重實踐”，改革的成功“不是靠本本、靠教條”，這些務實的至理名言，充滿了他的講話和每個重要決策過程。他開會、說話總是觀點明確，言簡意賅，開門見山，單刀直入，斬釘截鐵，不編串子，不說套話，不唱讚歌，不引經據典，不故弄玄虛。
“不管黃（白）貓、黑貓，隻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是他家喻戶曉、傳遍世界的名言，是他務實的經濟思想的真諦，是他治國的一個重要理念，也是反“左”、反教條主義、反形式主義的銳利武器。盡管他這句話在文革中被當作“修正主義”和“實用主義”大加撻伐，但講究實際的老百姓，特別是從聯產承包責任製中得到好處的農民，都認為這句來自民間的諺語是對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它有無限的生命力。
鄧小平全麵正確評價毛澤東，是他無數實事求是例證中令人無比信服的一個，再次表明他不愧為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典範。
1977年1月華國鋒同誌指示寫作班子在他的一個講話提綱中寫上“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堅決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損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須堅決製止，不能容忍”。2月7日稍加修改後在“兩報一刊”社論中發表，作為今後的指導方針。當時尚處於逆境中的鄧小平，敏銳地感到，“兩個凡是”代表了一條錯誤的唯心主義思想路線，是給國家帶來動蕩和災難的文革路線的繼續，堅持還是否定“兩個凡是”，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大問題。他4月毅然決然給黨中央寫信，提出“我們必世世代代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觀點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這個“全麵”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觀點，吹響了一次思想大解放運動的號角。他再次複出後，領導了全國範圍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正確標準的大討論，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路線的確立和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打下了思想基礎。
在毫不含糊地批評“兩個凡是”這種對毛澤東肯定一切傾向的同時，鄧小平同樣毫不含糊地批評因糾正毛主席晚年錯誤而產生的全盤否定毛澤東的另一種傾向，充分顯示了鄧小平捐棄個人前嫌的寬廣胸懷和高度實事求是精神的成熟政治家的品質。他強調，“對毛澤東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僅僅涉及毛澤東同誌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曆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大局……這不隻是個理論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他指出，“因為他的功績而諱言他的錯誤，這不是唯物主義態度。因為他的錯誤而否定他的功績，同樣不是唯物主義態度。”毛澤東同誌錯誤的性質“是一個偉大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這同林彪、“四人幫”反黨、反革命的陰謀是有根本區別的。“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負責同誌都有錯,……當然毛澤東同誌要負主要責任。”“單單講毛澤東同誌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製度。”“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同誌一個人創造，包括老一代革命家都參與了毛澤東思想的建立和發展”，“毛澤東同誌的事業和思想，都不隻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經驗的結晶。”根據鄧小平這些實事求是的思想和原則，起草並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成功而圓滿地解決了對毛澤東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地位作出了全麵公正、科學的評價的問題，既糾正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又維護了他的威望，達到了統一全黨全國人民思想和實現安定團結的目的。
鄧小平思想活躍，充滿不斷求新變革的精神，是中國曆史上罕有的成功的偉大改革家。
在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發起和推行改革並取得成功，是鄧小平對中國和國際社會的特殊貢獻，是奠定他成為20世紀中國和世界偉人的主要根據。鄧小平是個徹底的革命者，他的變革求新思想是他繼續革命思想的自然發展和延續。與一般的革命者不同，他認為取得革命成功後不應該停止不前，不應該對從蘇聯搬過來的製度一成不變，不應該對自己參與製定的政策和建立的發展模式故步自封，要與時俱進，不斷完善和創新。他認為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來自改革，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他把改革視為“第二次革命”。
基於他廣闊的世界眼光，對社會主義社會的深刻理解，對計劃經濟利弊的深刻了解，對人民群眾真實願望和要求的深刻了解，對文化大革命這樣性質錯誤發生和危害性的深刻認識，鄧小平比誰都更迫切地感到中國改革的必要性，他大聲疾呼：“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社會主義就隻有死路一條。”
在引導全黨全國就什麽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似乎早已解決、實際上遠沒解決的基本問題展開大討論，不斷加深認識的基礎上，他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從而“在社會主義問題上”擺脫了過去長期廣泛存在的過熱和急躁情緒，以及揭示一係列“左”的政策產生的重要根源；他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徹底拋棄過去長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強調“發展是硬道理”，“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克服了長期忽視發展生產力的錯誤；提出建立以公有製為主、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經濟結構，擺脫傳統社會主義單一的公有製經濟結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打破過去排斥商品和市場、束縛發展的計劃經濟模式；他提出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衝決了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平均主義思想；他倡導全方位開放，大膽吸收西方國家的資金、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改變了過去封閉式建設的狹隘做法。在他推動下，建立了經濟特區，開放了沿海城市；在他領導下，改革從農村到城市，從企業到各行各業；在經濟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時候，他又提出了政治改革的目標和原則……
鄧小平不顧高齡，嘔心瀝血，從理論、目標、方針、政策、舉措、步驟各個方麵設計改革藍圖，一步一步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大業推向前進。在他88歲的時候，還懷著滿腔改革的熱血，不辭勞苦，巡視南方，發表著名的視察南方談話，有針對性地回答和闡述了改革開放的一係列重大問題，把改革理論發展到新高度，進而掀起了改革開放的新高潮。
鄧小平是個襟懷坦蕩、光明磊落，勇於承擔的正人君子，是個不爭功不諉過、大公無私的純粹人。
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幾位長期擔任黨、國家、政府、軍隊最高職務的領導人相繼去世後，鄧小平具有一切條件擔任這些最高職務，但他堅決拒絕接受。1980年11月政治局會議認為，華國鋒同誌不適宜擔任黨、政、軍最高領導，許多人力主鄧小平擔任黨主席和軍委主席，但小平從培養接班人的大局出發，竭力做黨內工作，讓較年輕的胡耀邦擔任黨主席，他隻答應暫時擔任一段軍委主席。是他一再堅持，在黨內排名一直排在葉劍英之後。他始終沒有擔任黨主席、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任何一項職務。1989年11月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上，他辭去軍委主席。美聯社高度評價說：“鄧小平是功勳卓著受愛戴薦賢讓位第一人。”
在需要承擔的時候，他決不畏縮和推諉，總是主動站出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親自領導給幾十萬曆次運動中的受害者平反，並公開作自我批評，他說：“1957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文革初期各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揪鬥工作組的人，鄧小平在檢查中強調，必須講清楚，在中央派工作組的錯誤問題上就是少奇和我的責任，其他人沒有責任，地方幹部更沒有責任，他們是好幹部。在對毛澤東所犯錯誤的責任的分析上，他說：“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同誌都有錯。'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在1989年發生政治動亂，黨和國家麵臨危機的時候，鄧小平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起，毅然采取果斷措施，平息了動亂，維護了國家和社會穩定，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繼續前進。
鄧小平是個無限忠於黨、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的精忠赤子。
鄧小平是黨的領袖，人民的領袖，他始終胸懷祖國，和人民心連心。“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這兩句樸實無華的話，表露了鄧小平偉大而崇高的心靈，是他漫長一生奮鬥的力量源泉。
為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他16歲就隻身飄洋過海，求學歐洲；為拯救人民於水火，他20多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戰；為堅持真理、堅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他不怕三次被“左”傾錯誤所打倒，幾近滅頂之災而無悔；為了祖國強盛和人民富裕，他以巨大的政治膽略和無比的勇氣，衝破“左”的思想和教條主義的重重障礙和束縛，開辟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
“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讚成不讚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是他老人家指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尊重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始終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他老人家治國思想的主線。
“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這是他第三次複出後向全黨提出的一個問題。
鄧小平不忘祖國和人民，祖國和人民也永遠不會忘記他。他的名字和他建立的不朽豐碑，將永遠樹立在人民的心中。
世界上，不管持何種立場、觀點和信仰的人，都不能不承認：鄧小平是位頂天立地的人，是位改變曆史的人，是位有鮮明個性的偉大領導人，他的人格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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