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歐洲華僑華人社團聯合會（以下簡稱“歐華聯會”）在柏林召開了第15屆代表大會，來自歐洲各地的500多名華僑、華人代表參加了大會。大會公布的對歐洲華人社會狀況的調研報告指出，目前在歐洲的華僑、華人總人數約有250萬人，僑團組織有800多個，中餐館有4.3萬多家，華文報刊雜誌社有101家、華文學校有340所，就讀的華人子弟有5．5萬多人。當代歐洲華僑、華人社會的總體構成由此可見一斑。進人21世紀以來，伴隨著中國國力的大幅度增強，歐洲華人社會也發生了一係列深刻變化。要而言之，規模壯大、實力增強、地位提高、多元分化、相互競爭、跨國化生存成為常態，這些是歐洲華人社會發展變化的基本趨勢。
一、歐洲華人人口規模的壯大
20世紀的統計數據顯示，全歐華僑、華人總數在50年代時僅為1萬餘人，60年代增加到5萬餘人，70年代後，由於以法國為主的歐洲國家接納了大批以華裔為主體的印度支那難民，全歐華僑、華人總數猛增到50 萬人以上。之後，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源源不斷地湧入歐洲，時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般認為“歐洲華僑華人已達百萬”。
進入 21世紀以來，歐洲華人的統計人數繼續直線攀升，近年較保守的說法是“150萬人”，而有些驚人的說法則是“500萬人”。筆者認為，歐華聯會通過其隸屬社團進行廣泛調查後得出的目前有“250萬歐洲華僑、華人”的說法相對較為可信。如果進一步將歐洲華僑、華人的人口規模按國別進行劃分，則大致存在三個不同層次及一個特殊類別。
第一層次是法國和英國。按照比較保守的估計，進入英、法兩國的華僑、華人群體各已形成大約40萬人的規模，但也有人認為，英、法兩國的華僑、華人群體已經分別達到60萬人以上的規模。法國學者皮埃爾更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提出，“2007年光是法國就有 100萬華人”。根據筆者分析，統計上的差別主要涉及是否將以下兩類人統計在內：一是英、法兩國數以萬計的中國留學生；二是數以10萬計的無證移民和通過短期勞務合同進入這些國家務工的中國人。
第二層次是荷蘭、德國、意大利、西班牙。這些國家的華人總數分別在10萬人—20萬人之間。其中，德國、荷蘭的華人人數基本上屬於穩步增長，而意大利、西班牙則因為多次大赦非法移民，使華人人數呈現突兀性增長。自1982年以來，意大利各類大大小小、條件不一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行動幾乎就沒有完全停止過，僅2003年到2006年就大赦了100多萬非法移民。西班牙從 1985年到 2007年實施過多達7次大赦，其中僅2005年進行“大赦登記”時，就有約70萬“黑工”提出申請，並有約60萬人獲得了有限期的居住準證。據當地學者介紹，通過大赦將身份合法化的新移民中，來自中國大陸的人約占5％—8％。伴隨著每次大赦，一是獲得合法身份的華人總數猛增，二是為獲得大赦而通過“灰色途徑”進人相關國家的新移民人數也隨之出現跳躍性增長，三是獲得合法身份的新移民隨即設法將國內的親朋好友等引入所居國。
第三層次則是一大批華人人口總數在3萬人以下的國家。比利時、瑞典、奧地利等國的華人人數大約分別在3萬人左右，而華人人數較少的國家，如東歐的捷克則僅有約 6000人。西歐的比利時、瑞典、奧地利等國對移民的進入控製較嚴，也沒有實施過大規模的大赦，中國新移民進入的渠道相對比較有限。東歐國家則處幹轉型期，容量有限，如匈牙利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初出現過高達5萬人的中國新移民群體，但很快就因市場機會有限而分流了，到90年代中後期基本上保持在3萬人左右。
俄羅斯華人社會的發展則屬“特殊類別”。關於俄羅斯華人人數的統計出入較大，多則認為達到50、60萬人，少則認為僅 10萬人。一是因為大多數華人在當地並無長期合法居留權，流動性較大；二是對於遠東地區大片隸屬幹亞洲版圖的華人如何統計，各說不一；三是留俄學生流動性大，變數也大。由於俄羅斯與中國有著漫長的邊界，與中國接壤的西伯利亞地區，地廣人稀，與相鄰的中國東北地區的人口密度形成天壤之別，越界往來的商貿、勞動人口眾多。因此，俄羅斯的中國新移民總人數一直是兩國政府都十分謹慎的話題。但在民間則不同，無論是中國媒體，還是俄羅斯媒體，出於各自不同的目的，都有許多不負責任的報道。2007年2月，在俄羅斯西伯利亞的伊爾庫茨克市，一群激進分子占領了該市移民局辦公大樓，要求驅逐當地華人。當時的相關報道甚至提出：“在俄羅斯的中國人人數從1989年的數千人增至2002年的326萬人。”俄羅斯的中國新移民人口眾多是不爭的事實，但絕沒有達到幾百萬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國媒體既不了解實際情況，又不加分析就照章引用，可能導致負麵影響。
二、歐洲華人經濟實力的增強
目前約250萬華僑、華人幾乎遍布歐洲各地，在歐洲各主要國家形成了大小不一的“華人世界”，成為歐洲社會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近十年來，歐洲華人社會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推動力來自於物美價廉的“中國製造”。許多歐洲華人借助“中國製造”的強勁競爭力，紛紛投身於進出口和批發、零售業，成為近年來歐洲華人社會經濟結構中增長最快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在南歐、東歐地區，進出口商品批發、零售業已成為華人社會的經濟主體。
位於巴黎北郊的歐貝維利耶市聚集了超過600家批發商家，是法國最大的批發商集中地，其中絕大多數由華人經營。位於該地的“巴黎中國商城”是目前法國最大、設施和管理最完備的華商批發中心。西班牙馬德裏拉瓦別斯區的華僑、華人貿易批發區有批發店300多家、小商品店3000多家。意大利羅馬勝利廣場周邊地區大約有150家中國公司。俄羅斯的華僑、華人是促進中、俄民間貿易的一支重要力量，各類中國商品通過他們進入俄羅斯市場，繁榮了當地的商品經濟。
中餐業在西歐國家中已有長期經營的基礎，近年來全歐4萬多家中餐館的發展趨勢為：一是提高檔次，以正宗、精致的中餐吸引高端顧客；二是拓展分布，繼續走適應當地普通民眾飲食習慣的大眾化路線。中餐已經在不同程度上進入了普通歐洲人的生活。
歐洲華人的皮革、皮鞋、服裝製造業也有較長的曆史，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通過大量使用低廉的新移民工人進行貼標生產，以低廉價格占據市場，曾一度相當興盛。但是，隨著中國大陸的製鞋、製衣業在設計質量等方麵的水平大幅度提升，各類鞋、衣以更為低廉的價格進入歐洲市場，歐洲華人經營的同類工廠在競爭中的優勢逐步喪失。不少這類工廠開始轉向，或為國內產品做推銷，或將從中國大陸進口的商品更換品牌，進行分銷。
華人超市的興起是近年來歐洲華人社會經濟發展中另一個引人注目的趨勢。在英、法、荷蘭、意大利等國，大型華人超市越來越多，規模也越來越大，從過去的占地數百平米、一兩個收銀員的“東方雜貨店”，擴展到現在占地數萬平米、十來個收銀台一字排開的現代超市，帶動了華人商圈的發展及影響力的增強。新一代受過工商管理教育的超市經營者，引進大型連鎖店的先進管理經驗和現代企業化的經營方式，致力於讓華人超市走出“東方雜貨店”的窠臼，向集團式、連鎖式、多功能、多元化的方向邁進。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出國遊”源源不絕，歐洲以其悠久的曆史、多彩的文化吸引了眾多中國遊客。歐洲華人從經營旅遊公司、銷售旅遊紀念品到進入需要大投資的旅館業，發展勢頭強勁。目前，歐洲各主要城市都有由當地華僑、華人開設的旅遊公司。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奧地利、德、法、英、意大利、瑞士等國的華僑、華人先後成立了“華人旅遊同業聯合會”或“華人旅遊協會”，在此基礎上，2008年，來自歐洲各國以及中國等十多個國家的近400名代表在法國巴黎相聚，成立了“全歐華人旅遊聯合總會”，標誌著歐洲華人旅遊業走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華人群體人口規模的壯大、自身消費能力的提高，也形成了一個不斷擴容的、以華人為主要顧客的經營市場，除了以華人基本生活需求為經營對象的大批中國商品超市、地道中國風味的餐館之外，還出現了大批以華人餐館為主要顧客群的裝修公司、麵向華人的中西醫診所藥房、中文印刷店、美容美發店以及珠寶首飾禮品店等。一些學有專長的華人還在當地開設了律師行、會計行、翻譯公司等，服務於華人客戶。歐洲華僑、華人經過多年努力創業和精心經營，經濟事業呈現長足進步，他們在發展各自生意的同時，客觀上也推動了中、歐之間的經貿往來，繁榮了地方經濟，活躍了當地市場，豐富了當地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
三、歐洲華人社會地位的提高
隨著中國自身的發展與國際地位的空前提高，歐洲華僑、華人的社會地位總體上也比以前有了明顯的提高，從參政議政、文化傳承到與當地人民共慶具有中華傳統特色的節慶活動，從不同層麵展示了華人在歐洲社會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
歐洲華人在自身經濟地位提高、社會交往增加、突破了經濟能力和語言文化能力兩大局限後，參政意識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其成效也已開始顯現。越來越多的華人從切身經曆中認識到，以參政議政的形式反映訴求是爭取自身權益的最有效途徑。歐洲華人參政最早在英國開始，且成效較突出。參與地方議員競選是英國華人在基層參政的主要方式，自1986年華人吳美蓮競選倫敦路易斯漢姆區議員成功後，20多年來，英國各地先後有約20位華人擔任過地方議員，年紀最小的還不到30 歲，最大的約60歲。在2007年5月的英國地方議會選舉中，英國東薩塞克斯郡華人成世雄一家三口同時當選為區議員（48歲的成世雄和年僅 24歲的兒子成德仁雙雙在惠靈頓選區獲勝，成世雄的夫人張蓮愛則在普爾蓋特成為區級議員）一時傳為佳話。英國華文報刊載文指出，英國華人每年為國庫創造15億英鎊的收入，隨著華人人數和經濟實力的提升，英國各黨派已不敢忽視或放棄眾多的華人選民。2002年，英國議員迪斯莫爾發起成立多黨派英國華人議會小組，致力於在英國議會中推動英國華人的利益；英國選舉委員會也特別資助一個名為“選出華人明天”的項目，吸引華人參加選舉投票。從2005年下半年開始，以華人社區利益為主的議會遊說逐漸成為英國華人“集體發聲”的開始，在新一輪《移民、庇護和國籍法》草案征詢意見的過程中，華人代表紛紛投書到相關立法機構，遊說議員，並與印度移民、土耳其移民等少數族裔群體聯手向英國議會遞交請願書，促使政府接納了華人提出的多項建議。
法國華人參政近年來也有明顯進展。2008年初進行的法國市鎮選舉表現出兩大特點：一是直接參選的華人人數比以往多，且來源廣泛；二是不同政黨推出的主選人都更重視華人代表，並將他們納入其競選班子。此次選舉中，巴黎20個選區的競選活動中首次湧現出多達7名華人競選者，在巴黎以外其他省市還有6名華人被列入當地市鎮選舉候選人的名單。結果，華人陳文雄成功當選巴黎十三區副區長，另一名華人顏如玉連任巴黎東郊艾斯波利市主管公共關係的副市長。華人何福基長期致力於促進中、法友好交流往來，陪同法國政界人土到中國訪問，向法國朋友介紹中國和中國的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績，薩科奇當選法國總統後，何福基應邀擔任了他的亞裔顧問。
在南歐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國，雖然當地華人主要是近一二十年的新移民，但在參政方麵也表現出積極進取的態勢。1997年底，由政府提名，意大利華人季誌海成為弗利市議員的候選人並成功當選，成為該市的常務外籍議員。2006年，來自溫州年僅21歲的劉成當選為意大利安科納市議員，並因此在當地創造了“兩項紀錄”：意大利最年輕的華人議員、安科納市曆史上首位華人議員。2007年，西班牙華人穀維純當選托雷莫裏諾斯市議員。
一批華人政治人物通過民選登上居住國的政治舞台，成為社會公眾人物，並積極參與社會管理與公共事務，對於改變歐洲華人原先那種隻顧埋頭賺錢、自私封閉的形象，提高華人的社會地位，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
四、歐洲華人社會內部的多元分化
隨著歐洲華人社會人數增長、經濟實力增強，歐洲華人社會內部也在縱、橫兩個層麵上出現了多元分化。
在橫向層麵上，歐洲華人的身份、新移民的來源地以及由此延伸的社會網絡均出現了多元分化。近年來，進入歐洲的中國新移民主要分為四類。
一是企業家和工商業者，他們十分注重利用祖籍國的政治、經濟優勢，運用由親緣關係造就的特殊社會資本來拓展事業、提高地位。他們頻繁往來於居住國與祖籍國之間，從跨國貿易中獲利。
二是專業移民以及完成學業後留居當地的原留學生。近年來，荷蘭、丹麥、德國、愛爾蘭等國相繼出台了以“年薪收入”選擇“專業移民”的新政。荷蘭2007年的新政是，申請人不論來自哪個國家，隻要在荷蘭的個人報稅年薪達到46541歐元以上（30周歲以下的人則為34130歐元以上），即可獲準移民，並享受一係列快捷、便利的移民服務。丹麥的規定是45萬丹麥克朗（約6萬歐元）以上，德國是8．5萬歐元以上（移民部門正呼籲降低至6萬歐元以上），愛爾蘭是4萬歐元以上。身為“專業人士”，這些移民大多可過上體麵的生活，與以普通勞動者為主體構成的華人社會存在一定的隔閡。
三是通過“正式合同”在一定期限內進入歐洲某一國家特定企業的“短期”務工者。因為中、歐之間遷移的成本相當高，因此他們的合同不會短於1年；但是，又因為超過3年的合同可能導致正式移民申請，因此長期合同也不過兩三年。他們雖然通過合法的途徑進入歐洲務工，但因為多頭抽成，往往拿著比當地人甚至比某些非法移民還要低的工資，並被限定在一定範圍內活動。他們對於居留、入籍等既不了解，也沒有明確追求，賺錢回家是其主要的精神支柱。隻要待遇還過得去，這些“移民工人”可能就滿足於當一次歐洲社會的過客，但如果遭遇中介的欺詐或雇主的過分盤剝，則可能釀成社會問題。
四是為數眾多的草根階層人士，包括非法移民，他們心中懷著強烈的改變命運的願望，卻隻能進入移居國社會的底層“從零開始”（有些負債遷移者甚至是“從負數開始”），因為語言障礙，不少人隻能受雇於華人經濟圈，對於“受自己同胞的剝削”十分不滿。如果說那些通過親緣紐帶實現遷移的人對於那些“幫助”自己實現遷移的“老板”還抱有“回報、感恩”之情的話，那麽，通過各類“中介”實現遷移的人則完全沒有了溫情脈脈。此類人越來越多，在理想破滅，缺乏精神寄托，與社會又沒有溝通的情況下，有些可能走上極端道路。近年來在歐洲華人中發生了一些惡性事件，不少均與此相關。
歐洲華人社會的多元構成還反映在新移民的來源地向“僑鄉”之外的其他省份拓展。由於目前各類移民中介在跨國移民中起著重要的引導作用，傳統的純民間以“友情”為紐帶的運作，基本上被有償商業經營所取代，因此，歐洲中國新移民來源地的廣泛拓展也就在情理之中。筆者關於巴黎中國新移民的一項人口調查顯示，巴黎的中國新移民來源地的特點是“大集中、廣分布”，“ 大集中”即指來自傳統僑鄉浙江的中國新移民仍然最多，占58．5％；“廣分布”則表現為中國新移民的來源地已經涵蓋中國各省、市、自治區。
此外，在縱向緯度上，也存在兩類不同分化：一是不同年代移民群體之間的分化，二是老一代移民與其子女之間的代溝。筆者在調查中深刻感到，雖然同為來自中國的第一代移民，但是，不同年齡層的新、老移民之間存在明顯的代際隔閡。大約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的年輕新移民（套用國內常用的說法，即所謂的“80後” 和“90後”）與20世紀改革開放初期的移民之間，已經出現明顯的不同。對年輕一代的移民而言，好些人已不再以賺錢為唯一目標，不再“認命”接受超時、超量的苦活、累活，他們看重生活享受，維權意識也明顯增強。因此，華人社會內部雇傭關係的矛盾屢屢出現，並可能進一步發展。代際矛盾還表現在移民家庭的父母與子女之間，尤其是成年後才移民歐洲的父母與他們在定居國文化氛圍中實現社會化過程的子女之間，代溝矛盾更加突出。年輕一代的思想觀念、文化意識等往往令其出身於底層仍在辛苦勞作的父母們難以接受。
五、歐洲華人相互之間競爭激烈
雖然歐洲華人經濟有了長足發展，但由於華人經營的種類、進貨的渠道、營銷的手段，從業人員的素質等都存在很強的同質性，而當地社會中能夠讓華人經營的空間畢竟相對有限，因此，在有限空間內追求高速、高額的經濟效益，是長期以來歐洲華人社會內部紛爭不斷的根本原因。
以歐洲中餐業內部的競爭為例。近年來，歐洲華人中餐業在發展中逐步分流。
第一類是少數走“高檔”路線的經營者，他們從餐館的裝修、餐食到服務質量，都力圖以當地國的高檔餐館為標準，努力融入當地主流餐飲業。由於此類餐館需要大投入，因此能夠參與競爭的人相對有限。其所麵臨的主要問題是：難以聘用到合格的高級廚師，難以聘用到熟悉當地語言、文化的稱職的餐廳服務員。另外，如何降低成本也是其一大難題。
第二類是人手需求較少的中式快餐館或自助餐館，節省了昂貴的人工，以薄利多銷爭取客源。這裏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在歐洲各國一度相當火爆的“WOK”（鍋）自助餐廳。此類餐廳多設於近郊地區，占地麵積大，設置開放式廚房，在可以同時容納數百人進餐的寬敞大廳內，數十、上百種生加工食品一盤盤擺放，讓顧客自己挑選，再交由開放式廚房的廚師，當著顧客的麵現場烹調。根據筆者的體驗，“WOK”餐館的所有菜式都是“一炒即成”，味道隻有非常辣、辣、微辣、不辣之分。然而，因為此類餐廳開放、幹淨，烹調過程一目了然，比較符合歐洲顧客的心態需求，開張之初相當興隆。但是，此類餐廳主要是滿足歐洲顧客的新鮮感，難以成為多數顧客的長久選擇，因此好景不長，三五年下來，“WOK”餐廳在歐洲多數國家的生意已明顯下滑。
第三類則是傳統的外賣與堂吃並重的小餐館，此類餐館多設於小城鎮，以當地居民為主要客源，看重回頭客，重視適應當地人的口味。此類餐館是競爭最為激烈的一類，因為餐館小、投資少、技術含量低，主要取決於地點選擇與親情服務，因此，看到一家中餐館的生意好，往往有人就會在旁邊開起新的餐館，結果顧客一分流，大家都不容易掙到錢。此類競爭多年來一直延續不斷。
近年來，歐洲華商高速發展的進出口批發、零售業的內部競爭也相當激烈。如前所述，目前在歐洲已形成多個華商高度集中的大型批發市場，發展空間已十分有限，但是，一方麵，新的華商批發企業還在建立，另一方麵，中國大的商貿公司或直接進入歐洲，或與歐洲國家的大型超市、進出口商等聯係供貨，形成與當地華商之間的競爭。尤為重要的是，隨著近年來中國國內能源、環保、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曾為歐洲華商帶來巨大利益的低成本“中國製造”已成明日黃花，再加上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必將使從事進出口業的歐洲華商麵臨更為嚴峻的挑戰。
六、歐洲華人跨國化生存的趨勢
雖然海外華僑、華人對中國長期懷有濃厚情感已是人所共知，但筆者近年來對歐洲華人的調研中則顯示了另一值得關注的新趨勢，即不少海外華僑、華人都爭取享有事實上的“雙重國籍”。這是全球化時代跨國移民社會業已存在的一個傾向，即“跨國化策略”或“跨國社會空間”在歐洲華人社會中的具體表現。
近年來出現了“海歸潮”，首先，這是中國自身國力大幅度提高的直接反映，中國經濟實力增強，國際地位提高，形成了吸引海外華人回歸的強勁拉力；其次，許多“ 回歸者”出於對自身實際的考量，做出為“追求利益相對更大化”的理性選擇。回歸者有多種類型，以歐洲華人中的回歸者為例，可分為下麵五類。
一是想回國發展的人。一些在歐洲學成後回國的一般專業人土，如果仍然保留外國國籍的話，在工薪待遇、住房福利等方麵，都不能享受與中國公民一樣的待遇。例如，進入高校工作的回歸者，雖然每月工資可能高於同等資曆的同事，但按照相關規定不得享受基本工資之外的其他待遇，不得參與各類職稱評定，其子女上學須按外籍人士收費，不得享受住房、科研啟動經費等方麵的優惠，因此他們時常會有身處“體製外”的失落感。那些下定決心立足國內發展的回歸者一般都會申請中國國籍。
二是想回國創業的人。自從實行“兩稅合一”政策後，外資企業所享受的一些特殊優惠已不複存在，反之，外資在貸款、經營等方麵，外籍投資人在參與社會活動、獲得社會榮譽地位等方麵，可能還不如本土企業及其經營者。筆者在調查中接觸到一些歐洲華人，尤其是來自溫州地區的新移民，他們時常感歎在家鄉的溫州人能“發大財”，他們說：“我們隻是小老板，辛辛苦苦，他們才是發大財的人。”近年來，中國國內關於外籍人士（實則主要指海外華人）限購一套房產的規定，以及關於城市近郊地區開發後沒有當地戶籍者不能參與享受開發權益等成文或不成文規定的出台與實施，都是吸引一些新移民希望重新申請獲得中國國籍的重要原因。
三是由父母送回中國學習的未成年人。有些人在歐洲日夜辛勞，將未成年子女送回中國由祖輩撫養。他們認為，為孩子申請獲得中國國籍，就可以享受國內的義務教育優惠政策，以後如果需要的話，在孩子“未成年”時，可再以“家庭團聚”為由進行移民，或以孩子在歐洲國家的“出生證”申請相關國家的居留權或國籍。
四是落葉歸根的人。一些老華人退休後，以退休金在歐洲國家生活，雖然溫飽不愁，但生活質量不會太高，如果以同等數量的退休金回到中國生活，則無論是雇傭保姆，還是享受高質量的醫療服務，都不成問題，而且還可以經常與親朋好友相聚。筆者在溫州文成農村調查時就接觸到大量此類事例。對這部分老華人而言，他們絕不會放棄自己的外籍身份（這與養老金相關），但需要的是在中國長期居住的便利。
五是非法移民回歸者。這部分人在國外沒有合法身份，他們為了申請難民資格或“大赦”，曾經設法做了各類假證件，其姓名、原籍地等基本信息都是假的。這些人在歐洲打工多年後，覺得經濟上有了一定的積累，決定回中國，但是因為其回國後所持身份信息與其來源地所登記的信息不符，便淪為在中國沒有合法身份的人，在身份認定上存在一係列問題。
以上五類人中，前三類人的行為主要表現為一種策略性行為。筆者在調查中發現一種趨勢，一些已經在當地國入籍的歐洲華人家庭，想方設法讓其家庭的某個成員重新恢複原先的中國國籍，以享受作為中國公民的權利，實現事實上的“雙重國籍”，同時享受到兩國對本國國民的優惠待遇。
根據目前歐洲大多數國家的政策，外來移民隻要具有移入國的長期居留權，就可以自由出入國境；隻要遵守歐洲相關國家的納稅義務，就不會影響其長期享受當地的社會福利，因此，如果能夠同時再獲得中國國籍，那麽，對移民家庭而言就是“雙贏”。中國政府在原則上是不允許“雙重國籍”的，但目前在部分歐洲華人中存在著事實上的“雙重國籍”，或曰一家人同時兼有“華僑”與“歸僑”兩種身份，這種現象是對我國僑務工作提出的新問題，值得深入研究。 作者：李明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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