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30日電(評論員 束沐)12月初,台當局以“反詐”為由對大陸網絡平台“小紅書”采取限製網絡連線措施。小紅書被封禁後,台灣民眾罵聲一片,該軟件在台下載量一度飆至首位。小紅書在島內從走紅、熱捧,到引發民進黨恐慌,再到被封後民意反彈,勾勒出島內兩岸關係民意的結構變化,深層原因值得探究。
對於小紅書遭禁一事,島內主流輿論主要從三個角度評論:一是法治角度,認為台當局做法充滿程序瑕疵,踐踏“法無授權不可違”的倫理;二是價值角度,即為封禁小紅書是對言論自由的打壓,坐實了民進黨在自由民主價值上的“雙標”醜態;三是兩岸角度,認為民進黨畏懼台灣年輕人通過小紅書瞭解真實的大陸、與大陸民眾親切交流,遂不顧民意反彈,拆毀兩岸民間交流橋梁。
上述解讀和評論,各有角度、各有道理,也都具有一定代表性。不過,若拋開意識形態層麵的輿論攻防,從更深層次的政治經濟學“典範轉移”角度,來觀察島內民意看待小紅書封禁背後的兩岸關係結構變化,事實上反映了近十年來全球化、中國化、本土化在台灣的邏輯演變軌跡。
顧名思義,“全球化”指的是經濟全球化的曆史進程。“本土化”在台灣被賦予特定意識形態內涵,淳樸的鄉土情懷與特殊曆史環境下的“台灣意識”,近三十年來被“台獨”勢力利用、操縱。“本土意識”與“台灣主體意識”被劃上等號,“本土化”與“去中國化”被捆綁成一體兩麵。故長期以來,一旦與大陸有關的符號進入台灣社會,就會立即被標簽化、汙名化,“台獨”勢力以“捍衛本土”為名,煽動排斥、抗拒甚至恐懼,久而久之“中國”在台灣社會就從“主體”變為“客體”、從“我者”變為“他者”。
兩岸大交流初期全球化與本土化對立 中國化淪箭靶
假設小紅書在十年前乃至更早出現,島內輿論反應想必和今天大相徑庭。這是因為,在兩岸大交流初期,兩岸經貿關係作為全球分工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全球化邏輯緊密相連。而恰恰在當時,飛速而粗放發展的全球化,的確在一部分引發與本土化之間的衝突和矛盾,進而引發島內民意的懷疑和抵觸,這也成為台灣內部醞釀“反服貿”,以“本土化”為名推動“去中國化”政治運動的導火索。
在“台獨”話語論述中,兩岸經貿交流合作,必然以台灣被大陸“磁吸”、喪失“本土性”為結局,再輔以所謂“洗頭兼洗腦”的危言聳聽,巧妙借助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對立,來推動去中國化的政治議程。事實上,這套話術直至今日仍被民進黨沿用,即便聽眾寥寥,“台獨”勢力仍然樂此不疲地宣傳鼓吹,也構成了小紅書被封禁的理由之一。
大陸發展新質生產力引領世界 全球化與中國化相容
然而,隨著大陸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尤其是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的深度融合,在近十年來湧現出以平台經濟、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一躍成為引領世界經濟發展、帶動全球產業變革的強勁動力。這種引領全球的新質生產力,具體表現為大陸“平台經濟”輻射全世界、深度融入各國民眾日常生活,抖音、小紅書正是這股浪潮中的佼佼者。2年前美國下架抖音,引發大量“抖音難民”輾轉小紅書,小紅書的走紅就成為“偶然中的必然”。
在上述背景下,當全球化與中國化相容、相交織,中國大陸的新質生產力也就轉化為“新質軟實力”,成為全世界年輕人趨之若鶩的潮流。猶記15年前,蔡英文與馬英九辯論ECFA利弊時,曾提出“台灣從中國走向世界、還是台灣從世界走進中國”之問,其本意是宣揚“兩國論”和“去中國化”,卻無意中被後來的曆史與事實徹底否定:中國即世界、世界即中國,中國大陸具有全球性的經濟文化形態已深入台灣社會。
兩岸深度融合 全球化、中國化、本土化在台有機統一
小紅書憑借親近用戶、融入生活的信息聚合功能,加上兩岸同文同種的既有優勢,不再隻是台灣民眾瞭解大陸、或單純為了前往大陸而收集“攻略”的窗口,而是成為台灣民眾尤其是年輕人與多彩世界鏈接的橋梁。更令人驚喜的是,小紅書在台灣的“本土化”也在悄然展開,台灣的小紅書用戶已經形成了一個個以當地共同生活經曆結成的網絡社群,以小紅書為平台,湧現出集休閑旅遊、網購交易、餐飲娛樂、知識分享為一體的在地“庶民經濟圈”或“文青經濟圈”。
以上便構成了近年來小紅書在台灣深根發芽、枝繁葉茂的政治經濟學脈絡:當兩岸經濟社會深度融合、當大陸新質產業與全球經濟深度融合時,全球化、中國化、本土化在台灣實現了有機統一,以兩岸融合發展為內涵“中國化”將全球化與本土化聯結在一起,難以割裂、無法對立。在上述背景之下,民進黨或“台獨”勢力即便再用“本土化”邏輯作為包裝,也無法像過去那樣誤導民眾認知、煽動青年排斥心理,反而加速被年輕人嫌棄、拋棄。
如今小紅書在台灣仍然處於“封禁”狀態,但諷刺的是,一方麵台當局的所謂“封禁”很快淪為形式主義,許多台灣網民修改手機設置、找到變通方法,拆穿了當局政治操作的伎倆,也證明所謂“封禁”根本難以為繼。另一方麵,不少台灣民眾使用VPN“跳”到世界各地網域登陸小紅書,繼續分享生活、互訴衷腸,這個景象不正是全球化、中國化與本土化在台灣融為一體的生動展現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