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一個中國留法學生在校園裏殺死一位秘書，刺傷三人。當天晚上，法國電視台將這一慘劇作為突發重要社會新聞播出。次日各大報紙也報道了這一消息，但頭版既無提示，消息本身的標題也未點明凶手是中國人，可以說沒有什麽炒作的意圖。
1月13日，一個中國留法學生在校園裏殺死一位秘書，刺傷三人。當天晚上，法國電視台將這一慘劇作為突發重要社會新聞播出。次日各大報紙也報道了這一消息，但頭版既無提示，消息本身的標題也未點明凶手是中國人，可以說沒有什麽炒作的意圖。
這既有電視與報紙報道方式上的區別（電視側重搶新聞，而報紙不能以快取勝，相對側重深度和厚度），也有案情調查進展的原因：當天晚上司法部門初步確定行凶的中國學生患有嚴重的精神病（喪失辨別能力），他被關進精神病人看守中心。如果專家的診斷再次確認中國學生患有嚴重精神病的話，司法部門即不再追究行凶者的刑事責任。從案發次日起，此案的報道即轉向如何加強對危險的精神病人的控製和管理。
這起校園凶殺案發生後，曾有中國留學生和華人擔心法國人會大做文章，影響法國華人的形象和處境。現在看來，這似乎多慮了。不錯，每次發生精神病人行凶案時，媒體的報道總會引起一定程度的情緒化反應，但也僅此而已。應該說，法國人對這類現象總的來說並不大驚小怪，表現得比較成熟。這也許跟歐洲的曆史文化有關。
從曆史的角度來說，歐洲的基督教傳統基本是排斥精神病的，認為是靈魂出了問題。《聖經》將瘋子跟不信上帝混為一談（“瘋子在心裏說上帝不存在”）；中世紀前期，教會曾將精神病人納入憐憫和關心的對象，但隨後又恢複了“正統”，將精神病視為鬼魂附身，使用各種各樣的手法“驅魔辟邪”，以此“拯救”靈魂。
走出中世紀之後，這種觀念並未得到真正的改變。近代社會采取的往往是監禁隔離的辦法，瘋子被視為恥辱，常常跟窮人、罪犯關在一起。最極端的做法當屬納粹德國，有資料稱納粹政權處死的精神病人至少在10萬以上。據信，二戰時期向德國投降的法國維希政權也采取近似的做法，雖無直接處死精神病人的證據，但以虐待手法（任其餓死、凍死等等）致死的達4萬多人。
曆史的教訓使得當代歐洲人能以比較理性、人性的眼光看待精神病現象。
從醫學和文化的角度來說，早在希臘羅馬時代就有人認為精神病並非靈魂出了問題，而是人的頭腦出了毛病（如古希臘數學家畢塔戈爾的觀點）。古羅馬人西塞羅（著名演說家）認為學問有助於防止或治愈精神病。西拉努斯（Siranus，公元93年至138年）則認為與精神病人交談可以有助於治療，至少可以減緩或減輕症狀。
從這個角度看，他也許可以視為心理治療的先驅。但中世紀以後，由於教會至高無上的地位，“驅魔論”一直占統治地位，很難說有嚴格意義上的醫療。二十世紀以來，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並重逐漸在精神病治療領域獲得普遍認可。
從心理治療的角度來看，弗洛伊德的學說側重於挖掘人的潛意識領域，旨在揭示作為個體的人潛意識的生成、壓抑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之行為之間可能的聯係，同時避免對所謂“正常”和“不正常”定一個主觀的絕對標準。他的理論雖非價值判斷，但對二十世紀心理治療重視精神病的複雜性及以既理性、又人性的眼光去研究治療有極大的影響。
就精神病的複雜性來說，醫生側重的是個人、家族生理及精神方麵的特性，但學者們並不因此而忽視精神病與社會環境的關係。許多研究都試圖證明這類關係，比如危機時期自殺率明顯上升等現象，表明人的精神健康狀況是與人的社會環境相聯係的，甚至有“瘋狂的時代造就瘋狂的人”這樣的說法。
就法國來說，近年確實有嚴重精神病患上升的趨勢，但就我所知，尚無將社會環境演變與精神病患上升聯係起來研究的結論。據衛生部門的研究和統計，法國精神分裂症患者約有30萬人。2005年必須送進（關進）精神病院的患者達11400人，與1997年相比增加了32%。
治理精神病成為政府的一大任務，從2005年至2008年，法國為“精神健康規劃”撥款達15億歐元。嚴重精神病患涉案現象日前也引起重視。據司法部門統計，2005年受到刑事指控的51411人中，有212人經診斷患有嚴重精神病，免於法律製裁。由於多次“瘋子殺人”的“轟動效應”，政府為了表示保護民眾的決心和意願，於2008年底宣布特別撥款7000萬歐元加強精神病看守中心的安全措施，防止危險患者出院傷人。無奈，這類事件防不勝防，本次中國留學生校園凶殺案即為最新的例證。
近年來，有關中國留學生在海外的安全問題常常見諸報端。我沒做過這方麵調查，不能貿然評論。不過，從一般邏輯出發，是否可以說，在海外發生的一些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國社會現象的一種折射或反映。中國社會正處於巨變時期，什麽樣的事情都有，而近年出國的年輕人也大幅增加，從比例上看，發生一些事情也並不出人意料。
當然，今天的年輕人成長的環境與上一代相比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心理承受能力可能也不一樣，在出國之後不同的文化環境中，精神方麵是否能經得起壓力和衝擊，也許是準備出國的青年、包括他們的父母和師長應該慎重考慮的問題。
歐洲時報 作者：武佩榮 時間：201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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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一個中國留法學生在校園裏殺死一位秘書，刺傷三人。當天晚上，法國電視台將這一慘劇作為突發重要社會新聞播出。次日各大報紙也報道了這一消息，但頭版既無提示，消息本身的標題也未點明凶手是中國人，可以說沒有什麽炒作的意圖。
這既有電視與報紙報道方式上的區別（電視側重搶新聞，而報紙不能以快取勝，相對側重深度和厚度），也有案情調查進展的原因：當天晚上司法部門初步確定行凶的中國學生患有嚴重的精神病（喪失辨別能力），他被關進精神病人看守中心。如果專家的診斷再次確認中國學生患有嚴重精神病的話，司法部門即不再追究行凶者的刑事責任。從案發次日起，此案的報道即轉向如何加強對危險的精神病人的控製和管理。
這起校園凶殺案發生後，曾有中國留學生和華人擔心法國人會大做文章，影響法國華人的形象和處境。現在看來，這似乎多慮了。不錯，每次發生精神病人行凶案時，媒體的報道總會引起一定程度的情緒化反應，但也僅此而已。應該說，法國人對這類現象總的來說並不大驚小怪，表現得比較成熟。這也許跟歐洲的曆史文化有關。
從曆史的角度來說，歐洲的基督教傳統基本是排斥精神病的，認為是靈魂出了問題。《聖經》將瘋子跟不信上帝混為一談（“瘋子在心裏說上帝不存在”）；中世紀前期，教會曾將精神病人納入憐憫和關心的對象，但隨後又恢複了“正統”，將精神病視為鬼魂附身，使用各種各樣的手法“驅魔辟邪”，以此“拯救”靈魂。
走出中世紀之後，這種觀念並未得到真正的改變。近代社會采取的往往是監禁隔離的辦法，瘋子被視為恥辱，常常跟窮人、罪犯關在一起。最極端的做法當屬納粹德國，有資料稱納粹政權處死的精神病人至少在10萬以上。據信，二戰時期向德國投降的法國維希政權也采取近似的做法，雖無直接處死精神病人的證據，但以虐待手法（任其餓死、凍死等等）致死的達4萬多人。
曆史的教訓使得當代歐洲人能以比較理性、人性的眼光看待精神病現象。
從醫學和文化的角度來說，早在希臘羅馬時代就有人認為精神病並非靈魂出了問題，而是人的頭腦出了毛病（如古希臘數學家畢塔戈爾的觀點）。古羅馬人西塞羅（著名演說家）認為學問有助於防止或治愈精神病。西拉努斯（Siranus，公元93年至138年）則認為與精神病人交談可以有助於治療，至少可以減緩或減輕症狀。
從這個角度看，他也許可以視為心理治療的先驅。但中世紀以後，由於教會至高無上的地位，“驅魔論”一直占統治地位，很難說有嚴格意義上的醫療。二十世紀以來，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並重逐漸在精神病治療領域獲得普遍認可。
從心理治療的角度來看，弗洛伊德的學說側重於挖掘人的潛意識領域，旨在揭示作為個體的人潛意識的生成、壓抑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之行為之間可能的聯係，同時避免對所謂“正常”和“不正常”定一個主觀的絕對標準。他的理論雖非價值判斷，但對二十世紀心理治療重視精神病的複雜性及以既理性、又人性的眼光去研究治療有極大的影響。
就精神病的複雜性來說，醫生側重的是個人、家族生理及精神方麵的特性，但學者們並不因此而忽視精神病與社會環境的關係。許多研究都試圖證明這類關係，比如危機時期自殺率明顯上升等現象，表明人的精神健康狀況是與人的社會環境相聯係的，甚至有“瘋狂的時代造就瘋狂的人”這樣的說法。
就法國來說，近年確實有嚴重精神病患上升的趨勢，但就我所知，尚無將社會環境演變與精神病患上升聯係起來研究的結論。據衛生部門的研究和統計，法國精神分裂症患者約有30萬人。2005年必須送進（關進）精神病院的患者達11400人，與1997年相比增加了32%。
治理精神病成為政府的一大任務，從2005年至2008年，法國為“精神健康規劃”撥款達15億歐元。嚴重精神病患涉案現象日前也引起重視。據司法部門統計，2005年受到刑事指控的51411人中，有212人經診斷患有嚴重精神病，免於法律製裁。由於多次“瘋子殺人”的“轟動效應”，政府為了表示保護民眾的決心和意願，於2008年底宣布特別撥款7000萬歐元加強精神病看守中心的安全措施，防止危險患者出院傷人。無奈，這類事件防不勝防，本次中國留學生校園凶殺案即為最新的例證。
近年來，有關中國留學生在海外的安全問題常常見諸報端。我沒做過這方麵調查，不能貿然評論。不過，從一般邏輯出發，是否可以說，在海外發生的一些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國社會現象的一種折射或反映。中國社會正處於巨變時期，什麽樣的事情都有，而近年出國的年輕人也大幅增加，從比例上看，發生一些事情也並不出人意料。
當然，今天的年輕人成長的環境與上一代相比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心理承受能力可能也不一樣，在出國之後不同的文化環境中，精神方麵是否能經得起壓力和衝擊，也許是準備出國的青年、包括他們的父母和師長應該慎重考慮的問題。
歐洲時報 作者：武佩榮 時間：2010-0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