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AI的發展，以及AI（包括延申的機器人）對於人力的替代，有著很多的分析和預測，但是2026年花旗銀行的一篇有關AI對於中國的影響還是讓人不得不再次深思這個話題。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花旗銀行的最新研報，然後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AI對於中美兩國的可能影響。第一部分是來自新聞報道。
最近幾天，全球知名投資銀行花旗在最新研究報告中指出，人工智能（AI）驅動的新經濟正在迅速接近全球前沿水平，這推動中國股市出現科技板塊主導的上漲行情。從宏觀層麵看，新經濟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完全抵消房地產行業的拖累，但這一變化並沒有明顯提振微觀層麵的信心。花旗特別強調，AI驅動的新經濟可能加大無就業增長的風險，這是當前宏觀數據向好而微觀感受持續背離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據花旗的研報，AI可能影響中國約31%的就業崗位。其中9.6%的崗位——也就是大約7030萬個崗位，麵臨被直接替代的風險。其餘21.4%的崗位雖然會因為AI的應用獲得生產率提升，但整體可用崗位數量也可能因此減少。計算下來，直接替代風險涉及7030萬崗位，加上生產率提升但崗位需求可能縮減的部分，總共影響的就業規模將超過1.57億人。
報告顯示，服務業和年輕群體受到的衝擊最大。服務業過去一直是就業的緩衝器，現在也開始受到顛覆性技術的衝擊，這讓就業問題變得更加嚴峻，相關預警信號已經初步顯現。年輕人的就業壓力尤其突出，因為許多入門級和服務類崗位更容易被AI取代或優化。
花旗認為，要避免陷入“圖靈陷阱”，政策需要優先推動人力賦能，而不是單純的技術替代。
圖靈陷阱指的是過度追求取代人類的AI，可能帶來經濟、社會和倫理上的困境。報告建議加強社會保障網絡和勞動保護，這一點已經刻不容緩。同時，通過縮短工作時間、增加假期來改善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或許是將AI帶來的生產率提升轉化為國內消費增長的關鍵途徑。花旗還指出，AI治理作為影響中國AI投資的重要因素，目前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然後，我們來具體延申分析一下AI發展對於中美兩國的可能影響
這篇花旗研報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那就是AI 正在從“效率工具”轉向“勞動力替代”，且這種轉變在宏觀增長與微觀體感之間撕開了一道巨大的裂痕。
基於報告提到的“無就業增長”風險和“圖靈陷阱”，我們來對比分析一下 AI 對中、美兩國的深遠影響
首先是經濟發展中的增長引擎與結構轉型
中國：抵消陣痛與結構錯配
文章指出 AI 驅動的新經濟已能抵消房地產的拖累，這表明 AI 是中國實現“硬著陸”後的關鍵對衝工具。然而，中國麵臨“生產力過剩”與“消費力不足”的風險。如果 AI 帶來的紅利主要流向資本方，而 1.57 億受影響的勞動力失去收入，內循環的底座（消費）將麵臨挑戰。如果持續以出口為導向，又會和全世界很多國家都形成更加嚴酷的貿易矛盾。
美國：存量博弈與效率霸權
美國更側重於 AI 對軟件、金融和尖端科技的重塑。AI 可能進一步強化美國在全球數字產業鏈中的尋租能力。但不同於中國，美國的經濟增長更依賴金融市場的溢價。AI 會拉大科技巨頭與傳統企業的鴻溝，形成“矽穀吃肉，老鐵鏽帶喝風”的極化格局。
然後就是有關就業市場，青年危機與“白領”替代
中國：服務業緩衝區的消失
報告特別提到服務業和年輕人受衝擊最大。中國過去依靠快遞、外賣、客服等服務業吸收了大量製造業轉型人口。AI（如自動駕駛、智能客服、數字人）正在捅破這個“緩衝區”。對於每年千萬級的大學畢業生，入門級崗位的消失可能導致嚴重的“知識型失業”。尤其是對於低端製造業和網約車司機，外賣服務，保安，保潔等等這種保底工作，有著更加具體的衝擊。
美國：白領階層的集體焦慮
美國的 AI 衝擊更直接地指向醫生、律師、分析師，程序員等高薪群體。雖然美國勞動力市場目前表現強韌，但 AI 對中產階級崗位的侵蝕可能引發新一波的社會震蕩，導致白領階層的“向下流動”。同時，因為服務行業中大量的存在情感互動，或者腦力體力結合，對於這些就業反而沒有那麽大，或者沒有那麽快的影響。
然後我們來看看利益分配與福利保底
為了躲避報告中提到的“圖靈陷阱”，兩國的路徑可能截然不同：
中國式方案是社會保障與工作共享
報告建議縮短工作時間、增加假期，這實際上是“存量工作共享化”。中國可能通過政策手段幹預，利用 AI 產生的生產力結餘來強製推行“做四休三”或提高失業保障，以維持社會穩定性。眾所周知的是，對比全世界大多數國家，中國的工作時長是世界最長的，如果這些工作被AI大規模替代（比如網約車，程序員等等），外加提高勞動法的執法力度（中國很早就有勞動法，不過除了外資企業，其它企業沒有真正執行），希望可以讓勞動者得到更加平衡的工作生活，而工作共享可能是下一個大的趨勢。
美國式方案：UBI（全民基本收入）的實驗
美國科技界（如 Sam Altman）更傾向於討論全民基本收入（UBI），而Musk甚至提出了SBI，超高基本收入。即政府通過向 AI 企業征收重稅，直接給全民發錢。但這麵臨巨大的財政赤字壓力和兩黨政治博弈，在短期內有很大壓力，不過如果AI外加機器人大規模應用，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讓整體美國的財富有提高，UBI被推行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畢竟讓選民進行投票，這種政策會有很大的市場，不過需要防止過早實施的風險。就是AI產生的財富不足，但是提前分配預期的財富。
最後我們來分析稅收與治理，誰來為“機器人”買單？
從中國的角度，基於中國政府對於民眾福利提高後可能產生的惰性的極度厭惡，大幅度直接增加福利的可能性比較小，但是有可能轉向從“勞動力稅”向“數字資產/數據稅”轉移，由國家引導紅利再分配，側重於社會穩定和 AI 倫理監管，防止技術過度替代導致的大規模失業。它的核心風險是，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持續背離，AI提高效率，GDP持續增長，但是普通民眾無感。這種情況在最近幾年中已經出現，盡管中國的GDP每年都以5%的增速提高，但是更多的中國普通民眾沒有感受到GDP提高帶來的幸福感提高。
而從美國的角度，基於美國AI的主要受益者是全球化企業，美國會麵臨企業避稅和全球利潤留存的挑戰，稅基縮減風險大，而政府會在側重於保持領先地位，在創新自由與監管之間搖擺，後果可能是社會極化加劇，精英階層與底層民眾脫節，最後可能出現動蕩，並且需要政黨的博弈來完成給普通民眾的基礎保證和福利提高。
最後我們總結一下，花旗報告給出的預警非常明確，AI 帶來的生產率提升是一把雙刃劍。對於中國而言，AI 是破除房地產依賴的良藥，但如果不能通過人力賦能，讓 1.57 億人學會駕馭 AI 而不是被取代，和二次分配（稅收與福利改革）來緩解微觀層麵的壓力，這種增長可能會在社會層麵產生巨大的反向拉力。
而對於美國，對於AI的應用有明顯感知的群體可能是首先出現在高收入群體，而因為美國AI相關企業更加的國際化，對於稅收和監管也提出更大的挑戰，民眾因為AI的剝奪感會造成更多的對立，需要通過政黨和政策的博弈來逐步平衡，我個人是看好AI相關的稅收的可能，以及全民UBI取代很多福利的可能性。
AI和機器人的發展，不是人類的窮途末路，也不會成為人人幸福的永動機，需要更多的博弈，AI本質上是人的輔助，不是人和AI的博弈，而是普通人通過體製進行政策的博弈，最後達成一個相對公平合理，共同富裕的新時代，當然會有陣痛，但是對於這個美麗新世界的來臨是有充分信心的。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