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十月，隨著黃金周的出遊旅行逐漸落幕，媒體上每年一度的熱鬧時段也來了，是的，諾貝爾獎的頒發期，就集中在每年10月初，各類別的獲獎者會陸續公布，涵蓋六大類別：物理學、化學、生理學或醫學、文學、和平與經濟學獎。通常在10月6日至13日之間完成。
諾獎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地位是沒得說的，我們今天高質量生活的一切都和它有關，它的前瞻性，對重大意義的發明與發現的辨識力，是無與倫比的，今天我們已經習以為常但在過去無法想象的高科技技術，早在1920-30年代的那一批諾獎獲得者的理論框架之下，就已經有了路線圖了，所以怎麽給它戴高帽子都不為過分。諾獎獲得者也是我本人最尊重的人群，並認為這是衡量一個國家文明進步的極重要的因素。
不知從何時開始，中國媒體與自媒體對諾貝爾獎的態度和評論有點變味，從單純敬重變得有點酸溜溜，當然前提仍然是尊重其國際影響力的，針對焦點部分是對和平獎、文學獎，不過這個本來就不是諾獎的重點，也就不用多說。主要是對科學獎項的批評有點紮眼，比如評選機製不透明，長期偏重歐美科研機構，忽視中國的進步，甚至認為諾獎對中國科技成果的處理與地緣政治有關，並非純粹學術標準。在社交平台上，諸如中國不需要諾獎來證明自己的言論頻出。
對最近20年中國大陸僅有的兩位獲獎者，國內的評價和給予的尊重是差異巨大的，對屠呦呦質疑其得獎的正當性，因為青蒿素是集體攻克的項目，我甚至覺得屠呦呦本人在這一點上也不是很自信的，這在中國文化體係之下幾乎是必然的，不用查資料，我都能想象同業眾人心裏的那一絲不完全信服的態度；至於莫言，不要說廣泛尊重，攻擊甚至謾罵都是常見的。
這些不滿和質疑本身就說明中國的某些特質和諾獎的精神特質無緣，諾獎是什麽，諾獎從來獎勵的都是0到1的發展與發現，而近40年才跟進世界文明步伐的中國，在1到100的進展中是確有建樹的，但這不是諾獎的關注區。在文學與和平獎上，側重對批判性、獨立性與思辨力的肯定，尤其傾向於表彰那些挑戰權威、推動人類反思與變革的作品與人物。
如此看來，中國的很多文化特質，尤其是那些古已有之的，與諾獎崇尚的理念與精神正好相悖相反。先不說批判性與獨立性在2000年前基本就被消滅殆盡，最基本的客觀理性精神就不具備。
中國客觀理性精神的缺失，是深入骨髓的，上至廟堂下至普通百姓，一以貫之，是許多人日常生活和表達的一部分，表意不清，模糊性，追求所謂意境，導致遇事總是讓情緒和情感占據主導地位，不論是在社會公共事件的討論上，還是情與法的輿論判斷上，理性常常是弱勢的一方；這種態度帶到曆史觀上，就更是災難性的，比如1949年以前統稱舊社會，還要加一個副詞，定義為萬惡的舊社會，其後為新社會，則是一切都欣欣向榮的新社會，這種打標簽式的定義是非常恐怖的，在這種語境氛圍下長大的人，幾乎天生就被剝奪了建立理性態度的能力；我看英劇《唐頓莊園》的時候就很感慨，人家任何時代都能拍出很有美感的影視作品，時代賦予的美與人性的美，中國那樣被定義的“舊社會”有什麽故事可以拍出美感來嗎？我好像沒找到，如果沒有的話，中國的那個上下5000年文明算是怎麽回事呢？
有了這個基礎，曆史事件就可以拿來當做有目的各種使用工具了，比如日軍南京屠城這個事件，在人類野蠻發展史中實在是沒有任何的特殊性，中國作為這麽大的國家，曆史上各種慘絕人寰的屠城事件比比皆是，都是殺人，有什麽厚此薄彼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嗎？東北人祖上的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是撓癢癢式的曆史事件嗎？陝西的白起屠了二十萬河北祖先隻是一串冰冷的文字記載？還是一代天驕的可汗大軍到處的燒殺擄掠，同時留下最多個人基因遺傳信息的事實，隻是彎弓射大雕這一圖騰的裝飾？事件的惡性程度，不是時間遠近所能抹殺的，選擇性處理的做法，是極度缺乏客觀理性的典型表現。
現代人如果不能和曆史做理性的情感切割，是無法正確認知的，也必然不客觀。
沒有客觀理性精神的另一個糟糕的情況，就是邏輯性的重大缺失，像所謂的“中醫”和西醫之分，把兩者當成可以抗衡平視的同等事物，實在是貽笑大方的事情。
在高鐵線路世界第一，電動車，機器人都發展的可圈可點的AI時代，中國仍然嚴重的存在理性客觀精神的缺失，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遺憾，你有辨識好東西的能力，也有把好東西做好做大的能力，但就是沒有原創好東西的能力，這和整個大環境缺乏理性客觀的精神要素是直接相關聯的，因為就算在人口總量這麽高的基數上出了個把異類，單槍匹馬獲得諾獎的可能性還是很低的，現代科研機構有它的整體性，而整體性一定就有缺失要素的表現空間，所以就算有星星之火，也會泯滅其中。
如果現代自然科學教育能夠釋放少數人的束縛，彌補客觀理性缺失的不足，也有很強的邏輯性能力，情況或許還不那麽完全令人絕望，但是很可惜，在幾乎絕跡的批判精神，和容忍異見，能給予一個最起碼的生存空間，當這些條件都不存在的話，那麽這樣的環境，獲得諾獎和創新性、開創性的成果，是完全不可能的。
同是東亞人種，也曾是儒家圈背景的日本，在諾獎獲得者總數上成績斐然，為什麽會這樣，也許百多年前明治時代的福澤諭吉和大清的郭鬆濤，這倆人的命運結局就能說明問題，倆人都在熟悉西方文明之後，分別在各自國家推動思想啟蒙與製度改革。福澤諭吉主張文明開化，提倡全麵引入西方製度、科技與教育，強調個人獨立先於國家強盛。他提出脫亞入歐論，認為日本應擺脫亞洲傳統束縛，融入西方文明體係。其思想被明治政府采納，最終推動日本迅速實現現代化，成為亞洲首個資本主義強國。
郭嵩燾主張深度學習西方製度與文化，反對排外，倡導製度反思與平等外交，這些主張遭遇巨大阻力乃至排斥。改革理念不僅不能在清朝落地，還被徹底邊緣化。
福澤成為日本現代化的思想奠基者，其形象刻印在日幣最高麵值10000元上，而郭嵩燾則成為中國近代改革的孤獨先驅。所以中國今天失落的原因，其實一百多年前就給出答案了，不過可惜的是，至今仍無根本性的變化，人民幣的最高麵值上，顯示的是權利標簽，那才是人民的圖騰，也是這個被日本拋棄的宗主文化的靈魂。
所以諾獎之痛，很可能還要持續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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