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式"打虎拍蠅"12年後，中共高官為何"越反越腐"?
中共建黨百年之際，在北京國家體育館（鳥巢）舉行了一場盛大演出，但未進行電視直播。
“我們黨的反腐力度，讀遍二十四史，沒有像現在這麽強的。”2014年7月，筆名二月河的曆史小說家，在接受中共紀委網站視頻采訪時說。
這位河南作家基於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清朝皇帝寫作了長篇小說三部曲，其中大量筆墨用於貪腐亂象和反腐努力。他在中紀委網站開設後不久成為受訪對象，這句曆史級斷言此後廣為流傳，成為習近平上台後規模浩大的反腐浪潮的一個注腳。
二月河一定程度上沒有錯，他下此論斷的那一年，僅中管官員（大部分為部級高官）已有39位落馬。更震撼的是，政治局常委、“正國級”周永康的倒台和清算，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民間認知。
習近平“打虎拍蠅獵狐”，被認為深切迎合了中國民眾深入骨髓的清官崇拜，以及漫長的文官傳統中，累積的對貪腐的深惡痛絕。借助這種民意基礎開啟的反腐運動，為習近平建立了第一波政治聲望，也成為他區別於胡溫乃至江澤民的獨特執政風格。
但是，已於2018年逝世的二月河未能看到，“史上最強”反腐之後還有更強一波——2023年，落馬中管官員45人；2024年60人；2025年有望再創新高，僅上半年就有32位高官落馬。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前夕，官方一次性宣布9名解放軍上將落馬，其中8名為中央委員。
數據揭示一個事實——在習近平開啟“反腐風暴”12年後，中國當下正處在一個聲勢更大的反腐浪潮之中。
以至於在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上，需要確認的落馬中央委員總數可能創紀錄。
一個問題浮現：十餘年後反腐高潮再起，這次有何不同？
更關鍵的問題是：多年來高壓反腐後，為何腐敗更盛？
數據顯示的兩波反腐高潮
為呈現習近平執政時期的兩波反腐浪潮，BBC中文統計分析了中紀委網站2013年以來公布的“中管幹部”落馬數據。
所謂中管幹部，即“中共中央管理的幹部”——他們往往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員，或國家部門正副首長，級別多為省部級、副部級，及少量要害崗位廳級官員（如總經濟師、總審計師）。許多千萬人口大城市的一把手都不在此列。
名單不含央企官員及數十萬更低級別被查官員。我們增補了更高級別落馬高官（如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何衛東）及軍委委員（如魏鳳和、李尚福、苗華），剔除了僅受黨內處分未移交司法者（如魏宏、彭宇行）。時間跨度從2013年上半年至2025年10月20日，橫跨12年，共406位落馬高官。
按照他們被宣布調查的時間排布，發現這些高級幹部落馬有兩個明顯的波峰——
第一波峰：2013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持續三年，105人落馬。
第二波峰：2023年上半年至今，截至10月20日已達154人。
第一波反腐高峰期間，高級官員的平均涉案金額為4674萬元人民幣，第二波中這一數字已達到1.65 億元。如果算總數，過去12年間，這406名高級官員有據可查的涉案金額已超過3000億元人民幣。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下半年以來的案件幾乎都在審理中，並未公布涉案金額，因此第二波浪潮的總體涉案金額規模，還有部分尚未呈現。
對比顯示：第二波落馬人數是第一波的1.5倍，平均涉案金額是3.5倍。官方總體數據印證此趨勢：2014、2015年分別處分23萬和33萬人；2023、2024年則為61萬和89萬人。
從級別看，第一波包括：1位正國級常委周永康，2位政治局委員徐才厚和郭伯雄，2位非政治局委員的“副國級”蘇榮和令計劃。第二波則無常委落馬，政治局委員僅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另有“準副國級”軍委委員魏鳳和、李尚福和苗華。若排除這四位軍人，文官係統無副國級以上官員落馬。
一浪更比一浪高
更多人數、更高金額、更低職級——一個問題浮出水麵：第一波更偏向“政治清洗”，第二波更著重腐敗本身？
BBC中文采訪的專家未給出簡單答案，但提供了觀察視角。
最顯著的不同，第一波反腐的重要變量——周永康。
“第一波調查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圍繞著周永康的小圈子，因為黨中央明確譴責‘政治腐敗’，即對黨中央的不忠。”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係副教授朱江南表示，從黨的角度來看，政治上不忠誠也是一種腐敗，實際上是一種挑戰中央權威的非常嚴重的腐敗，不能容忍。
德國墨卡托（MERICS）中國政治與社會研究項目負責人卡特婭·德林豪森（Katja Drinhausen）認為，習近平上任數月即處理周永康案，傳達一個信號——“最高權力層級也在習近平掌控之內”。這使反腐成為內部清理和權力鞏固的有效工具，當時不同派係對中國發展方向持有不同願景。
“盡管如今涉案金額更高給人財務腐敗是核心的印象，但用紀律調查監督和執行黨內對中央目標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服從，仍是關鍵目標。”德林豪森說。
北京的中共曆史展覽館
第二波反腐浪潮中，已經沒有“周永康式”的人物。
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認為，當前反腐主要目的可能確實是反腐本身。現在大多數官員，尤其省委書記，都是習近平親自任命，並進行任前談話，“至少五年甚至更久，這些人都經他親自審查，可能發現其中一些仍極度腐敗，於是下令徹底調查，清除害群之馬，導致了當前這一大波調查”。
史宗瀚還提出一個比較少見的猜想——第二波始於疫情之後。疫情期間大量中央資源下撥地方，用於防護裝備、醫療用品、方艙建設等，可能導致大量腐敗。這次運動可能針對利用災難謀私利者。他將其類比1960年代大躍進後的“四清運動”，整頓大躍進期間農村腐敗問題，巧合的是，那場運動也持續3年。
“但我仍認為它某種意義上是政治性的，”史宗瀚說，因為與習關係密切的人仍受保護，沒看到與他關係密切或曾在其手下工作的人陷入嚴重麻煩，“盡管我傾向認為這些人也某種程度腐敗，也許因關係密切而更加小心，誰知道呢？”
至於貪腐金額上的大幅增加，朱江南補充，最近涉案金額更大，主要因目標部門轉移。近年許多調查聚焦金融部門，包括銀行和大型國企，這些部門腐敗金額通常更高。加密貨幣興起也使資金流動增加。
過去幾年，公立醫院、金融監管、煙草等板塊大量官員落馬，帶來更高貪腐金額，與第一波明顯不同。
數據也有一定佐證，第一波涉案最高者是雲南省委書記白恩培，2.47億元；第二波最高者是煙草專賣局副局長何澤華，9.43億元，也是12年來涉案最高的高官。不過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人涉案金額均未公布。
一度是習近平“愛將”的何衛東（下中）在四中全會前被官宣調查，他身後的國防部長魏鳳和（上左）也在這一輪反腐風暴中落馬。
軍隊反腐：權力再平衡
兩次反腐高潮諸多不同，但不變的是，軍隊都成為“重災區”。
德林豪森認為，軍隊持續反腐既反映軍事現代化和危機應對能力的重要性，也反映軍事國防領域的不透明性質及大量腐敗機會。一連串高層調查和免職清楚表明，習近平對進展及關鍵官員的政治可靠性並不滿意，即使這些官員是他任內安置的。
“軍隊一直是反腐熱點，因為相對獨立於文職官僚機構，擁有自己的監督係統和法院，監督更加困難。”朱江南解釋，軍隊很大程度上自我約束，紀律好壞取決於高層對黨中央和最高領導人的忠誠度。當高層涉腐且未立即控製，腐敗可能大範圍擴散。黨意識到軍隊腐敗嚴重影響應對外部威脅的能力，因此自2013年以來，大量反腐注意力放在軍隊。
但深入剖析這些將領身份，依然能發現不同。
第一輪反腐中，軍隊聚焦徐才厚和郭伯雄案件，大量清除相關軍官，餘波持續數年。
史宗瀚解釋他的發現——郭徐案後，一波軍官得到提拔，包括一些曾在徐郭手下工作的人，讓他們支持2016年軍改，“但有趣的是，許多當時被提拔的人不久後就被逮捕，許多人到2020年陷入大麻煩，導致一波小規模逮捕和免職潮。”
前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張陽上將即是一例。徐才厚落馬後，張陽於2015年11月軍改中升任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首任主任，此後多次公開痛批徐才厚，聲稱“情感上憎恨、政治上決裂”，但2017年9月仍因郭徐案牽扯“接受組織談話”，期間居家，兩個多月後自縊身亡。
第二波反腐高潮中，更多是習近平時代提拔的將領。比如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習近平在福建任職時已相識，二十大後破格提拔，在二十屆四中全會前夕被宣布調查；再如負責軍隊政治工作的苗華上將，去年因嚴重違紀接受調查；還有兼任國務委員的國防部長李尚福也被調查。中央軍委七個席位空缺達3人。
這些習近平時代提拔的將領成批倒下，史宗瀚形容“非常令人困惑”，但給出兩個解釋：火箭軍窩案，因近年對戰略核武器大量投資涉及龐大資金，使一批軍官在更少監督下腐化；但還有些人不僅因腐敗，而是變得太有野心。
“他們試圖建立威脅軍內權力平衡的權力基礎，所以陷入麻煩。”史宗瀚解釋，這個權力基礎不是針對習近平，而是為自己構建。“和林彪問題非常相似。他對毛主席非常忠誠，但試圖建立龐大權力基礎，為毛主席將權力移交給他那天做準備。毛主席不喜歡這樣。所以如果習近平察覺到這種異心，我也不認為他會喜歡。”
越反越腐的製度困境
12年間，兩次各持續三年左右的反腐高潮，似乎暗示一種工作方式上的路徑依賴。
這背後可能有不得已的因素。史宗瀚舉例，疫情後若真發現大量官員貪腐，要擴大調查規模，就不得不從非紀檢部門調動大量資源，甚至從十個不同部委（審計、財政、公安、海關）調集幾百上千名幹部，需要額外調集這些人力，基本上就要啟動一場運動才能推動。
一邊掀起反腐浪潮，一邊在官方文件中強調常態化反腐的重要性，即“構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製機製”。
朱江南認為中國正經曆從傳統運動式反腐向製度建設的轉型。十八大以來，高層有強烈政治意願支持反腐，對腐敗程度深的地方而言，非常必要。強烈的政治意願賦予反腐機構權力和動力。已實施多項改革使監督常態化，比如中央巡視。事實上，許多腐敗通過中央巡視揭露，所以常態化執法是有效的。
卡特婭·德林豪森（Katja Drinhausen）則持有不同的意見。她表示，盡管製度化和法律形式化有所推進，但運動式執法是這一體製的特征，而非缺陷。中共不依賴獨立司法係統、調查性媒體和公民社會作為監督者，而是指揮紀律和執法機構的發力方向。2020年至2022年針對科技行業的大型監管運動提醒我們，運動式執法在黨的治理方式中仍扮演關鍵角色。
但兩波反腐浪潮的數據對比提出一個關鍵問題：為何經曆如此大力度、如此長時間的反腐後，還能發現更多、更貪的官員？
“持續不斷的案件顯示，在製衡有限的自上而下政治體製中，腐敗多麽根深蒂固。”德林豪森表示，習近平上任之初，貪腐就是中國人批評和抗議的關鍵，也被認為對中共執政地位構成潛在威脅，因此從剛上任前幾個月的“八項規定”，到最近對吃喝之風的再次打擊，再到持續公布反腐數據，都在努力向民眾傳達一個信息——領導層確實在監督官員。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吳木鑾認為，中國反腐機構沒有獨立性，所以解決不了問題。新加坡、香港等能解決腐敗問題的地方，基本都有獨立機構，而中國反腐過程中還有很多操控，要抓誰、不抓誰都由上頭說了算，由最高層決定。腐敗問題真實存在，習近平也想反腐，但反誰不反誰，可能有人為的、主動的考量或鬥爭情況在內。
“中國反腐是自上而下驅動的，是習近平自己的想法在主導。所以很難預測他什麽時候想做什麽，什麽時候反腐，外界不知道。這些腐敗案件基本處理不完，隻是什麽時候處理的問題。”吳木鑾補充，沒有獨立司法體係，沒有公民社會監督，怎麽反腐何時反腐都靠黨內處理，所以很容易被誤解為政治鬥爭，即使不是，也很容易被誤解為政治清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