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薩姆·邦內特合作*
上周，加拿大 13 個省和地區的省長在安大略省舉行會議，總理卡尼也於周二出席會議，會議中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是即將到來的8 月 1 日與美國達成新的自由貿易協定的最後期限。
鑒於對不符合《加拿大美國製造協議》（CUSMA）的加拿大商品征收35%關稅的威脅可能進一步破壞我們互惠互利的貿易關係，這個問題成為優先事項也就不足為奇了。當保護主義政策導致跨境貿易成本上升時，兩國的消費者和生產商都會受到影響。
但破壞貿易的代價並不僅僅以金錢來衡量。
盡管在當今時代，想象軍隊沿著世界上最長的“不設防”邊界交戰似乎有些異想天開，但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很久以前就警告過，當各國開始切斷維係和平的貿易聯係時，和平本身也可能成為犧牲品。他們的警告至今依然清晰明確，意義非凡，而且得到了大量現代學術研究的支持。
甜蜜的商業
許多17和18世紀的思想家信奉 “甜蜜的”或“溫和的”商業理論，認為貿易促進和平，而缺乏貿易則更有可能引發戰爭。法國啟蒙運動哲學家孟德斯鳩 寫道：“貿易是治愈最具破壞性偏見的良藥”，他認為貿易不僅在個人之間，而且在國家之間都能促進溫和的舉止：“和平是貿易的自然結果。兩個相互貿易的國家會變得相互依存。”
美國開國元勳托馬斯·潘恩對此表示讚同，他寫道：“商業雖然本身在道德上毫無價值，但它對磨練人類心智有著相當大的影響。”潘恩認為，由於商業帶來的財富，在他那個時代，各國有動力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而在過去商業化程度較低的時代，這些國家可能會與之開戰。
對於貿易的文明效應，有幾種合理的解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政府係副教授帕特裏克·麥克唐納列出了四種相關但不同的機製：機會成本（貿易使衝突代價高昂）；效率（貿易比征服更便宜）；社會學（貿易建立跨境信任）；以及討價還價（貿易有助於各國溝通和談判，以避免戰爭）。
麥克唐納指出，促進和平的不僅僅是貿易，而是自由貿易。他認為，以此為標準，第一次世界大戰遠非傳統觀點所認為的反例，反而雄辯地展現了保護主義的危險。
誠然，19世紀的全球經濟是一個高度開放的貿易體係，促進了參與國之間的相互依存。因此，1914年戰爭的爆發似乎反駁了貿易的撫慰作用。
然而，麥克唐納指出，這個時代的全球化主要源於“運輸成本的持續下降，而非保護性法規的減少”。事實上，1879年後，全球化遭遇了強烈的抵製，導致歐洲的保護主義有所加強。在那場災難性的全球大戰爆發前的幾年裏，德國利用保護主義關稅將農業和工業精英團結起來，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國內聯盟，支持其咄咄逼人的帝國主義世界政治政策。事實上，當時歐洲存在著“廣泛的關稅”，俄羅斯“近三分之二的公共收入來自關稅和國有資產”。在這種情況下，根據“雙重貿易理論”，軍事衝突可謂可預見的悲哀結果。
用數字看和平
當然，軼事並不能構成證據，但統計分析證實了上文描述和闡釋的貿易與衝突之間的反比關係。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政治學教授兼和平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埃裏克·加茨克在2007年的一項研究中發現，兩個國家中，金融開放度較低的國家每增加一個單位，兩國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就會降低37%。民主也產生了有益的影響，民主度較低的國家每增加一個單位，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就會降低約12%。
麥克唐納則認為，強有力的數據表明，貿易和民主都能極大地促進和平。他認為，關稅水平從27%降至5%將使軍事衝突的可能性降低40%以上，而從高度專製轉向高度民主則可將軍事衝突的可能性降低47%。
簡而言之，擁抱全球貿易並減少貿易壁壘不僅具有良好的經濟學意義，更是一條通往穩定的道路。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加劇，良性貿易理論仍然是維護國際和平的有力框架，並得到了實證研究的有力支持。永恒的啟蒙理論以及當代研究表明，通過倡導全球經濟自由，我們可以利用貿易的潛力，同時促進經濟發展並緩解軍事衝突。正如社會學家埃裏希·韋德所說，“通過貿易實現和平”是“一個罕見的例子，即通過理想的手段實現理想的目標”。
Michel Kelly-Gagnon 是 MEI 的創始主席，Sam Bonnett 是 MEI 的實習生。本文僅代表他們個人觀點。
（穀歌翻譯： Make trade, not war – How commerce helps keep the pe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