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16日，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官方表述裏，這是“世代友好”“徹底解決曆史遺留邊界問題”的裏程碑；新聞稿裏，是“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典範。
談這份條約，繞不開19世紀的兩份不平等條約——《璦琿條約》和《北京條約》。在列強堅船利炮的逼迫下，清政府將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烏蘇裏江以東等大片土地拱手相讓，麵積超過150萬平方公裏，相當於91個北京，236個上海，41個台灣！
長期以來，中國官方對這些條約的定性是“不平等條約”。既然是不平等，就存在“曆史追索權”的空間。新中國成立後，在意識形態與現實利益之間，曆屆領導人始終保持一種模糊策略：既未公開宣布放棄，也未實際采取武力行動。
直到2001年，這種模糊被終結。條約中“相互沒有領土要求”的表述，等於在法律層麵正式關閉了對上述150萬平方公裏土地的追索之門。從此之後，這片土地不再是“曆史遺留問題”，徹底成為俄羅斯的領土。
這個條約最讓人難以釋懷的，是江東六十四屯。1858年《璦琿條約》雖將江東六十四屯劃歸俄國，但明確規定中國居民“永久居住權”與中國地方官的管轄權。這是一種極為罕見的條款——在屈辱之中，仍保留了一絲主權殘影。
1900年“庚子俄難”期間，沙俄軍隊血洗江東六十四屯，數萬華人被驅逐、屠殺。這段曆史，中國教科書一筆帶過，但在民間記憶中，卻是深深的傷口。按理說，既然當年條約保留了中國居民的管轄權，那麽這片土地的主權問題就並非鐵板一塊。然而，在2001年的條約框架下，這個問題被一並“終結”，不再提及，再無餘地。
如果說滿清是被打敗後簽字，那至少可以歸因於軍事威脅；2001年時，中俄之間並無戰爭陰影，沒有炮艦逼近，沒有通牒限時。邊界談判是在和平的環境中完成的。於是，一個刺眼的問題浮現出來：中國為什麽要主動放棄而簽定這個條約？
支持者常提到一個數字：171平方公裏。2004年補充協定中，中國收回黑瞎子島一部分及阿巴該圖洲渚，麵積約171平方公裏。官方媒體稱之為“曆史性突破”。問題在於，171平方公裏與150萬平方公裏之間的比例是多少？如果以麵積計算，這相當於用萬分之一的“回收”，換取對全部曆史爭議的徹底放棄，相當於“以九牛換一毛”。
為什麽要簽？答案是——聯俄抗美。20世紀末，冷戰結束，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19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被炸；2001年南海撞機事件餘波未平。在這種背景下，拉近與俄羅斯的關係，被視為抗衡手段。通過解決邊界爭議，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以牽製美國。
問題在於，這種“抗美”是否真的需要以確認百年屈辱為代價？美國從沒有侵占中國一寸土地。，可為了“反美”，不惜拱手相讓領土給俄羅斯，“反美”成為政治姿態，領土淪為交易籌碼。
在意識形態最激烈的年代，中蘇曾兵戎相見。珍寶島衝突發生在毛澤東時代。那時，雙方劍拔弩張，中國危在旦夕，也沒有簽署放棄追索權的文件；改革開放後，鄧小平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強調把問題留給後人。毛澤東和鄧小平在選擇保留曆史空間，結果卻被江澤民將這個空間一掌擊碎。有人指控川普是“俄羅斯間諜”。回頭看2001年的條約，人們不免發出疑問：“友俄”、放棄領土追索權，那究竟誰更像在為俄羅斯利益“竭誠”服務？
烏克蘭在戰爭中頑強抵抗，哪怕國土受損，也未承認既成事實。無論外界如何評價，其堅持主權的態度清晰可見。對比之下，中國在無戰事壓力下，登門簽署“相互無領土要求”的條款，真的是“厲害了，我的國！”
很多百姓至今以為，那是一份“平等互利”的友好條約。課本裏強調的是“徹底解決邊界問題”“維護地區和平”。很少有人去翻條款，很少有人計算麵積，更少有人追問這個條約意味著什麽。“友好”成為唯一敘事，真相被壓縮成一句口號。
條約已經生效，現實無法逆轉，但“異議”從未停止。“賣國”這個詞情緒強烈、刺耳，可當一個國家在沒有軍事威脅的情況下確認百年割地，當連滿清條約中保留的殘餘權益也被放棄，人們難免會用最憤懣的語言去表達。
這不僅是對一位領導人的質疑，更是對製度的反思。如果“聯俄抗美”是目標，那麽代價是否過高？如果“戰略協作”是方向，那麽是否存在更平衡的路徑？“反美”是一門穩賺不賠的生意，還是一種代價高昂的情緒投資？當“友好”成為定論時，更需要有人翻開條約文本；當“戰略”成為口號時，更需要有人計算麵積；當“抗美”成為姿態時，更需要有人問一句：代價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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