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係列·製度經濟篇（附章）》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製度延伸與文明自覺
前言
在當代世界的學術體係中，諾貝爾獎不僅象征個人成就的頂點，更反映人類文明對知識結構的重新排序。科學、文學、和平本是十九世紀末理想主義的三重象征，而經濟學獎的出現，則是二十世紀社會工業化、金融化與製度化的結果。
1968年，瑞典中央銀行設立“瑞典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追加獎項的誕生，標誌著人類開始正式承認：製度與經濟治理，不再隻是國家行政的技藝，而是關乎全人類生存秩序的科學。
半個世紀以來，經濟學獎成為唯一被正式納入諾貝爾體係的後設獎項。它不僅為經濟學家提供榮譽，更成為“拚經濟”的理論背書，為製度設計、政策評估與社會治理提供了文明層麵的合法性。
一、後追加的唯一一項：經濟學獎的製度意義
1968年，瑞典國家銀行為紀念諾貝爾誕辰300周年設立“瑞典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
自1969年起，該獎項並入諾貝爾獎頒獎體係，由瑞典皇家科學院負責評選，與物理、化學獎相同。
資金來源由瑞典銀行提供專項基金，獎金水平與其他獎項等同。
但在法律上，它並非諾貝爾遺囑中的原始獎項，而是人類製度意識的延伸——一個後天確立的現代文明節點。
這一追加行為的象征意義遠大於形式。諾貝爾本人並未在遺囑中提及經濟學、數學或工程學，他認為這些學科的抽象性使其難以直接衡量對人類福祉的貢獻。
而當經濟學獎在二十世紀後半葉被設立，人類事實上完成了一次製度哲學上的反轉：
經濟學不再是“附屬學”，而成為解釋社會運行與資源分配的基礎科學。
它的加入，意味著社會科學正式進入“可被驗證與評估”的理性體係。
從1969年以來，諾貝爾經濟學獎始終作為諾貝爾體係中唯一的製度性擴展存在。
這一擴展不僅承認了“經濟製度的科學性”，更標誌著二十世紀人類重新發現社會科學的價值——
即通過模型、數據與行為規律，去理解國家、市場與個體之間的製度關係。
在這一意義上，諾貝爾經濟學獎不僅是一種榮譽，更是一種文明的自覺。
二、學術與製度的交匯：西北大學的獲獎時刻
2025年10月13日星期一早上，美國西北大學向全校師生發布官方通告，祝賀其經濟史學家、羅伯特·H·斯特羅茨教授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榮獲當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
通告中寫道：“我們為莫基爾教授的獲獎感到無比自豪，他的研究不僅揭示了技術創新的曆史動力，更說明了製度開放與社會學習在長期增長中的決定作用。”
當日下午三時，學校在卡恩禮堂舉行新聞發布會，正式向媒體介紹其學術貢獻與研究脈絡。
根據諾貝爾委員會說明，莫基爾教授獲得該獎項的一半獎金，以表彰其“識別通過技術進步維持可持續增長所需的前提條件”。
他的研究橫跨經濟學與曆史學，聚焦十八至十九世紀歐洲工業革命時期的經濟變遷。
他指出，現代增長之所以出現，源於三重結構的共鳴：
一是“有用知識”的積累，使技術創新具備可複製性；
二是“機械能力”的普及，讓生產者與工程師成為製度主體；
三是“製度開放性”的擴展，使社會得以接納技術變革並形成競爭性激勵。
這一理論路徑，被稱為“技術—製度—知識三元模型”，在學術界被視為對羅默內生增長理論的曆史化補充。
莫基爾以大量檔案研究與製度比較證明，工業革命並非偶然爆發，而是歐洲知識結構從神學權威向實驗理性轉向的製度結果。
他的研究以曆史驗證經濟學模型，以製度解釋科技進步，成為當代經濟史與新製度經濟學的交匯點。
三、社會進步的製度背書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延伸意義，並不止於學術評價。它實際上成為全球“拚經濟”的理論背書，是人類社會衡量政策成效與製度創新的最高標尺之一。
每一次獲獎主題的轉向，都與世界經濟的結構變化相互呼應：
滯脹年代，獎項聚焦貨幣與政策；
冷戰末期，強調信息與激勵；
全球化時期，重視機製設計與製度轉型；
而進入氣候與AI時代，評獎重點則回到創新與治理的平衡。
莫基爾的獲獎，正是這一文明節奏的最新章節——它提醒人類：經濟增長的真正前提，不是財富的積累，而是製度的學習能力。
四、製度餘響：從獎項到文明的對答
當諾貝爾獎再次頒給研究製度與創新的學者，人類文明似乎在回望自己的來路。
半個世紀前，經濟學獎的設立象征著社會科學被重新接納進理性殿堂；而今，它成為全球“拚經濟”時代最莊重的自我質詢。
每一次評獎的主題轉向，都是文明在自我診斷：從貨幣政策到激勵機製，從因果識別到氣候與創新，人類不斷試圖在製度與技術之間尋找平衡。
諾貝爾經濟學獎不隻是榮譽的象征，它提醒人們：製度的真正意義，在於讓進步能夠持續，而非僅僅重複。
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學獎已超越學科的邊界，成為文明理性的一種年度體檢。
它讓世界在歡呼之外，聽見另一種更深的聲音——文明在反思自身，而人類，依然在學習如何以製度的方式繼續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