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中共元老人物、在世最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女性國家級領導人彭珮雲去世，歿年96歲。這位從建國前就參加中共工作、曆經後來幾十年政治風雲的人物，最主要的“政績”就是參與推動了“一胎化”為核心的中國計劃生育政策，並見證了中國從抑製生育到鼓勵生育的計生政策變遷。
1980年代，剛剛走向改革開放的中國，麵臨著一係列嚴峻挑戰，人口問題是最棘手的挑戰之一。一方麵因為傳統生育觀念、醫療衛生改善，中國人口增速很快、人口總量大；另一方麵中國經濟落後、就業緊張、人均GDP和資源占有量極低、環境承載力弱。
這樣的背景下，中共執政的中國政府以鐵腕手段推動計劃生育政策。計劃生育的核心要求包括“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四個維度，但各級政府在績效壓力下集中於要求民眾“少生”。“隻生一個好”的一胎化政策在強大國家機器推動下執行，在大約三十年裏，城市地區大多數夫妻從生育2-3胎到普遍生育一胎，農村也從普遍多胎到多數為1-2胎。中國生育率因此大幅降低，並在21世紀初“超額”完成計生任務（原本計劃控製在16億，但人口巔峰時才14億）。
但這巨大的計生“成績”背後，是嚴重的暴力執法、“一刀切”和侵犯人權。名義上是“自願”和“鼓勵”，現實裏則成了強製和硬性要求。在中央強大的政策壓力和“人口紅線”要求下，各級政府層層加碼，對於超生家庭以巨額罰款、強製引產和上環、毆打、拘禁、“抄家”等極端和暴力方式對待。一些地方為達成政績不擇手段，如山東曾發起“百日無孩”運動，不惜極端的侵害生育自由來達成政績。超生罰款也成為基層幹部搜刮民財的來源之一。
一些懷孕女性躲藏到親戚家中和遠離家園的外地，像逃犯一樣生兒育女。一些家庭被處罰的傾家蕩產、計生辦像土匪一般拆屋砸房。這些年，網上有不少人回憶自己父母是如何躲避計生辦搜查，保住胎兒，才有了今天的自己。他們講述的許多細節頗為淒慘、不忍卒讀。即便到了2000年，河北省還發生了將懷胎九個月的婦女強製引產的“金亞妮事件”，且在2007年才引發廣泛關注和批評。
計劃生育政策確實促成了中國生育率的下降，減輕了中國經濟和環境壓力，人均GDP和資源占有量的提升也可部分歸功於此。客觀上，計劃生育政策也減輕了許多家庭尤其女性的生育負擔。
但極端化計生的代價也是沉重的。許多因種種原因想生多胎的家庭，在計生政策下付出沉重的經濟代價、權利代價（如被公職機構處分、喪失領取福利權利等），甚至家庭破碎；很多婦女遭受侵害自由和尊嚴的對待、受到身體和精神的雙重傷害；一些本來可以和其他人一樣成長的生命被扼殺、消失於世界。而計生政策也造成許多連帶問題和副作用，如獨生子女在父母中年老年時死亡的“失獨”問題、獨生子女家庭養老困難問題、人口結構失調和老齡化問題等。
而從宏觀上製定和操作計劃生育政策的，正是彭珮雲在內的中央高層。他們考慮的是“國家大局”、“百年大計”，以及一串串數字及其消長。而其製定和推行政策，並沒有得到民意授權，也沒有與民眾真誠細致溝通。下層粗暴的計生政策，上層是心知肚明的，但卻回避談及殘酷的一麵，還故意放任基層的暴力執法和法外處罰，以達成其目標。
前國家計生委副主任趙白鴿曾在記者會上說，“中國計劃生育政策不是強迫性的，是基於自願基礎上的”。這是謊言，也反映了上層對計劃生育政策及其負麵後果推卸責任的態度。確實不少中國家庭逐漸自願少生甚至不生子女，但強製計生顯然是廣泛存在的。世界不少國家都實行過人口調控政策，但隻有中國實行了大規模強製性的反生育措施。
在推行計劃生育時，政府曾承諾“隻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可後來，官方宣傳卻變成了“養老不能靠政府”。曾經承諾的對獨生子女家庭的補助，要麽拖欠，要麽平均每月發放幾十元（北上廣深等發達地區高於此數字，但也很有限），根本不足以養老、養家，與承諾的福利保障相去甚遠。計劃生育由官方推動，代價卻是民眾承擔。
更令人唏噓的是，最近十年，官方的生育政策又發生了大轉彎，從曾經的限製生育轉向鼓勵生育。2016年開始，中國實行“全麵二孩”政策，2021年則開放三胎，國家采取各種措施鼓勵結婚和生育。雖說時代不同、情況不同，政策改變是正常的。但計生政策如此“大轉彎”，仍反映了國家決策的不成熟和極端化。
總結這幾十年計劃生育的經驗教訓，並結合他國人口問題情況，可以發現，中國本來可以通過更加溫和的方式控製人口，如更多物質獎勵晚婚和少生，而非通過懲罰性手段實現。如果能夠更科學的評估人口趨勢，明白現代化本就能抑製生育、未來老齡化挑戰更大，也就不必過於粗暴極端的限製生育，不至於從害怕人口過剩又轉而擔心生育不足。科學合理的人口政策，可以讓人口變化更自然，人口結構更健康。如果那樣，計生政策也不必“翻燒餅”般大轉彎、民眾受到兩種相反方向的“折騰”。
不止計劃生育，1949年以來的中國經曆過許多政治運動和“折騰”式政策。如曾經的“大煉鋼鐵”和“農業集體化”，“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政治人物從紅極一時到被“打倒”再到起複，以及前幾年的新冠“清零”政策及最終結束防控和“共存”，都狠狠的“折騰”了從高層幹部到平民大眾的億萬中國人。
而以96歲高齡去世的彭珮雲，也經曆了共和國曆次政治運動和中共黨的政策變遷。她在1949年之前是反國民黨的學運領袖、中共地下黨，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成了專職管理學生的新政府官僚。在文革期間，主持北京教育工作的彭珮雲首當其衝的被“打倒”、遭受毆打、下放勞改等迫害。文革結束後她重新被重用，成為推動計劃生育政策的核心人物之一，毫無疑問對計生執行中的殘酷行為負有責任。晚年的彭珮雲，又成為主持婦女兒童工作的部委大員，直到去世。
彭珮雲的人生經曆，正是數十年來中國政治風雲變幻、政策反複的體現。彭珮雲本人也經曆過不幸，說來也令人有所同情。但更值得關心和同情的，是數以億計飽受苦難、在政治巨浪中隨波逐流、麵對國家機器無能為力的平民大眾。
無論是“文化大革命”的狂暴還是“計劃生育”政策執行中的殘酷，都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災難，許多生命消逝，幸存者也飽受創傷。這些教訓不應該忘記，更要警惕以各種形式重演悲劇的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