務實競合壓倒意識形態對立:特朗普訪華與中美關係嬗變

  5月13日至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訪問中國,受到熱烈歡迎,並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了會晤。訪問過程相當隆重和友好。據最新消息,雙方已達成多項重要協議,如中方擴大美國商貿準入範圍、互相進口更多商品、就霍爾木茲海峽暢通和伊朗無核化達成共識等。

 

   特朗普在宴會講話上,還提及美國締造者之一富蘭克林對孔子的推崇、羅斯福在二戰期間稱讚中國人民的勇敢,來說明美中具有“共同價值觀”。而習近平則在會談中提到,“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與“讓美國再次偉大”並行不悖,提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新藍圖。雙方會談很融洽。特朗普還邀請習近平今年9月下旬訪美。本次特朗普訪華,還帶來龐大政商代表團,2020年至今被中國製裁的國務卿魯比奧、深度介入美國政治的億萬富豪馬斯克、華裔身份的英偉達總裁黃仁勳等都隨團訪華。

 

   根據本次訪華議程和情況看,中美關係顯著回暖。對於較敏感的港台疆藏問題,以及香港黎智英釋放問題,特朗普雖有提及但以低調方式處理,還刻意回避了記者關於台灣問題的公開提問。顯然特朗普不願令中方不快,而且內心就不很在意這些非經貿的、與美國現實利益關係較弱的議題。本次會談議題主要集中在商貿領域,也涉及若幹科技合作,還談及重要國際局勢,務實外交特征明顯。

 

    這意味著,特朗普第二任期後麵的兩年半,中美關係將以友好互利的合作為主,雙方的競爭也會集中在經貿領域,而意識形態分歧和對立將被擱置,雙邊關係將進入較穩定和諧的新時期。如果今年9月中國領導人訪美延續本次特朗普訪華的基調和氛圍,中美務實競合壓倒意識形態的新常態將更加確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美關係在不同階段有著不同的特征和表現。在1949年到1960年代,因為意識形態對立和國家間衝突,以及全球冷戰氛圍,雙方是高度敵對的對抗關係,還一度爆發熱戰。中國視美國為帝國主義侵略者、資產階級的最反動堡壘、蔣介石政權的操縱者,美國則將中國當作可惡的共產主義國家、可怕的紅色惡魔、好鬥的挑釁者。

 

   但到了1970年代初,因為中蘇關係破裂、美蘇對抗激化,中美都麵對蘇聯的巨大威脅,以及兩國各自內部危機,中美執政者選擇停止對立、擱置爭議,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1972年毛澤東和尼克鬆實現曆史性握手。這是中美放下意識形態爭鬥、務實合作的奠基。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將發展中美關係的路徑延續下去,加強了中美合作,並於1979年正式建交。中美通過發展經貿和科技文化交流、互派人員往來等形式,將雙邊關係加以深化和常態化。

 

    在1990年前後,中美關係曾因中國內部政治動蕩和相關問題短暫轉冷,中國也重啟反西方、反西化的政治和宣傳,中美互信有所下降。但其實中美之間的合作交流並未被根本的破壞,且很短的低潮後就重新回暖。中國巨大的經濟潛力,尤其巨量廉價勞動力和龐大市場規模,讓美國等西方國家看到與中國合作的好處。同時西方也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將促進政治民主和社會開放,所以加大對華投資,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融入全球化。

 

   於是,中美之後三十多年都保持了務實合作,沒有因意識形態問題而中斷交流。但在不同時段、中美不同領導人執政時、不同的具體情況下,中美關係的好壞及側重點存在差別。如兩個布什和克林頓時期、奧巴馬第一任期,雙方關係相對融洽、合作多而衝突較少。而在奧巴馬第二任期和拜登執政時,以及特朗普第一任期後半段,中美的摩擦和衝突增多,對立趨勢更明顯。另外,民主黨人執政時,更容易就中國人權問題及港台疆藏問題發生衝突,共和黨人則因更務實而較少在這些方麵與中國齟齬。

 

   中美關係經曆多次起伏和變化的原因是,一方麵中美存在明顯的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差別,而常常發生衝突、難以互信,中國崛起也挑戰了美國霸權、中美競爭加劇;另一方麵,中美又在諸多領域相互需要、相互依存,在全球化和巨量經貿往來下難以“脫鉤”。

 

   因為中國並非基於政治多元和競爭性政治的民主體製,權力高度集中,與講求自由民主、權力分立的美國存在天然矛盾。中國官方宣稱信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讓美國保守反共勢力反感。而中國經常發生人權事件,以及港台疆藏的長期問題、南海問題等,也會牽動重視人權和國際秩序的美國方麵關注和批評,以及中方反製,誘發中美摩擦。美國也始終無法信任缺乏透明度、與西方製度不同的中國,還與英法德日等戰略及價值觀上的盟友共同製衡中國。

 

    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工廠”、全球經濟引擎,在國際上話語權舉足輕重,也是美國重要經貿合作對象。這樣的現實讓美國難以“離開”中國,反而處處需要中國。所以美國不得不部分的放棄或軟化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麵與中國的對立,保持對華務實合作。

 

   中國在與西方不同的製度基礎上,實現經濟崛起、在戰略與科技上與美國競爭,美國麵對中國在意識形態和經濟貿易雙重挑戰下,也嚐試對華“脫鉤”。但事實證明,在深度全球化、中國舉足輕重影響力、美國對華經貿依賴嚴重情況下,並不能真正“脫鉤”。有限的“脫鉤”也讓美國“殺敵一萬自損八千”,得不償失。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推動“脫鉤”和貿易戰,拜登政府聯合盟友圍堵中國、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初對華關稅戰,都沒有取得理想成果,若幹對華“脫鉤”和遏製政策虎頭蛇尾、不了了之。

 

    所以,美國要重新考慮對華關係,再次將務實合作置於優先。這也與特朗普本人的立場和意願有很大關係。特朗普的風格是非常務實、趨利的,對於民主人權不屑一顧,在國內都在加強威權專斷,也不很在乎“美國優先”之外的議題。在國際上,特朗普與美國傳統盟友、基於自由民主共同價值觀的歐洲建製派不和。特朗普還崇拜政治強人,多次公開讚揚中俄朝領導人的強勢和專斷,羨慕後者說一不二的權威。這也讓特朗普和習近平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

 

    特朗普的支持者,尤其是“MAGA”群體,也是在意美國自身利益而不在乎他國人權。無論從美國還是全球看,自由民主也有退潮趨勢,民粹和威權盛行。這樣背景下,特朗普執政的美國,對華緩和、加強合作,不僅少了意識形態障礙,還多了若幹有利因素。

 

  當然,特朗普執政團隊及對華政策,也一直有強硬和溫和的分歧和搖擺。如國務卿盧比奧、前國務卿蓬佩奧,以及前顧問博爾頓、現幕僚餘茂春等,都出於意識形態和地緣競爭等主張對華強硬。但特朗普重要合作者馬斯克、財政部長貝森特等,則更多從經貿方麵考慮,注重與中國合作。

 

   特朗普本人曾站在強硬派一邊,開啟對華“脫鉤”進程,但如今顯然轉向對華溫和路線。其實,與中國合作賺錢確實更符合特朗普的意願,特朗普早在未當選總統時就已與中國有許多商貿往來。作為無特定政治信仰的反建製民粹政治人物,特朗普也不拘於傳統政客在意的人權立場、無感於港台疆藏敏感議題,更不會在烏克蘭問題上為難中國。至於雙方在經貿和戰略上的競爭,雖然激烈但非零和博弈,特朗普作為商人樂於且擅長一邊競爭一邊合作。

 

   今年是美國中期選舉年,特朗普麵對美國國內反對聲浪和經濟下行壓力及就業問題等,需要改善對華關係而刺激美國經濟、賣出更多農產品和工業品,增加收入和就業,爭取選民支持。美國各財團和工商階層也傾向與中國合作。這樣背景下,特朗普有強烈動力熱情訪華、改善中美關係。

 

   而中國方麵同樣麵對經濟下行和諸多國內問題,也希望改善外部環境和發展外貿。同時,中國與歐盟存在價值觀分歧、與日本關係惡化。改善對美關係利於中國內政外交,也能瓦解圍堵中國的美歐日聯盟。特朗普的務實色彩、不強調意識形態問題,也符合中方口味。中國也無意輸出意識形態和改變美國製度,在伊朗、委內瑞拉等問題上也避免和美國對抗,也讓特朗普對中方有好感。

 

   本次會晤中,習近平提出中美不應陷入大國零和博弈的“修昔底德陷阱”,也能反映中方希望避免與美國衝突失控、長期穩定合作的意願。中美雙方都意識到合作好於對抗、G2強強聯合勝於兩敗俱傷被他國漁翁得利。所以本次特朗普訪華和中美領導人會晤,也就順理成章,幾乎沒有阻礙。相比2024年習近平訪美與拜登會晤,雙方頗有分歧、各懷心事,本次習特會要和諧的多。

 

   雖然本次特朗普訪華可以說友好順利、成果不少,但也有其局限性。包括台灣問題在內若幹敏感問題,以及雙方經貿競爭和摩擦,中美都選擇低調和擱置,也就意味著並未解決,矛盾和隱患仍在。特朗普執政團隊中的魯比奧等對華強硬派,即便接受對華妥協和來華訪問,也不意味著認同對華友好路線,未來仍然會主張對華強硬,在特朗普政府決策中起到重要作用。另外,本次會晤氣氛非常友好,但達成的成果其實並不具有突破性,還是在常規合作範疇內。

 

    特朗普個人往往朝令夕改、政策驟變,時勢也不斷變化,本次訪華成果能否“變現”、中美友好氛圍能持續多久,也並不確定。若今年中期選舉民主黨控製國會、2028年總統大位易主,中美關係又可能再大幅轉變。所以,對於本次特朗普訪華及其成果,也不能過於拔高,對中美關係隻能審慎樂觀。

 

   從更長遠看,中美關係仍將是務實競合與意識形態對立交織,有時友好合作壓倒對立衝突,有時雙方矛盾使得合作停滯、互相製裁。具體情況則取決於當時兩國及國際形勢、領導人的決策,以及突發事件的影響。中美在全球層麵的競爭和“擦槍走火”的風險始終存在,卻又相互依存而難以“脫鉤斷鏈”。筆者當然是希望中美合作多一些、衝突盡可能少些,兼顧經濟民生和民主人權,以建設性方式促進中國、美國、全球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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