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建議廢除"口袋罪"，執法者回贈了他一個"口袋"
一個建議廢除模糊條款的律師，被用模糊條款懲處。
一個控告司法局長的律師，被沒有文書地帶走。
沒有哪個環節看起來是錯的，但結果是荒謬的。
2023年8月，青島律師於凱和同事以律師事務所名義，向全國人大法工委提交了一份《關於廢除尋釁滋事罪的立法建議》。
其理由是：這個罪名罪狀表述模糊，成為選擇性執法的兜底條款，與罪刑法定原則衝突，司法實踐中存在濫用。
這是公民的法定權利。《立法法》第一百一十條寫得清清楚楚。
2024年7月，青島市司法局認定此舉屬於"炒作案件"，對於凱作出停業一年的行政處罰，對其所在律所停業六個月。
2025年7月，停業期滿。於凱的執照沒有被如期歸還——司法局以"流程延遲"的方式，在處罰期屆滿後繼續剝奪他的執業資格。
2025年7月28日，於凱拿回執照後第11天，再次向全國人大法工委郵寄第二份廢除尋釁滋事罪建議書。
2026年3月26日，於凱在朋友圈實名控告青島市司法局局長鄧煥禮，指控其涉嫌濫用職權、徇私舞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
2026年3月27日，於凱失聯。隨後確認：他因涉嫌"擾亂公共秩序"被帶走調查。同行律師趕去了解情況，據稱"未出示任何執法文書"。
1、這是一道邏輯題，答案已經自動揭曉
你可能覺得這個故事有些奇怪。讓我把它翻譯成更簡單的版本：
一個律師說，某條法律過於模糊，可以被用來懲罰任何人，所以建議廢除它。
然後，他被這條法律——或者與它邏輯結構完全相同的另一條法律——懲罰了。
這在修辭學上叫"自我證明"。在法學上叫"惡例"。在日常語言裏，叫做：你說得對，我用行動證明給你看。
於凱在建議書裏寫：尋釁滋事罪"邊界不清，易泛化"，"成為選擇性執法的兜底條款"。
青島市司法局的回應是：把他舉例論證的行為定性為"炒作案件"，停業一年。青島市的執法機關隨後的回應是：把他站在大院門口舉牌的行為定性為"擾亂公共秩序"，帶走調查。
"炒作案件"。"擾亂公共秩序"。"尋釁滋事"。
請注意這三個詞的共同特征：它們都沒有清晰的邊界。沒有人能告訴你，哪種程度的表達是"炒作"，哪種程度的站立是"擾亂"，哪種程度的建議是"滋事"。而這正是於凱在建議書裏要廢除的那種東西。
所以，於凱用自己的遭遇，完成了他建議書最有力的補充論據。隻是這個補充論據，是被迫寫就的，寫在他的人身自由上。
2、"炒作案件"這個定性，本身值得被炒作
青島市司法局2024年的處罰決定書裏，把向全國人大提交立法建議定性為"炒作案件"。
這個定性需要被認真對待，不是因為它正確，而是因為它太有創意了。
向人大提立法建議，是《立法法》明確保護的公民權利。在建議書中舉例論證，是人類使用邏輯數千年以來的基本方式。你要證明一個規定有問題，你就得舉出它造成了什麽問題的例子。否則你在證明什麽？
但青島市司法局找到了一條精妙的處理路徑：不去碰"提立法建議是否合法"這個問題（這個沒法碰），而是把"舉例論證"這個動作單獨切割出來，定性為"炒作"。
這個邏輯如果成立，推論鏈條相當壯觀：所有法學論文引用判例討論立法問題，都是"炒作"。所有律師在辯護詞中援引類案，都是"炒作"。
最高法刑事審判第四庭2023年發布的調研報告，指出尋釁滋事罪存在五大問題並列舉具體情形——那也是在"炒作案件"。
當然，最高法刑四庭不會被停業，因為他們不是於凱。
所以，這個邏輯真正的含義不是"舉例論證等於炒作"，而是"在不該說話的時候說話，叫做炒作"。這是一個簡潔的結論，隻是不能寫進正式文件裏，所以需要繞一個彎。
繞這個彎的代價是：法律文書本身變成了一個笑話，隻是沒有人在笑。
3、11天：這個數字需要被記住
停業一年，執照還被拖延歸還。在於凱公開發出律師函施壓之後，他終於拿回了證書。
然後是11天。11天後，他再次向全國人大郵寄了廢除尋釁滋事罪的建議書。
有人說這是"任性"。有人說這是"硬漢"。我覺得這兩個詞都不夠準確。
任性是一種不計後果的衝動，它不需要理解代價。於凱顯然理解代價，他剛剛付出了整整一年。"硬漢"這個詞帶有一種審美化的色彩，好像這是一種值得欣賞的氣質展示。但於凱做的事情，其實沒有那麽浪漫。
他隻是認為這件事是對的，然後繼續做了。
在一個正常的法治環境裏，這種行為甚至不需要任何勇氣，就像你認為紅綠燈設置有問題、寫信給交管部門建議改進，不需要勇氣，隻需要一個信封和郵票。
11天這個數字令人心情複雜的地方恰恰在這裏：它揭示的不是於凱有多特別，而是他做的事情本來應該有多普通。
一個公民，拿回自己的證件，繼續行使法律賦予他的權利。這件事如果需要被以"11天"來強調、以"鐵骨錚錚"來形容，那出問題的地方，不在於凱身上。
4、沒有壞人的荒謬劇
於凱這個案子，可能讓很多人想找一個具體的壞人。
但你仔細看整個鏈條：青島市司法局的工作人員執行上級意誌；執法辦案中心的人走程序；每一個環節的人，大概都有文件可以援引，有依據可以出示。沒有哪個人會在事後說"是我做錯了"。每個人都隻是在做"該做的事"。
這就是製度性問題的核心特征：它不需要任何一個壞人，隻需要每一個人都照章辦事。章，是可以被寫成任何形狀的。
一個建議廢除模糊條款的律師，被用模糊條款懲處。一個控告司法局長的律師，被沒有文書地帶走。沒有哪個環節看起來是錯的，但結果是荒謬的。
這種荒謬，是係統性的。它不會因為某一個具體官員被處分而消失，因為它存在於規則的結構本身。
於凱一直在做的事，就是指著這個結構說：這裏有問題。然後這個結構回應：是你有問題。
5、沉默是一種投票
於凱這個案子，有人會說：我不是律師，和我沒什麽關係。
這種想法本身，就是"尋釁滋事""炒作案件""擾亂公共秩序"這類詞匯存在的最大價值所在。模糊，意味著它可以適用於任何人。
而讓大多數人覺得"和我沒關係"，它就可以一次隻適用於一個人，直到輪到你的時候，已經沒有人在旁邊了。
於凱被帶走的理由，是"擾亂公共秩序"。他做的事是：一個人，站在大院門口，舉了一塊牌子，上麵寫了幾句話。
一個人。
沒有聚眾。
沒有煽動。
周遭連第二個人都沒有。
如果這叫"擾亂公共秩序"，那這個"秩序"本身，可能才是需要被討論的問題。
一個律師，行使法律明確賦予的權利——提立法建議、控告官員——然後消失了。沒有文書，沒有通報，沒有任何正式的告知。消失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表態。
於凱試圖提議廢除的，是一種可以懲罰任何人的模糊性。他現在正在親身證明這種模糊性的威力。而我們能做的，至少是記住這件事，記住它發生過，記住它正在發生。
記住，是最低限度的不服從。而最低限度的不服從，在某些時刻，也是唯一有意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