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發現與世界的發現”：人文主義思潮

14至17世紀西歐的文藝複興，是在人文主義思潮的促激下展開的。因此，要深刻地理解這一思想解放運動，就必須弄清人文主義的思想內涵及其底蘊。

“人文主義” (humanism)的產生與當時在大學中興起的修辭學、哲學、民法學、醫學、天算學等“人文學科”密切相連。這些學科都與中世紀神學相對立，以講授希臘、羅馬的古典學問為特征，以有益於人的現實生活為職誌。傳授與研究這些新知識的新興文化群體，被稱之為“人文主義者”，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與人生觀被後來的曆史學家概括為“人文主義”。盡管人文主義者的文化、社會活動不盡一致，但卻有著共同的人生與社會理想。他們根據現實社會變動的要求，掀起了“以人為中心”的人文主義啟蒙思潮。

人文主義是作為中世紀神學的對立物而出現的。在中世紀的西歐，附庸從屬於封君，幫工依賴於行東，農奴受製於領主，整個社會都處於封建人身依附關係的嚴密網絡之中。與此相應，天主教神學鼓吹蒙昧、禁欲主義的“神本”說教，要人按照神意的安排與教會的訓導，安貧守份，絕對服從。這樣一來，人們毫無獨立性與自主性可言，喪失了個體的價值與尊嚴，也被剝奪了追求世俗生活的權利。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發展，新興資產階級開始進行反神權、反封建的鬥爭，要求進行思想觀念的更新。受新時代的感召，人文主義者在思想文化領域積極地除舊布新，提出了“個體本位”的人本思想，即一切以個人的意誌、利益與欲求作為人自身觀察、思考與判斷萬事萬物的價值標準或是非尺度。

針對教會蒙昧主義的“神本”的理論，人文主義者大力頌揚人的偉大與尊嚴，肯定人的個體的價值與權利。他們吸取古典文化傳統與基督教神學傳統中的某些思想營養，創造性地以“借神頌人”的理論形式來闡發自己的理想。在14世紀的意大利，文藝複興的先驅但丁就宣稱人是高貴的，因為上帝在造物之初，就賦予了人“意誌自由”，使人“為自己而生存，而不是為他人生存”。享有“人文主義之父”之譽稱的彼得拉克，對人的個性尊嚴也作了有力褒揚。他強調，“宇宙是以人為中心的，是上帝為了人類的世俗生活而造就的東西”。因此，人應當依靠其自主的行動與思考來主宰世界。16世紀的英國著名人文主義戲劇家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一劇中，用抒情詩般的美麗語言如此地謳歌道：“人類是一件多麽了不起的傑作！多麽高貴的理性！多麽偉大的力量！多麽優美的儀表！多麽文雅的舉動！在行為上多麽像一個天使！在智慧上多麽像一個天神！宇宙之精華，萬物之靈長！”。類似這樣的言論，可以說在諸多的人文主義作品中舉不勝舉。值得注意的是，征諸史籍還可以發現，15世紀的佛羅倫薩，一些人文主義者更是用誇張而華美的古典修辭學風格，同專論的方式將這種“借神頌人”的主張係統化與理論化。曼內蒂的《論人的美德與尊嚴》就堪稱典型。在該著中，曼內蒂以《聖經· 舊約全書》的第一章第二十八節中的內容為依據而宣稱，“上帝是把人作為最美麗、最誠實、最富有和最終是最有力量的創造物所塑造出來的”。上帝不僅賦予人以偉大的力量，而且賦予人以“偉大的本性”，並創造了這一世界交給人去統治與管理。 這部專論以其鮮明的人本精神被視為“文藝複興中關於人的尊嚴的文體的一種典範”。稍後，皮科的《有關人的尊嚴的演講》則是又一典型。在該著中，皮科通過對“借神頌人”的更富有哲理的闡發，來頌揚人的自主權利的合理性與神聖性。他指出，上帝創造了人，讓人有自主的權利。上帝還將人“置於世界的中央”，使人“更方便地觀察到世界的一切”。這樣，人就能根據自己的意誌選擇決定最適合自己的人生路向。他斷言，“上帝在人出生之時，就賦予人以各種生命的根芽與各種生活樣式的源泉”。

針對教會的禁欲說教，人文主義者還大力歌頌人的感情、欲望和生活享樂。在他們看來，既然上帝使具有尊嚴個性的人成為現實世界的主宰，人的感情和欲望就是神聖的，人就有權利去追求現世幸福。由此，他們敢於蔑視教會的禁欲信條，詆誹經院哲學家對人生的漠視，鞭撻修道院製度對人性的摧殘，並大力鼓倡人生的各種世俗追求與享樂。彼得拉克的抒情詩《歌集》，以熱情的筆調褒揚了人的純真的愛情。另一位意大利人文主義者薄伽丘在其《十日談》一著，充分肯定出人的七情六欲的合理性，同時強調，“誰要是想阻擋人類的天性”，隻能是枉費心機，最終必將會碰得“頭破血流”。即便是法國人文主義者拉伯雷在《巨人傳》中所設計的“德廉美修道院”，也不再是冷酷的宗教苦修場所，而是人追求世俗生活的樂園。該修道院以“隨心所欲、各行其是”為院規，男女修士出入完全自由，在其中可自由交往乃至結婚，自由地選擇其所喜歡的生活方式，不受任何限製。這樣的思想取向，在意大利人文主義者瓦拉的《論享樂》、北方人文主義大師伊拉斯謨的《愚人頌》等不少作品中也清晰可見。與此同時，一些人文主義者還大力鼓吹人的金錢欲或財富欲，在15世紀初，著名人文主義者波吉奧在《論貪婪》一著中，猛烈地抨擊了安貧守份的傳統信條。在他看來，人生的目的就是為了賺取財富，而不是為了拯救靈魂，“每個人具有追求金錢的天生欲望”，即便是教士也是如此。他聲稱，金錢或財富對國家與社會也都是必須的，應當鼓勵人們去勤勉勞作，發財致富。

人文主義思潮難免有著時代的局限與階級的局限。由於普遍懷有社會“過渡時期”所賦予的新舊交織的矛盾心理，人文主義者沒有對諸如“原罪”說、“預定”論等“神本”信條予以公開的正麵批判。作為早期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他們的人生與社會理想必然要包納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與縱欲主義的因素。盡管如此，人文主義思潮的產生有著劃時代的重大曆史意義。這一思潮以“人本”取代“神本”，以“人性”取代“神性”，以人的現實世界取代了宗教的“彼岸”天國，從而將人從封建人身依附關係與神學枷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最終導致了“人的發現和世界的發現”，為文藝複興這一被稱之為思想文化領域中的“個人複興”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從此，人的價值、人的理性與人的力量在文藝複興時期的思想文化領域中日益凸現，近代西方的哲學觀念、新教信仰、文學藝術、政治理論、學術思考與科學研究，也就逐漸衝破天主教神學的堅固堤壩而蓬勃滋長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