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俄羅斯的名字是苦難》的劇透

來源: 思想的遠行 2024-01-29 19:15:14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8418 bytes)

寫這個小短文,是因為校友小陳朗讀了一首現代詩人呂達的題為《瑪麗娜致萊內》的詩。瑪麗娜指的是俄國詩人瑪麗娜茨維塔耶娃,萊內指的是德國詩人萊內裏爾克。兩人在書信裏互相傾慕,不過從未謀麵。那麽他們是怎麽認識的呢?這個與我寫的《俄羅斯的名字叫苦難》裏的內容有關。


我之前寫的這篇文章,是一個有同樣題目的更長內容的開篇。它主要圍繞俄國作家詩人的往事,來說明俄羅斯無盡的苦難,這種苦難甚至是一種自虐的。這樣說,當然會讓大部分俄國作家憤怒,誰願意自找苦難呢?很少有人,但是俄國確實有很多作家以苦難為生命意義的來源,甚至謳歌苦難,最有名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也不是唯一的一個,合適地說是俄國的某種文化潛流。


不過,這裏就不多說這個沉重的話題了。我隻是給一些故事劇透,有點八卦性質,也許讀者愛聽。


寫日瓦戈醫生的帕斯捷爾納克的爸爸與裏爾克認識,小時候的帕斯捷爾納克和裏爾克也打過招呼。後來帕斯捷爾納克成了詩人,而俄國詩人似乎都很迷裏爾克,帕也找到了裏爾克的通信地址開始通信。但是由於布爾什維克監管嚴厲的關係,也因為他想讓在法國的詩人朋友茨維塔耶娃分享他與著名詩人之間的談話,就把裏爾克介紹給茨維塔耶娃,讓茨做他們書信的中轉。帕斯捷爾納克和茨維塔耶娃這兩個詩人也是一定意義上的情人,就像他們那個時期這些俄羅斯詩人之間彼此都是某種情人關係,無情不成詩嘛,但我覺得也是由於動蕩不安不安的時局中的某種精神慰藉。其他兩個主要的詩人是阿赫瑪托娃和曼德爾斯塔姆。這些詩人的愛主要是在頭腦,而不是身體。


無論如何,當茨維塔耶娃與裏爾克聯係之後,很快就熱烈地愛上了老頭裏爾克。當然他們的愛情就更是精神上的了,他們從沒見過麵,後來裏爾克就死了。


帕斯捷爾納克被晾在一旁,也沒有什麽怨言,那是真愛。

後來茨維塔耶娃耐不住巴黎的寂寞,她說,詩在我們俄國是麵包,在法國連蛋糕都不是,於是執意要回俄國。她和先生要回國,這確屬自殺,因為先生是白軍軍官,自己也是某種貴族,布爾什維克一掌權就逃了。現在為了回家,她先生還與克格勃合作,出賣了國外的一些反對者。但戴罪立功也是沒有什麽用的。他們回去之後很快丈夫被槍斃,自己也貧困潦倒,餓的不行又沒有人給她工作,於是自縊。給出外的兒子留下一封長信。


阿赫瑪托娃比茨維塔耶娃長得好看又高挑,是革命之前俄國人的偶像。在法國時被畫家莫迪裏阿尼追求,為她畫了十六幅畫像。阿赫瑪托娃在去世前兩年寫下的回憶錄中,將這段流淌著靈感的巴黎邂逅稱為“我們生命的史前史”。相對於革命後的苦難,從前都是史前。


茨維塔耶娃讚美阿赫瑪托娃,說“你是繆斯中的繆斯”,“金嘴唇的安娜”,“我開始愛上了你”,是不是有種同性戀的感覺?


曼德爾斯塔姆寫詩諷刺斯大林,斯大林最後把他送到海參崴。他在那裏又餓又凍不明原因地死了。


斯大林對帕斯捷爾納克比較憐憫,因為後者的父親是個畫家,曾為列寧畫像,也見過斯大林。


斯大林有個特色,他對某些藝術家特別寬大,比如對鋼琴家瑪麗亞尤金娜,在一個夜晚聽了尤金娜在電台彈奏的莫紮特之後,就要她這首彈奏的唱片。電台隻好趕緊錄製。之後斯大林給她寄了一大筆錢。但後者接到錢之後,都捐給了教會,還寫信給斯大林說會為他的罪行祈禱。斯大林倒也不追究。


當帕斯捷爾納克遇到麻煩的時候,斯大林發信說:不要觸動這個天上的人。


也許斯大林想讓人們知道,我並不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或者想說,我就是這麽任性。


帕斯捷爾納克這個詩人忽然用了很大心血寫小說,還鬼使神差地把這部小說傳出國外得了諾貝爾獎,不過那時候斯大林已經死了,即便如此,他也不敢去領獎,隻能拒絕。


阿赫瑪托娃與曼德爾斯塔姆曖昧。後者死後,曼德爾斯塔姆的遺孀沒有工作沒有名望生活貧困,阿赫瑪托娃經常給她弄吃的,後來曼德爾斯塔姆夫人回憶錄成為俄國文學經典之一。


阿赫瑪托娃本人也是詩人遺孀,按俄裔美籍詩人、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瑟夫·布羅茨基的說法,俄國作家遺孀可以組成一個行業工會。


阿赫瑪托娃獲曾與來訪的英國作家以賽亞柏林有一次徹夜長談,這也是一種精神情愛吧,她把這些會麵都用一首詩隱含著紀念。


人美多情,仰慕者也多。我前些天翻譯波蘭作家查普斯基的書時,又發現一樁。1942年,從蘇聯給波蘭高級軍官設的斯塔羅別爾斯克集中營幸存的查普斯基正好在阿赫瑪托娃流放的塔什幹,夜晚文人們聚會結束之後,他們在有月亮的夜空下行走。他寫道:“悶了一天的空氣終於可以呼吸了。我們都沉醉在詩歌中。剛走了幾步,安娜就毫不客氣地趕走了想和我一起陪她的人。然後,向我傾訴了她的痛苦和對兒子的擔憂。並說’我親吻了所有布爾什維克戰士的靴子,想讓他們告訴我我兒子是生是死,但什麽也沒問出來’。突然間,這個在沙龍裏行為舉止顯得裝模作樣的女人(因為沙龍主人是個當局信賴的作家),似乎與我們所有人都保持著很大距離的人,對我卻變得親近起來,變成了另一個女人,悲慘至極。她告訴我:’我不知是什麽原因,畢竟我們幾乎形同陌路,但你比我身邊所有的人都更親近’。她隻是感覺到與我交談時有一種不同的空氣,一種更大的自由,一種沒有恐懼的自由,而這種恐懼在當時扼殺了每個人的呼吸,絕對是每個人的呼吸。” 1959年她寫了一首詩,別人問是誰的時候,她說是一個波蘭畫家。


阿赫瑪托娃的這個兒子與她互相成就。因為自殺的父親,他這個兒子一直在監獄裏。後來出獄後對母親非常不滿,一方麵覺得母親對他救助不利,另一方麵覺得她利用他的苦難給自己撈名聲。


阿赫瑪托娃確實是因為這個兒子而寫了著名的《安魂曲》,一舉解脫了過去的“小資產階級”詩人的形象。但是兒子說母親沒有盡力,則是令人悲哀的。


更何況,這個兒子後來成為俄羅斯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思想家,對普金很有影響,或者說很為普金所賞識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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