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索威爾《種族與文化》
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是美國當代傑出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者。現為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公共政策高級研究員。
已經脫離所屬群體的文化的人士以及缺少所屬群體社會經曆的人士反而對其族群有著尤為強烈的“認同”，他們甚至可能會以高調、誇張的方式來表達這種認同感。事實上，一個在全世界都頗為普遍的社會現象是，人們在失去了某種文化之後，往往又會成為這一文化最為堅定的倡導者。一直以來，在歐美接受教育，思想和價值觀徹底西化的非洲人一直是泛非主義的極端信奉者。最早提出“黑人性”(Negritude)概念的是生活在巴黎的加勒比移民群體，而最早提出“巴基斯坦”一詞的則是一群來自南亞次大陸的劍橋大學穆斯林學子。對秘魯的古印加文化最尊崇的並不是土著印第安人，而是文化互滲之下的印歐混血——梅斯蒂索人。在20世紀50年代的斯裏蘭卡，一個曾經就讀牛津大學、不懂本族語言的西化僧伽羅基督徒推動了佛教極端主義和僧伽羅沙文主義的滋生。在這些國家及其他國度，被同化程度最高的族群成員不僅是文化複興的領導者，也是曆史仇怨的煽動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加拿大的第一代及第二代日本移民曾經飽受歧視，隨後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戰爭結束後，他們幾乎並未對此怨恨不已。而對於這些自己並未經曆過的事件，第三代日裔卻感同身受——對於老一輩的經曆，他們常常會發出這樣或那樣的感歎：“他們為什麽不肯說二戰時在加拿大被人喊‘肮髒的日本佬’是什麽感受？”這種現象在中國人中也有。所謂的離岸愛國者，愛國熱情和與祖國的距離成正比。
文化相對主義否認某一文化的落後。而正由於明治時代的日本人意識到了自己的落後地位，才能經過幾代人的堅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努力，在20世紀末躋身於一流工業國家之列。如果日本人在最初否認自己的國家處於落後的地位，他們在後來所取得的曆史成就也就無從談起。
不能簡單地把群體行為模式的現象或證據稱之為“刻板印象”。如果同一群體在不同的環境下產生相同的結果，則隻能說明它是不可忽視的事實。
接受過正規教育者常常會產生這樣一種幻覺，那就是自己理應得到回報，無須從事體力勞動。對於正規教育曆史較短的民族而言，這種態度更為明顯。例如在印度，一個人哪怕隻是接受過最為基礎的教育，也會不再情願從事體力勞動。20世紀60年代，印度有超過百萬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失業者”。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也存在著類似情況。一味盲目地將更多人推入學校接受教育未必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甚至還可能會影響政治穩定。如果一個社會無法滿足所有權利意識的訴求，造成精英過剩。那麽這個社會則有可能陷入無法治理的境地。在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加拿大的法裔群體當中，軟性學科知識分子（尤其是教授和學校教師）在煽動內亂和分裂主義方麵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巴爾幹現象指以外力幹預製造民族、宗教和文化衝突導致社會和國家認同碎片化。造成如同巴爾幹地區的分裂。如果一國政府為族群的認同提供資金支持（在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和美國，此舉常常被冠以“多元文化主義”之名），則無異於人為地製造巴爾幹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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