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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年，二戰後第四共和國麵臨嚴重的內外危機，不得不請二戰英雄戴高樂出山。而戴高樂的條件就是製訂新憲法，加強總統的權力。當今天第五共和又麵臨內外交困的局麵時，其變革的方向恐怕是製約民眾的權力。這既取決於危機的惡化程度，又一方麵也取決於民眾的覺悟。法國複興前途之荊棘實難想像。
一向與眾不同的法國總統薩科齊終於再次創造曆史：第五共和國曆史上第一位在職總統首輪選舉名列第二、第五共和國三十年來首位總統尋求連任失敗。
薩科齊的失敗實是情理之中。經濟危機以來，全球幾乎所有受危機衝擊國家：無論民主還是專製，無論是選票還是革命，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實現了政黨更替。顯然，經濟危機是超越意識形態的。要知道，2007年以來，歐盟失業上升39.6%，英國上升67%，西班牙上升191%，法國雖然稍好，五年間失業人口也增加100萬。在這樣的執政業績麵前，誰還能保的住執政大位？
相對而言，薩科齊還是坐滿了任期，不像其他國家的領導人均是提前下台。當然，這一波浪潮中，也有例外。比如海峽兩岸：大陸逆境繼續高速增長，在西方迅速倒退的對比之下，崛起反而更為強勢。台灣的馬英九上任後及時調整兩岸政策，獲得大陸力撐，成功擺脫危機影響，從而在全球政治動蕩大潮中十分罕見地成功連任。
其次，薩科齊上台不久便遭遇肇始於大西洋彼岸的經濟危機，這對久已積弊纏身的法國可謂雪上加霜。在種種內外壓力下，薩科齊不得不鬥膽對福利製度進行改革，實行一定程度的財政緊縮政策，這其中又以退休製度改革最為敏感。盡管相對於其他國家，改革的幅度實在微小，但卻已令早已被民主“嬌慣”的選民無法接受。因此，通過選舉進行懲罰或曰報複自是必然的。當然，薩科齊的命運也是民主國家的共性，以深得人心的環保黨綠黨來講，隻要它提議提高油價，選票立即大幅減少。
最後，薩科齊作為第二代匈牙利移民，其高調、奢華、衝動、多變的執政風格與法國政治傳統迥異。比如他2007年剛剛贏得大選就立即應億萬富翁朋友之邀，豪華度假。麵對外界批評，他還振振有詞：沒花納稅人一分錢。但法國民眾絕非***，深知天下沒有免費的晚餐，政治與金錢的交易是免不了的。
2008年，他參加巴黎農業展，僅僅由於一位不讚成他政策的農民拒絕與其握手，便對之破口大罵：滾開，傻瓜！此舉通過電視轉播全球皆知。不僅是對農民，就是對號稱無冕之王的記者也是睚眥必報。著名的電視主持人PPDA在一次采訪中，言語中略有得罪，就被辭退。還有巴黎競賽報刊登了他前妻的私生活照片，便導致數人被解職。更有一次，他為了一篇涉及第一夫人的文章，直接拿起電話與記者對罵，並聲稱自己有權力保護自己的家庭。
當然作為總統，除了要“捍衛”自己的家庭，還要蔭庇自己的兒子們。就在本次大選前，其中一子在他國生病，居然動用總統專機將之接回。另有一二十出頭的虎子，雖然在大學成績不佳而不得不複讀一年，卻居然已是執政黨在某省的負責人。盡管如此，薩科齊還不滿足，還想讓其競選歐洲最大商業區、拉台芳斯商業區公共管理機構委員會主席。由於委員會都是薩科齊的親信，所謂競選不過是（民主的）過場。此舉引發法國社會各界眾怒，直到最後一刻，薩科齊才讓步，以其子放棄競選告終，但已重創其形象。
這正如德國《明鏡周刊》所評論的：薩科齊由執政初期60％的支持率最後變成最不受歡迎總統，是因為他玷汙了他的權位。他不像高貴的國王，而是如暴發戶般把自己和國家混為一談。所以，奧朗德的勝利首先是因為法國人懲罰了薩科齊。
本來，以歐洲正常的政治生態，經濟形勢良好，往往左派會獲勝，以便多分蛋糕；而當經濟不好時，右派就會上台，以便做大蛋糕。但這一次，薩科齊可謂天怒人怨，居然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敗北。選舉結果一公布，我立即趕去左派集會的巴士底獄廣場，沿途激動的人群無不高喊“薩科齊完蛋了”、“薩科齊死掉了”。不過，以身居法國的華人來看，實在想不通何以5年前他竟能獲勝。難道真如意大利選民所講：之所以一再選擇醜聞頻出的貝盧斯科尼，實在是因為他是一個相比而言更不爛的蘋果而已。
左派在闊別近二十年後，終於重新執政，自然令人擔憂困境中的法國將走向何方。
以個人之見，雖然薩科齊不為人所喜，但畢竟他對問題的認識還是到位的，其改革的力度雖然不大，但方向也是正確的。假設他能夠連任，還真說不定能把法國帶出困境。但現在由於種種原因，換成左派社會黨的奧朗德，法國的前景可謂十分暗淡。
說起來，法國今日之困境，左派的社會黨可謂“居功至偉”。1980年，社會黨第一次執政，立即進行全麵的國有化，與當時英、美兩國掀起的私有化浪潮背道而馳。不僅如此，還一下把退休年齡從65歲降到60歲。此舉自然大得人心，卻導致法國競爭力下降，經濟活力日益喪失。如果說當初社會黨推出這樣的舉措還是由於法國的整體經濟發展不錯，但到了左派若斯潘出任總理時，法國經濟已經頻頻示警之時，竟然還推出全球獨一無二的“三十五小時”工作製，這就實在是匪夷所思了。到現在，一名法國工人的成本是德國的兩倍，自然的，法國的失業率也是德國的兩倍。
這一次選舉，社會黨利用民眾對緊縮政策的不滿，提出擴大開支刺激經濟增長，以經濟增長的方式解決問題。隻不過，2007年法國總理菲永就宣布財政已經破產，法國哪還有錢再投資呢？為了籌到錢，社會黨候選人又聲稱將對高收入階層征收75%的稅，其殺富濟貧之意昭然若揭。這自然將導致富有階層要麽移民，要麽轉移資產：其實每到選舉期，法國都有大量資金外流。
社會黨為討好選民，不僅內政上四處許諾，外交上也是大開支票。奧朗德聲稱一旦勝選將與歐盟重新談判薩科齊與歐洲各國達成的反危機協議，包括共同財政契約。眾所周知，幾年來，曆經周折，歐元區好不容易凝聚了短期方案共識，穩住了市場信心。由德法領頭的節約措施，逼迫歐元區各政府勒緊褲帶，大量削減公共支出以降低國債負擔。
基於這個方案，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牽頭的拯救計劃，才逐漸具備規模。世界銀行、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等相繼為防止歐債危機擴散的“全球防火牆”，注資高達7000億美元，而這一切成果都可能被奧朗德毀於一旦。如果法國帶頭改變立場，繼續寅吃卯糧的福利政策，而其他國家有樣學樣，目前勉強維係的局麵將分崩離析。這也是為什麽，選舉結果公布後，歐元對英磅和美元立即貶值，各歐洲各國、美國以及日本股市立即應聲下跌。
在社會黨慶祝勝利的巴士底獄廣場，許多支持者打著這樣的標語：退休年齡60歲！最低工資1700歐元！（法國目前平均工資不到2000歐元）。麵對這樣的支持群體，奧朗德要想執政進而尋求連任，除了迎合別無他法。在這種情況下，法國或許將采用危機前希臘的辦法：借貸以及瞞和騙（不公布真實經濟數據，四處借貸，直到紙裏抱不住火）。
法國的前景雖然令人擔憂，不過這對中國未必不利。法國的左派向來注重意識形態，對中國也一向不如右派友好——2007年競選辯論時，社會黨候選人羅亞爾夫人竟然公然拋出頗有冷戰色彩的對華政策：抵製北京奧運會。這一次大選前，奧朗德的特使、前總理法比尤斯在中國遭到冷遇，於是記者會也不開了，行程也縮短了，足見顯示雙方關係之冷淡。
但法國深陷危機而不撥，左派又想重新談判與歐盟達成的反危機協議，至少可以預見的是，其執政前幾年重心必放到內政和歐盟的關係上，再無餘力挑戰中國。中法關係未必繼續升溫，但自會保持穩定。這也是為什麽，他在選前的一次記者會上，當有記者問他是當選後是否會會見達賴。他的回答是：“如果我在5月6日獲勝的話，我要做的事情是和中國國家主席舉行會晤。”雖然在危機的背景下，雙方在經濟上會有摩擦，但縱觀中法建交近半個世紀，雙方可曾因為經濟問題反目？套用中國一句流行語：用錢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
法國大選的結果，對中國的另一重意義就是它再一次展現了西方向全球輸出的民主製度之弊端和無方可解。首先，奧朗德沒有擔任過任何公職，缺乏行政經驗，簡直是法國的奧巴馬。在經濟危機的特殊時刻，一個毫無行政經驗的政治人物竟然要治理世界大國，其難度和風險可想而知。如果和中國從政人員必須從基層曆練、一步一個台階相比，其差距顯然難以足道。
不僅如此，由於政黨輪替，所有政務官統統輪換，一切都要從頭開始。不僅奧朗德是新人，所有各部官員皆如是——要知道社會黨已經近二十年沒有執政，有經驗的人才自然無多。即使過去有經驗之人，脫離二十年，豈還複上佳狀態？這和中國長期培養、新老接替、以老帶新模式顯然又是遜色太多。這也是為什麽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可以三十多年一以貫之，不會一而再地出現今天之我否定昨天之我，結果長期來看仍是原地踏步。
其次，公正而言，今天的西方危機責任並不僅僅在統治者，也不僅僅在金融巨鱷，也在民眾本身，即不僅是1%也是99%的責任。本來西方的左派主張高稅收和高福利，右派主張低稅收低福利，但為了迎合民眾或者為了贏得大選，左派上台隻搞高福利，右派上台隻搞低稅收——薩科齊雖然是右派，但他執政的五年，法國的債務竟然增加6000億歐元！而右派連續執政十年竟然從9000億增加到18000億。如此你方唱罷我方登場，最終導致今天各方皆輸的局麵。
這裏固然要指責政治人物的短視和不負責任，但民眾同樣難辭其咎。更重要的是，政治人物和民眾都是按照民主製度的遊戲規則進行博弈，真正的元凶恐怕是製度本身。不過當危機真正來臨時，政治精英還是能夠醒悟，並希望進行變革。但其阻力來自於擁有選票的大眾：無論是減少開支、降低福利，還是增加稅收都是選民難以接受的。
西方的這套製度，一言以蔽之，如果說中國的製度模式隻要政治精英英明就可保障社會的總體進步，而西方要做到這一點，則必須多數百姓也要英明，但這是不可能的。這一次的法國大選就是觀察民眾是否有足夠的理智和清醒，來麵對法國的挑戰和尋求解決之道，實是理性與非理性的對決。而最終結果則仍然是非理性戰勝了理性。
或許有人認為，德國不就是采用西方的“這一套”嗎？其優異的表現不也同樣不遜中國嗎？確實，德國在經濟危機中的表現十分亮麗，以致於德國模式紅遍全球。不過，德國模式有其特殊性，首先，它沒有走西方絕大多數國家放棄製造業而全力“產業升級”為服務業或者金融業的模式，因此，強大的出口和較高的就業率就成功助其躲避經濟危機的衝擊。當然德國的運氣相當好，它和另一個不受危機影響的大國中國形成互補，是整個歐洲中國經濟增長拉動的主要受益國，而且歐元貶值也同樣擴大了德國的出口優勢。
其次，早在十多年前，即2000年施羅德擔任德國總理時，就未雨綢繆地進行今天其他國家才進行的痛苦改革：削減國家開支，減少福利（失業者從領取32個月失業金減為12個月，失業者必須接受就業部門所提供的任何工作），“靈活”勞務市場規則——即低工資、增加勞動時間。從而創造了上百萬月薪隻有400歐元的工作（法國目前法定最低工資是1300歐元），目前德國約五分之一即740萬人從事這樣的工作。全球知名的西門子和戴姆勒公司把工資時間從35小時提高到40小時，而工資沒有任何補償。說起來，德國成功的秘訣和中國一樣：低工資、低福利、長時間工作、製造業為主的出口導向、低匯率。
如果我們放到曆史的長河中檢驗德國模式，我們會發現，德國實現獨立以來，不管是實行君主製、第三帝國時期，還是現在的民主時期，德國全都是強國。顯然，製度因素在德國身上似乎微乎其微。或許德國實在是一個特例：這個民族過於優秀，無論實行什麽製度，都能揚長避短。這也是為什麽，雖然法德都是民主國家、西方國家、基督教國家，但70%以上的法國民眾認為德國模式不可效仿，不適合法國——當然中國模式法國就更學不了。
當我站在巴士底獄廣場，看到興高采烈慶祝的人群，內心卻一陣苦澀：法國這個偉大的國家將走向何方？這些選民真的不知道他們自己正用一張張選票把法國送上命運的不歸路嗎？都說權力需要製約，當今世界對政府權力的製約也算的得費盡心機和完備，隻是民眾擁有的權力誰來製約？誰又能製約？今天的法國無論選出誰來任總統都改變不了法國，唯一能夠拯救法國的是變革製度。
想當年，二戰後的第四共和國麵臨嚴重的內外危機，不得不請二戰英雄戴高樂出山。而戴高樂的條件就是製訂新憲法，終結第四共和，建立第五共和。新憲法的要義是加強總統的權力，以使得國家有執行力。當今天第五共和又麵臨內外交困的局麵時，其變革的方向恐怕是製約民眾的權力。這既取決於危機的惡化程度，又一方麵也取決於民眾的覺悟。法國複興前途之荊棘實難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