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現代共和黨與林肯時期共和黨的區別
雖然共和黨誕生於19世紀50年代，亞伯拉罕·林肯領導的共和黨最初主張反奴隸製、促進工業化、維護聯邦統一，但現代共和黨，尤其自1960年代南方戰略以來，與林肯時代的政黨理念已無直接連續關係。林肯時期的共和黨核心是平權與聯邦統一，而1960年代起的南方戰略開始引導共和黨利用種族分裂議題吸引白人保守選民，逐漸形成現代共和黨的選民結構和政治風格。因此，現代共和黨與林肯時期的“解放奴隸、推動民權”的共和黨理念在選民基礎、政策取向和政治手法上已基本脫鉤。
2. 南方戰略的起源
1964年總統候選人巴裏·戈德華特反對《民權法案》，幫助共和黨在深南部一些州獲得突破性勝利，顯示了利用種族分裂議題吸引南方白人選民的潛力。這一策略後來被稱為南方戰略，是20世紀60至70年代美國共和黨為了贏得南方白人選民而發展出的關鍵選舉策略。南方戰略形成於民權運動之後，當時民主黨推動《民權法案》等立法，使部分南方白人保守選民對民主黨失望。共和黨候選人，如理查德·尼克鬆，通過強調州權和法律與秩序等議題，間接回應白人選民對聯邦政府實施民權措施的不滿，從而吸引他們轉向共和黨。這一戰略幫助共和黨逐漸將南方由傳統的“民主黨鐵飯碗”轉變為“共和黨票倉”。
南方戰略的核心手法是間接呼應種族緊張，共和黨不直接使用種族歧視言辭，而通過政策立場和暗示性措辭，讓選民自行聯想到對少數族裔的反感。這種策略逐步重塑了選民支持基礎，使原本長期忠於民主黨的南方白人開始傾向共和黨，從而改變美國南部的政治版圖。
3. 尼克鬆時期——狗哨政治的典型例子
尼克鬆在總統競選及執政期間，常用幾類典型措辭被學者認為屬於狗哨式的暗語。其中，“法律與秩序”表麵上是支持社會治安和更有效執法，但在當時美國多個城市出現抗議與社會衝突的背景下，這句話暗示對城市暴力和民權抗議者的強硬態度，讓白人選民聯想到犯罪和社會不穩定。“州權”的表述強調各州在聯邦體係中的自主權，但在民權立法推進取消種族隔離之際，這一說法在南方被解讀為對聯邦種族平權幹預的反對。“沉默的大多數”這一表述指那些不在媒體或抗議現場發聲的普通美國人，尤其對白人中產及保守選民而言，暗示這些“沉默者”受到社會變化如民權運動、反戰運動、街頭抗議的衝擊。除此之外，反對跨區強製學區調和（Busing）也是一種編碼語言，表麵上是教育政策議題，但實際上吸引那些反對學校種族融合的白人選民。
4. 裏根時期——進一步發展狗哨策略
裏根在競選中，繼續使用編碼語言和象征性措辭。他在密西西比州納史侯巴郡的演講中特別強調“州權”，這一地方曾發生三位民權活動者被私刑殺害事件，這種表述被認為是向希望維護南方傳統社會結構的白人選民發出的暗號。
裏根團隊還講述“福利女王”與“strapping young buck”的故事，這源自1970年代媒體報道的一個真實案例，但裏根對故事進行了極度誇張的敘述。他描述這位所謂的“女王”有幾十個名字、多個住址、拿著多張社會安全卡，每年領取十幾萬美元福利，還據說開著凱迪拉克。在裏根的競選演講中，有一段敘述是這樣的：“站在你前麵的某個年輕壯小夥（strapping young buck）正在用食品券買牛排，而你隻能排隊買漢堡。”
當時這些話表麵上是在批評食品券和福利製度，但用詞中“buck”在美國語境中有時是對黑人年輕男性的貶義稱呼，容易讓一些聽眾聯想到身體強壯、違抗規範的黑人男性，從而在潛意識中激發對少數族裔的焦慮與負麵情緒。在政策層麵，裏根提出削減福利、反對跨校種族調和、抨擊平權行動等措施時，雖然措辭看似製度性，但因當時社會背景和多數白人關注點，這些表述往往被解讀為對種族變革的暗示性反對。
5. 老布什時期——典型狗哨廣告案例
老布什最著名的狗哨政治案例是“Willie Horton”廣告。廣告強調一名黑人犯人Willie Horton假釋越獄後犯下嚴重暴力罪行，並將此事件與對手邁克爾·杜卡基斯的假釋政策聯係起來，暗示杜卡基斯軟弱、無法保護公眾安全。雖然廣告未直接提及種族，但利用觀眾對“黑人罪犯”的刻板印象，間接激發對族裔和治安的恐懼，符合狗哨政治的邏輯。
6. 小布什時期——文化與宗教身份暗示
小布什及其顧問卡爾·羅夫在政治溝通中使用編碼語言，尤其針對福音派基督徒與宗教保守選民。他強調家庭價值觀，表麵上是關心社會價值，但在保守教會中被解讀為對墮胎、同性婚姻等議題的支持。他同時強調宗教團體的角色和基督教文化價值，在保守宗教選民中形成身份認同信號，而對世俗選民則顯得常規。
7. 特朗普時期——移民與民族身份狗哨
特朗普在多次演講中使用具有暗示性的措辭。例如，他稱墨西哥移民“帶來罪犯和強奸犯”，並強調“criminal illegal aliens”，將無證移民與犯罪直接聯係，從而觸發部分選民的恐懼感。他的口號“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在一般語境下是政策宣言，但對特定群體而言暗示對過去社會結構和群體主導地位的懷念。此外，特朗普在描述索馬裏移民時稱其為“garbage”，並強調“不希望他們留在這裏”，激發了對外來者和社會不安全的情緒。這些例子表明，特朗普的語言表麵上是政策討論，但對特定受眾產生潛在的情緒和身份認同暗示，符合狗哨政治的核心特征。
在第二任期中，特朗普針對移民群體的言辭更為激烈和情緒化。他公開將來自某些國家的移民描述為“垃圾”或來自“壞地方/落後國家”，並將他們與社會問題直接關聯，這類措辭被批評者視為去人性化、仇外式表達，易在特定群體中喚起強烈共鳴。這類語言不僅涉及邊境與驅逐措施等政策討論，還具備對特定族群的隱性貶低與情緒性動員意味，與狗哨政治中“讓核心受眾理解”的特征相契合。
即便是在外交或外宣語境中，特朗普政府及其部分官員有時使用的語言也帶有類似特征，例如描述文明或多元社會為“衰落”或“不夠強壯”，或提出歐洲國家因“多元文化”而變弱的觀點。這些表達表麵是戰略性批評，但在特定支持者群體中可被理解為對“文化純粹性”的暗示或“我們 vs. 他們”的分裂式信號。
特朗普第二任期強調的若幹行動與言論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策略，例如取消DEI（多樣性、公平與包容）計劃，並用“文化馬克思主義”之類措辭指責這些項目，強調取消多元背景介紹與曆史素材的政策。這些措辭對普通聽眾似乎是在討論政策或教育優先級，但對核心支持者而言，則是對“傳統價值”和“反進步文化”的明確情緒確認信號。
此外，特朗普及其團隊在社交媒體、集會等場合，也常用情緒化語言批評競爭對手或機構為“暴力”“敵對”“腐敗”，並對社會分裂議題如移民、教育和價值觀衝突加以情緒化標簽。這類語言利用二元對立和身份焦慮，對目標受眾產生特定的激發作用，符合狗哨政治編碼的特征，即同一措辭對不同受眾具有不同理解和效果。
8. 總結
自1960年代南方戰略以來，共和黨通過一係列選舉策略逐步吸引南方白人保守選民，但這種策略標誌著黨在社會議題上的倒退。尼克鬆時期的法律與秩序、州權和沉默的大多數的暗示，裏根時期對福利、平權行動和種族融合的編碼批評，以及老布什、小布什和特朗普在刑事、文化和移民議題上的暗示性措辭，都是圍繞種族、社會階層和文化身份展開的政治操作。
這些策略表麵上是政策討論或選民動員，但在本質上是在阻礙民權進程、強化社會分裂，實際上是一種“開倒車”的政治手法：通過迎合特定群體的恐懼和焦慮，不斷逆轉社會平等與多元化的趨勢。現代共和黨在南方戰略的基礎上延續了這一邏輯，使其政治行為更多地關注維持傳統權力結構，而非推動社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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