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這是為香港《明報》六十年來知識分子的專版所寫的專文，昨天他們已刊發出來，今轉載於敝博。此文自認為還有點新意，請大家批評指正。2009年10月8日8：20分於成都
一：愛國與平等致禍
我常在想，四九年下半年國共分治已呈定勢的時候，有多少人對共產黨的認識是清醒的？是不是痛恨國民黨，就必須倒向共產黨，而別無選擇？儲安平這樣清醒的自由主義者，為何最終會留在大陸？除了情感因素外，他留在大陸的內在邏輯何在？雖然有些人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但對我來說，還是百思不得其解。
作為糾集武裝力量的在野黨，共產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在《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上刊發的那些大喊特喊“美國民主萬歲”的言論，如此過火的表演，你就算不知道搶救運動和王實味事件，不知道共產黨一貫內外有別——延安時期對內嚴懲對外大喊民主，如今對內高壓對外塑造開明國際形象——但任何過火的表演，哪怕他吹捧民主，都值得你警惕和反省。為何他們如此起勁地喊那種邏輯上不靠譜的話——美國民主萬歲，民主與萬歲如此吊詭的搭配，相信的人依然如此之多呢？因為靠二杆子（槍杆子、筆杆子）起家的共產黨，有著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其它任何黨都不曾擁有的公開秘密：蠱惑人心的宣傳。而這盅惑的內容，除了表麵所喊之民主自由製度的吸引力外，愛國與平等則成為許多知識分子的向心力和粘合劑，因為這裏麵背負著很深的情感和道德寄托。
近讀戴晴的《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一書，一如既往地證實了我一直所說的二十世紀上半葉許多自由主義者的共同軟肋：過分的民族主義理想和計劃經濟的平等追求，在他們身上根深蒂固。章伯鈞、羅隆基等自由主義者不說了，他們後來選擇共產黨，並不完全出於自由主義的信念，有自己黨派和個人私利在裏麵。但他們與張東蓀、儲安平等自由主義者大致擁有相同的內在情感與道德曆程，他們許多人在政治哲學和個人權利上是自由主義者，但在涉及經濟與自由的關係、個人自由和國家關係時，卻是十足的計劃經濟擁護者和某種意義上的國家主義者。政治上追求自由與經濟上的國家計劃；個人權利的保護與對國家利益的過分推崇，使得自由主義者的選擇處於一種非驢非馬的二尾子狀態，這樣的製度抉擇，注定了六十年來知識分子普遍悲苦的命運。自由主義者對自由的認識與秉持，尚且處於如此糾結分裂的狀態中，何況那些本來就對專製製度和獨裁政府沒有徹骨之認識，甚而衷心擁抱的一般知識分子呢？
十九世紀以降的帝國擴張與殖民侵略，使得民族主義和國家觀念，成為現代民族反抗運動最核心銳利的武器。民族主義的賁張和國家觀念的強旺，對一個國家擺脫另一個國家的奴役當然是有作用的，但這往往就會成為培植法西斯納粹、共產主義等國家至上主義的溫床，這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傷害是無論怎麽估算都不過分的。而自1929至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後的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計劃經濟的浪潮席卷了一些國家，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向左轉，在中國這個威權盛行的國家自不例外。計劃經濟在許多人看來是通往平等的道路，因為他們相信一個善意而萬能的政府，能完美地解決社會不公，隻有少數智者如哈耶克看出這是一條不歸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在二戰方殷時出來，中國固然有胡適、潘光旦等人提到，但都是從政治學和自由主義理念上來肯定，很少有人從經濟自由主義的理念和市場經濟的角度來加以肯定，相反倒是拉斯基這種偏向計劃經濟和福利傳統的理念得到了儲安平等人的推崇——許多中國自由主義者都是拉斯基的學生，這也是耐人尋味的學理和思想路徑——這明顯可以看出二十世紀上半葉自由主義者知識結構的困窘。
沒有好的製度建設與選擇，愛國可以愛出個納粹，平等可以通往奴役。不幸的是，二十世紀下半葉大陸中國人就被這兩件冠冕堂皇的“武器”給暗算而造成致命內傷，許多人深受其苦而不自知。講愛國、談平等必須要有非常理性乃至苛刻的限製條件，否則必是致禍之胎。
二：不愛國和不平等成為原罪
要羅列六十年來大陸知識分子所遭受的諸種懲罰和奴役，雖也不易，但如果將重要事件和個案結合起來，應該大致能清理出一個知識分子受難的脈絡地圖。但你不能說明為什麽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所有民眾都要遭受這麽大的苦難，而且至今不絕。專製製度當然反智，毛澤東對不好愚弄的知識分子自然深有戒心，但你不能簡單地用他早年在北大相對失敗的經曆，來八卦他後來的罪惡之所出。心理學的解釋，不能罄盡他與他的同僚為何進行如此殘暴統治的深層根由。
所有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及隨之而來的苦難，都與不愛國與不平等成為他們兩道永不能釋然的緊箍咒有關。你擁有知識，在有反智傾向的專製政府看來，本來就擁有毋庸質疑的原罪，何況你還因此有不愛國和不平等的標簽纏繞於身？你真不愛國麽？不是的，那是因為你學於西方，讀了許多專製政府不喜歡的東西。即便你不學於西方，深受傳統文化侵淫的你，也不可能對於一個政黨有肉麻的喜愛，這就是使你背負上不愛國罪名的深層根由。因為黨天下和黨對國的捆綁挾持，不愛黨便是不愛國。其實你是個地道的民族主義者，對國家的強盛念茲在茲，但因為你不懂得向黨組織靠攏、交心，並且檢舉揭發他人，所以對你的思想整肅似乎永無窮期。即便你僥幸合格，那不愛國的罪名會像幽靈附體，隨時因官方的需要，預備著重回你身。不向黨交心，對黨批評了幾句，你就可能成為不愛國的帝國主義走狗，這樣的悲劇，在二十世紀下半葉並不少見。你越是愛國越被官方以不愛國的名義整肅，張東蓀特務事件就是此中典型案例。
不平等是因為你的出身，成分論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注定了你必然悲苦的命運。本來人之平等的實現，主要是在製度設計上的起點和過程的平等，而非結果的平等。但因為你的家境好，你出身於比較富裕殷實的家庭——資本家、地主、富農等——就成了一種揮之不去的原罪，這便是你遭罪和改造的因由。政府計劃經濟的全盤控製，所帶給大家的虛幻平等，其實從來都不曾實現過，隻不過是用巧妙的手段把財富攫取了而讓你不自知。正如曾是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之一的德熱拉斯所說：“與以前的革命相反，共產主義是以取消階級作為口號，但最後卻造就成一個掌握空前絕對權力的新階級，其他不過是欺騙和錯覺而已。”他們視工農為最好的階級成分，以滿足工農的意識形態身份幻覺，在翻身作主的麻醉和愚弄中歡欣鼓舞；並把知識分子作為其重點打擊對象，整肅和改造了知識分子，他們所造成的一個掌握空前絕對權力的新階級，就再也沒有人對他們“說不”了，一個由高壓加謊言所控製的“和諧社會”便由此橫空出世。
有人會說，你太危言聳聽了吧，愛國居然會有問題？講平等也會出毛病？這兩件東西都是特別容易被沒有約束的權力利用的“武器”，
在沒得天下之前，這兩件利器成為共產黨號召力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得天下後，便用此來整肅一切異己。愛國本無什麽不妥，這是人因自身利益得到保護和實現的族群歸屬與認同感而產生的一種情感，不必誇大這樣的情感，更無號召的必要。一旦一個國家成天在進行無所不在的愛國教育——如教材裏很荒謬稱屈原為愛國詩人，那麽杜甫、李白是不是？難道他們都是不愛國詩人麽？如果他們都是，那你前麵加這個前綴是什麽意思？那豈止是語句上的贅詞，分明是思想的奴役——那這種愛國教育是愛黨的變種與愚弄，你沒有族群利益歸屬感卻被逼迫你必須愛它的“愛國主義”因此便在中國大地上大行其道。至於說計劃經濟所帶來的罪惡，其為一黨私利的攫取機器，已是人所共知，昭然若揭之事，無勞多言。
——以上轉自牛博國際冉雲飛博客。
一：愛國與平等致禍
我常在想，四九年下半年國共分治已呈定勢的時候，有多少人對共產黨的認識是清醒的？是不是痛恨國民黨，就必須倒向共產黨，而別無選擇？儲安平這樣清醒的自由主義者，為何最終會留在大陸？除了情感因素外，他留在大陸的內在邏輯何在？雖然有些人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但對我來說，還是百思不得其解。
作為糾集武裝力量的在野黨，共產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在《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上刊發的那些大喊特喊“美國民主萬歲”的言論，如此過火的表演，你就算不知道搶救運動和王實味事件，不知道共產黨一貫內外有別——延安時期對內嚴懲對外大喊民主，如今對內高壓對外塑造開明國際形象——但任何過火的表演，哪怕他吹捧民主，都值得你警惕和反省。為何他們如此起勁地喊那種邏輯上不靠譜的話——美國民主萬歲，民主與萬歲如此吊詭的搭配，相信的人依然如此之多呢？因為靠二杆子（槍杆子、筆杆子）起家的共產黨，有著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其它任何黨都不曾擁有的公開秘密：蠱惑人心的宣傳。而這盅惑的內容，除了表麵所喊之民主自由製度的吸引力外，愛國與平等則成為許多知識分子的向心力和粘合劑，因為這裏麵背負著很深的情感和道德寄托。
近讀戴晴的《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一書，一如既往地證實了我一直所說的二十世紀上半葉許多自由主義者的共同軟肋：過分的民族主義理想和計劃經濟的平等追求，在他們身上根深蒂固。章伯鈞、羅隆基等自由主義者不說了，他們後來選擇共產黨，並不完全出於自由主義的信念，有自己黨派和個人私利在裏麵。但他們與張東蓀、儲安平等自由主義者大致擁有相同的內在情感與道德曆程，他們許多人在政治哲學和個人權利上是自由主義者，但在涉及經濟與自由的關係、個人自由和國家關係時，卻是十足的計劃經濟擁護者和某種意義上的國家主義者。政治上追求自由與經濟上的國家計劃；個人權利的保護與對國家利益的過分推崇，使得自由主義者的選擇處於一種非驢非馬的二尾子狀態，這樣的製度抉擇，注定了六十年來知識分子普遍悲苦的命運。自由主義者對自由的認識與秉持，尚且處於如此糾結分裂的狀態中，何況那些本來就對專製製度和獨裁政府沒有徹骨之認識，甚而衷心擁抱的一般知識分子呢？
十九世紀以降的帝國擴張與殖民侵略，使得民族主義和國家觀念，成為現代民族反抗運動最核心銳利的武器。民族主義的賁張和國家觀念的強旺，對一個國家擺脫另一個國家的奴役當然是有作用的，但這往往就會成為培植法西斯納粹、共產主義等國家至上主義的溫床，這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傷害是無論怎麽估算都不過分的。而自1929至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後的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計劃經濟的浪潮席卷了一些國家，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向左轉，在中國這個威權盛行的國家自不例外。計劃經濟在許多人看來是通往平等的道路，因為他們相信一個善意而萬能的政府，能完美地解決社會不公，隻有少數智者如哈耶克看出這是一條不歸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在二戰方殷時出來，中國固然有胡適、潘光旦等人提到，但都是從政治學和自由主義理念上來肯定，很少有人從經濟自由主義的理念和市場經濟的角度來加以肯定，相反倒是拉斯基這種偏向計劃經濟和福利傳統的理念得到了儲安平等人的推崇——許多中國自由主義者都是拉斯基的學生，這也是耐人尋味的學理和思想路徑——這明顯可以看出二十世紀上半葉自由主義者知識結構的困窘。
沒有好的製度建設與選擇，愛國可以愛出個納粹，平等可以通往奴役。不幸的是，二十世紀下半葉大陸中國人就被這兩件冠冕堂皇的“武器”給暗算而造成致命內傷，許多人深受其苦而不自知。講愛國、談平等必須要有非常理性乃至苛刻的限製條件，否則必是致禍之胎。
二：不愛國和不平等成為原罪
要羅列六十年來大陸知識分子所遭受的諸種懲罰和奴役，雖也不易，但如果將重要事件和個案結合起來，應該大致能清理出一個知識分子受難的脈絡地圖。但你不能說明為什麽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所有民眾都要遭受這麽大的苦難，而且至今不絕。專製製度當然反智，毛澤東對不好愚弄的知識分子自然深有戒心，但你不能簡單地用他早年在北大相對失敗的經曆，來八卦他後來的罪惡之所出。心理學的解釋，不能罄盡他與他的同僚為何進行如此殘暴統治的深層根由。
所有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及隨之而來的苦難，都與不愛國與不平等成為他們兩道永不能釋然的緊箍咒有關。你擁有知識，在有反智傾向的專製政府看來，本來就擁有毋庸質疑的原罪，何況你還因此有不愛國和不平等的標簽纏繞於身？你真不愛國麽？不是的，那是因為你學於西方，讀了許多專製政府不喜歡的東西。即便你不學於西方，深受傳統文化侵淫的你，也不可能對於一個政黨有肉麻的喜愛，這就是使你背負上不愛國罪名的深層根由。因為黨天下和黨對國的捆綁挾持，不愛黨便是不愛國。其實你是個地道的民族主義者，對國家的強盛念茲在茲，但因為你不懂得向黨組織靠攏、交心，並且檢舉揭發他人，所以對你的思想整肅似乎永無窮期。即便你僥幸合格，那不愛國的罪名會像幽靈附體，隨時因官方的需要，預備著重回你身。不向黨交心，對黨批評了幾句，你就可能成為不愛國的帝國主義走狗，這樣的悲劇，在二十世紀下半葉並不少見。你越是愛國越被官方以不愛國的名義整肅，張東蓀特務事件就是此中典型案例。
不平等是因為你的出身，成分論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注定了你必然悲苦的命運。本來人之平等的實現，主要是在製度設計上的起點和過程的平等，而非結果的平等。但因為你的家境好，你出身於比較富裕殷實的家庭——資本家、地主、富農等——就成了一種揮之不去的原罪，這便是你遭罪和改造的因由。政府計劃經濟的全盤控製，所帶給大家的虛幻平等，其實從來都不曾實現過，隻不過是用巧妙的手段把財富攫取了而讓你不自知。正如曾是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之一的德熱拉斯所說：“與以前的革命相反，共產主義是以取消階級作為口號，但最後卻造就成一個掌握空前絕對權力的新階級，其他不過是欺騙和錯覺而已。”他們視工農為最好的階級成分，以滿足工農的意識形態身份幻覺，在翻身作主的麻醉和愚弄中歡欣鼓舞；並把知識分子作為其重點打擊對象，整肅和改造了知識分子，他們所造成的一個掌握空前絕對權力的新階級，就再也沒有人對他們“說不”了，一個由高壓加謊言所控製的“和諧社會”便由此橫空出世。
有人會說，你太危言聳聽了吧，愛國居然會有問題？講平等也會出毛病？這兩件東西都是特別容易被沒有約束的權力利用的“武器”，
在沒得天下之前，這兩件利器成為共產黨號召力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得天下後，便用此來整肅一切異己。愛國本無什麽不妥，這是人因自身利益得到保護和實現的族群歸屬與認同感而產生的一種情感，不必誇大這樣的情感，更無號召的必要。一旦一個國家成天在進行無所不在的愛國教育——如教材裏很荒謬稱屈原為愛國詩人，那麽杜甫、李白是不是？難道他們都是不愛國詩人麽？如果他們都是，那你前麵加這個前綴是什麽意思？那豈止是語句上的贅詞，分明是思想的奴役——那這種愛國教育是愛黨的變種與愚弄，你沒有族群利益歸屬感卻被逼迫你必須愛它的“愛國主義”因此便在中國大地上大行其道。至於說計劃經濟所帶來的罪惡，其為一黨私利的攫取機器，已是人所共知，昭然若揭之事，無勞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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