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初，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冬天，南京一處不起眼的基層派出所。那是，空氣裏沒有火藥味，卻彌漫著一種更隱蔽的壓力——考核。副所長馬某，正被一項“指標”困住：涉毒案件查處數量。
馬副所長的轄區，並不“配合”。沒有那麽多吸毒人員，沒有那麽多毒品交易線索。巡查再勤，也抓不到足夠的“成果”。但考核不會因此網開一麵。期限逼近，數據空白，這種焦慮，比任何治安問題都更讓人難以承受。
既然現實裏沒有案件，那能不能“製造”一個？馬副所長找到了徐某——一個遊走在社會邊緣人。這樣的角色，在執法灰區裏並不陌生。他們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普通市民，而是遊離在規則邊緣的“工具人”：可以提供線索，可以“協助辦案”。
徐某很快給出了一個方案：既然找不到吸毒的人，那就“創造”吸毒的人。這個“方案”簡單得令人不寒而栗，令人震驚的是，馬副所長欣然接受。
馬副所長提供了一批特殊的電子煙——裏麵含有“依托咪酯”。依托咪酯，醫學上用於全麻誘導的藥物，起效快、作用短。但在濫用場景中，它變成了“上頭電子煙”——吸入後會迅速產生頭暈、恍惚以及短暫興奮。這種物質2023年10月已經被正式列入第二類精神藥品，非法吸食本身就是違法行為。
徐某開始“物色對象”，找到了6位未成年人，他們容易被誘導，缺乏判斷能力，不會警惕風險。很快，6個孩子被陸續叫來。他們或許隻是出於好奇，或許隻是想體驗新鮮事物，沒有人意識到，自己正在被推向一個預設好的陷阱。
地點選在一家普通賓館的房間。封閉、私密，方便控製節奏。徐某把電子煙遞給他們，語氣輕描淡寫：“普通的，玩玩而已。”孩子們沒有理由懷疑，於是，一口，一口，煙霧被吸入肺部。他們不知道，那些白色煙霧裏，混雜著的是“毒品”。
當最後一口煙霧消散，電話撥出。幾分鍾後，馬副所長帶隊“準時出現”。敲門、控製、帶離，一氣嗬成。這一刻，劇情達到了高潮——一場“精準打擊涉毒行為”的執法行動，完美落幕。隨後，尿檢結果出來：6人全部呈依托咪酯陽性。數據達標，任務完成。
這起案件最令人不安的地方，不在於有人違法，而在於違法行為的“源頭”，竟然來自執法者本身。本應防止犯罪的人，成為犯罪的策劃者；本應保護未成年人的製度，反過來利用了他們的脆弱。
這場看似完美的“執法秀”，最終還是露出了破綻。案件在後續調查中被發現疑點重重，電子煙來源異常、出警時間過於“精準”、涉案人員之間關係異常。當這些細節拚接在一起，一幅完整的圖景浮現出來——這不是執法，而是一場策劃。
2026年4月25日，南京市六合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馬副所長，被認定犯“欺騙他人吸毒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徐某等共犯，也分別獲刑。法律給出了回應。
一名副所長，從執法者變成罪犯，本身就是對法律權威的一種反諷式修複。但如果隻把問題歸結為“個別人員道德敗壞”，那就太簡單了。是什麽，讓一個執法者覺得“製造案件”是可行的選項？答案並不複雜——考核指標。
在所有討論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是那6個孩子。他們不是抽象的“樣本”，而是真實的人。他們被誘騙吸食不明物質，被警方當場控製，被記錄為“吸毒人員”，承受身體與心理的雙重衝擊。結果還得不到任何實質的賠償，而對未成年人來說，這種經曆的影響，會影響他們的整個人生。
這起案件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在於角色的反轉。警察，本該是盾牌。但在扭曲的情境下，它變成了利刃。這把“利刃”，並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在長期的製度壓力與錯誤激勵中，被一點點打磨出來的。五年的刑期，可以懲罰一個人，但難以改變這個積習難改的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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