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川普就任美國第47屆總統伊時，美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這是一個由保守主義政治學主導的新時代，是一個注重現實感和常識的新時代。我們稱之為“川普革命”。
經曆了那麽多的批評和誹謗，經曆了驚濤駭浪般辱罵的浪潮和法律的控告，直至暗殺，川普為什麽還能被美國人民重新送回白宮？在他身上發生了什麽？他要掀起什麽樣的革命？
在美國黑人著名學者托馬斯·索維爾的《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索維爾深刻揭示了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在現代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們是怎樣濫用他們的影響力的。在索維爾看來，知識分子最大的危險在於他們經常發表超出自己專業範圍的意見，卻幾乎不承擔後果。他們並不直接承擔政策失敗的代價，但卻極力鼓動公眾接受某種意識形態，往往是建立在抽象理念、道德姿態和烏托邦幻想之上。這正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麽那麽多主流媒體和自由派知識分子對當選總統川普表現出一種幾乎宗教式的憎恨。
唐納德·川普絕非完人，但他最大的“原罪”不是政策上的爭議，而是他對知識分子認知體係的挑戰。他不是從哈佛、耶魯走出來的思想精英，他粗俗、直白、以結果為導向，完全不講究政治正確——這在知識分子眼中是對他們自我定義的“優越地位”的冒犯。索維爾在書中提到，“知識分子更關注他們話語的‘高尚性’，而不是其後果的實用性。”這句話可以直接套用在對川普的種種批評中。他的驅逐非法移民的政策、他在外交領域對北約盟友的強硬要求、對俄羅斯的現實主義策略、他對全世界畸形全球化掀起的萬國關稅戰·····，在道德話語中顯得極不正確甚至“危險”，但在具體結果上，卻常常與美國底層民眾的現實需求高度契合。
例如，川普提出驅逐1000萬非法移民，左派媒體群起而攻之，斥其為“種族主義”、“反人道”、“非美國價值”。但正如索維爾所言，“有些政策之所以被斥為不人道，是因為它們直麵了人性，而不是粉飾它。”非法移民問題本質上是國家主權、法律秩序與社會資源分配的問題。在高牆之外，很多左派知識分子享受著高端社區、私立學校、安全醫療和自由市場帶來的保護，卻要求普通工薪階層對非法移民敞開大門。這種道德上的雙重標準，正是索維爾批判的“脫離後果的理想主義”。
再如關稅問題。主流經濟學家幾乎一邊倒地反對川普向全球化開打關稅戰，認為這是“貿易保護主義”，聳人聽聞地宣稱這將帶來19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並且直接會推高美國通貨膨脹。但是打臉的是，他們千呼萬喚的通貨膨脹非但沒有來，5月份的汽車、服裝等開始征收高關稅的商品物價，反而還下降了！真是被打臉得“鼻青臉腫”！這正如索維爾在書中指出的，“知識分子往往生活在沒有反饋機製的世界裏，他們不生產也不直接服務於他人，因此不會體驗到他們建議失敗時的直接後果。”川普的貿易政策雖然表麵上違反了所謂自由貿易的“共識”，卻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扭轉製造業長期外流、藍領階層就業低迷的局麵。這種實踐主義，是對知識分子理論模型的一種“褻瀆”。
對於俄烏問題的處理，川普同樣采取的是更務實的態度。在任內，他一方麵對烏克蘭和俄羅斯繼續施加影響力，另一方麵努力阻止美國深度卷入他國衝突。他從不把美國外交包裝成“自由與正義的擴展工程”，而是強調國家利益優先。索維爾在回顧曆史時曾引用20世紀的大量的知識分子支持希特勒、斯大林和波爾布特等“政治浪漫主義領袖”，指出他們“寧願相信自己構建的烏托邦想象，也不願麵對現實中發生的悲劇”。
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索維爾多次指出，曆史上知識分子支持的許多主張，最終被證明是災難性的。從優生學到計劃經濟，從和平主義到反法西斯口號下對暴政的縱容，知識分子往往以“理想”的名義抵製常識。正如他所寫，“知識分子的最大危險，不是他們錯誤的幾率比別人高，而是他們錯誤的後果更廣泛，卻不由他們承擔。”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對川普的憎恨並不令人奇怪，因為他不僅挑戰了他們的世界觀，還揭示了他們道德話語的虛偽性。
川普是一個異類，他沒有接受“該如何當總統”的知識分子腳本，而是依據直覺和經驗治理國家。這種治理方式在知識分子眼中無異於異端。但在現實生活中，尤其對那些早已被體製忽視的普通民眾而言，他的語言是可理解的，他的政策是可感的。正如索維爾在書中指出：“真正的社會進步並不是由掌握詞語的人推動的，而是由那些解決問題、麵對現實的人完成的。”川普總統的政策正是這種現實主義政治傳統的延續，而這，才是真正令那群道德姿態高昂的左派知識分子和媒體無法容忍的地方。
他們痛恨他，不僅因為他的不禮貌、不精致、不謙和，而是因為他的存在，就是對他們構建的虛偽道德體係的一個牛虻，令他們芒刺在背，不斷地顯出他們自己所標榜的“理性”的失控和荒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