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 宋子文是個什麽樣的“怪物”？胡雪岩後的更大的官商（吳曉波）

傅斯年稱宋子文“著實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作為顯赫的宋氏家族的長子，宋子文曾在哈佛大學接受了最先進的文化教育，思想、說話和寫字時都喜歡用英文而不喜歡用中文，唯獨對權力和財富的貪婪是中國式的。因此傅斯年說：“在今天宋氏這樣失敗之下，他必須走開，以謝國人。”

宋子文“走開”半年後，又被蔣介石任命為廣東省政府主席。他到任後的第二天就去接見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跟他商談在廣東開礦的事宜，接著跟潘宜公司接洽黃埔港的建設工程，決定把海南的鐵礦石賣運日本。以他過往的行為來看，實在分不清這些到底是公事還是私事，或者根本就是“公私事”。

跟孔祥熙一樣，宋子文到底有多少資產，至今是一個謎。《不列顛百科全書》稱，“據說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亞洲《華爾街日報》則把他列入人類曆史上曾經最富有的50人之一。

後人研究宋子文這個“大怪物”，不僅僅好奇於他到底弄走了多少錢，更在於他是一個怎樣的“製度性產物”。

在中國輿論界和經濟思想界，對孔宋式人物的批判往往趨於道德化譴責，而很少從製度層麵進行反思和杜絕。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指出，事實上，在中西方的哲學傳統中，思想家們從來不相信有一種“徹底的惡”。中國儒家認為“人之初，性本善”，而在西方神學裏，魔鬼也是天使出身。康德用“反常的惡意”來描述惡行背後、可理解的動機。因此阿倫特認為，“隻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辨別出來的，我們可以說，徹底的惡與一種製度同時出現”。對官商文化以及模式的思考，也必須建立在對經濟製度的研究上。

曾經當過國民政府上海市市長、台灣省省長的吳國楨在《吳國楨的口述回憶》一書中談及孔宋模式與製度的互動。他說，按照政府的有關法令來說，孔宋的豪門資本所做的一切確實沒有問題，一切都是合法的，因為法令本身就是他們自己製定的。比如，當時沒有人能得到外匯（因申請外匯需要審查），但他們的人，即孔祥熙的人是控製著財政部外匯管理委員會的，所以就能得到外匯。每個人都得先申請進口必要的貨物，但他們卻有優先進口權，因此，盡管他們的確從中國人民的血汗中發了大財，但一切仍然是合法行為。吳國楨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哲學博士，他的話很平實，卻刨到了官商模式的根子。

　　在近現代的百年企業史上，出現了三個很典型的官商，一是胡雪岩，二是盛宣懷，三是孔宋家族。他們均為當時的“中國首富”，他們的身份亦官亦商，是為“紅頂商人”，其財富累積都與他們的公務事業有關。
通過胡、盛及孔宋這三個案例的遞進式暴發，我們不得不說，自晚清到民國，中央政權對經濟的控製力不是在減弱，而是在逐漸加強，國營壟斷力量的強化以及理性化構建成為一種治理模式，也正因此，與之寄生的官僚資本集團也越來越成熟和強悍。所以，如果不能從製度根本上進行清算，特別是加強經濟治理的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設，那麽，官商模式的杜絕將非常困難。

　　還有一個十分隱秘的、必須警惕的現象是，每一次對官僚資本集團的道德性討伐，竟可能會促進—或者被利用來進行—國家主義的進一步強化。因為人們在痛恨官僚資本的時候往往是以國有資產的流失為對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會忽略兩者的互生結構。如果製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麽，一個官僚資本集團的倒台往往意味著另外一個官僚資本集團的崛起。在1940年代中後期，孔宋集團被清理後，國民政府的貪腐現象並未被改變，甚至有變本加厲的趨勢，最終成為政權覆滅的重要誘因之一，所以，何廉曾哀歎，孔宋下台，官僚資本“未傷毫末”。
　　在某種意義上，對孔宋模式的反思與清算，迄今尚沒有真正破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