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查理·柯克在公眾場合被當眾槍殺的那一刻起，美國的命運似乎悄然偏航。原本這個號稱世界“自由燈塔”“言論自由”的國家，正在以一種令人不寒而栗的方式，走上了一條熟悉得幾乎令人作嘔的老路——舉報文化複興了。
這一次，不再是紅衛兵高舉毛語錄衝進課堂，也不是宣傳隊敲鑼打鼓抄家逼供。而是披著“政治正確”“社會正義”的外衣，裹挾在一封封“舉報信”飛向國務院、FBI、校方的郵箱中。已經有人應言獲罪，失業，遣返，驅逐。。。。。。導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這種病態的快感、對正義的狂熱迷戀，讓我仿佛看到了似曾相識的“文革年代”。那是一個孩子可以舉報父母的時代，是老師可以因一句“走資派”被鬥到跳樓的時代，是鄰居之間彼此出賣、夫妻互相揭發、而所有人都以“舉報”作為道德製高點的年代。
而今天，輪到美國來體驗這一切。
最讓我震驚的，是這波舉報熱潮中，華人群體正成為其中最積極、最專業、最“得心應手”的一支隊伍。畢竟，血液裏的那點“鬥爭經驗”似乎並未隨著出國而清除幹淨。
最近，最出名的是某位遠在澳洲的博主，竟然以手握“正義之劍”的姿態，公開舉報一位在美國尋求政治庇護的華人博主。而觀眾彈幕卻滿是叫好之聲，“舉報得好”“早就看他不順眼了”——頗有當年“今天我揭發父親”的悲壯與得意。
他們或許不明白，也許明白但不在乎，這種“舉報癖”從來不是出於正義，而是一種深植於骨子裏的仇恨、自卑與控製欲。他們舉報的，不是“錯誤”，而是“自己無法容忍的他者”。
我為什麽如此反感舉報？並不是因為我站在“被舉報者”的位置，而是因為童年時那一次被“最好的朋友”出賣的記憶。在我的認知裏舉報就是出賣。
小學時，我和他是形影不離的朋友。某次午休玩得太投入，下午上課遲到了幾分鍾。恰逢老師不在，班長也沒記錄。那學期末，我是班裏唯一沒有遲到過的學生。老師表揚了我，還準備給我頒發“全勤獎”。
可就在這時，我的好朋友舉手發言：“老師，他遲到過一次，哪天哪天中午……”他如數家珍，準確報出了時間、情節，還順帶拖下了班長。
那一刻，我是懵的。我沒有為自己辯解，隻是看著他，一臉堅定又“正義”的神情，仿佛他成了《少先隊員行為規範》的化身。而我，則成了個沒有誠信的“不良少年”。
獎狀沒了，老師訓斥了我，甚至連累了班長。我失去了對朋友的信任，從那以後，對任何人都開始保持距離。
這一切，隻因為一個小小的舉報。
很多人以為，舉報是一種“公民責任”，是對錯誤的矯正。但他們忽略了一件事：舉報，是不經過對話、不經程序、不講情麵的單方麵“製裁”。
在舉報的語境中，沒有申辯，沒有澄清，隻有審判和定罪。它是道德暴力的工具，是“權力感”的毒品，是在沒有法庭的情況下完成處刑的“私刑”。
今天的美國，正在沉迷這種沒有法律程序、沒有理性討論的“道德私刑”。
它摧毀的不僅是被舉報者的名譽、職業、身份，更在慢慢腐蝕整個社會最寶貴的信任。
當一個社會以舉報為榮，它離全麵崩塌就不遠了。因為再沒有人願意說真話，沒有人敢表達異議。每個人都戴著麵具，懷疑彼此，躲在屏幕後密謀“正義”。
當舉報成為風尚，自由就注定成為笑話。
正如那位舉報我的童年朋友——他在剝奪我榮譽的同時，也失去了我這個朋友。
而美國，正在剝奪她自己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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