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配得以自由，還是西方的自由也是短命鬼

來源: 陳和春94536文學城 於 2025-07-29 07:41:18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9094 bytes)

在中國曆史上，自由言論往往不是製度性安排的產物，而是權力失序的偶然結果。這不是“不配”，而是“太難”。為什麽就難到幾千年都無法解決的呢？問題在那裏？如何才能跳出“一亂就求穩，一穩就集權，一集權就窒息，一窒息就再亂”的曆史循環？

中國幾千年曆史上是否證明中國人不配得以自由，與啟蒙。例如：春秋戰國八百年中，中國並沒有統一的中央政府，專製獨裁，出現了文化與思想的大繁榮時期，但是這八百年是戰爭不斷，沒有幾天和平日子，春秋五霸，各個國家不斷爭權奪位。無法形成妥協，共和與聯邦國家。辛亥革命以後，中國也是由於沒有沒有統一的中央政府，專製獨裁，出現了文化與思想的大繁榮時期。但是，各方政治勢力也無法形成妥協，共和與聯邦國家。相反利用這一個時期的自由，實現了統一的專製獨裁政權。當西方傳教士把西方的教育，醫院傳播到中國，中國人特別是青年學生，沒有好好學習理性，思辨，邏輯推理能力。相反他們利用公立學校，例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熱衷於政治，學生運動，把一個學術自由的學校變成為了一黨專政的黨學，成為為自己洗腦的工具。而這種青年學生的學生運動，在歐洲與西方過去並不多見。一直到最近這些年歐洲與美國大量招收國際學生，導致第三世界文化滲透，美國與歐洲大學又才成為熱衷於政治，與青年學生運動的溫床。

一、春秋戰國與辛亥民國：思想繁榮背後的製度真空與暴力邏輯：

每當中國出現思想多元、言論相對自由的時期，往往不是因為製度設計保障了自由，而是因為中央權力崩解，秩序癱瘓導致無法鉗製思想，在戰亂與無序中短暫騰出了發聲空間。春秋戰國

諸子百家爭鳴

中央失控，列國割據，相互利用知識分子治國。辛亥-民國

思想解放、出版熱潮、歐美哲學傳入

清廷垮台，無全國權力中心。但這兩次思想活躍的背後，並未誕生“製度性保障自由的機製”。反而因為沒有共識性規則約束，一旦有勢力奪取權力，便迅速壓製其他思想，以暴力清場。思想的繁榮未必來自自由製度的成熟，更多是“暴政真空期的副產品”，這也是中國式“自由”的悖論，從鄧小平改革開放到64暴力清場也再一次如此。

二、為何中國曆史中始終難以孕育“共和精神”與“聯邦結構”？為什麽春秋列國不能走向類似歐洲的“聯邦共和國”，而總是滑向你死我活的中央集權統一？原因一：缺乏“自治的中介階層”中國自古以“家族-皇權”為二元結構，缺乏城市自治的公民階層；歐洲城市（如佛羅倫薩、漢薩同盟）擁有經濟獨立性與議事傳統，是現代共和製的基礎；中國雖有士紳，但始終依附於帝國體製，非真正自治。原因二：“統一崇拜”嵌入文化基因。“一統天下”、“正朔之爭”深植儒家、法家政治倫理；聯邦概念被視為“割據”、“亂臣賊子”；分權即是背叛，協商即是懦弱。原因三：暴力解決機製長期主導政治演化：

春秋戰國用戰爭統一；辛亥之後用軍閥混戰、紅色革命統一；沒有走出“誰打贏誰就正義”的曆史叢林法則。所以，自由從未在製度上紮根，而隻是王朝更替、暴力博弈中的偶然裂縫，從改革開放到64天安門從來如此。

三、中國青年學生為何未能成為理性啟蒙的載體？北大、清華如何從自由講學的搖籃淪為“黨學”與政治激進的溫床，這不是偶然，而是中國學生文化的深層結構性病症。1. 傳統教育遺產：為政治而讀書，“學而優則仕”是中國教育的終極目標；讀書不是為真理、不是為獨立思考，而是為“進身之階”、入仕為官；五四運動本質上也是“讀書人奪權”的表達，不是真正啟蒙運動。

2. 理性精神的缺位：西方啟蒙基於笛卡爾的懷疑主義、洛克的自然權利、康德的自由意誌；中國的“啟蒙”從一開始就被“民族救亡”吞沒，理性推理和邏輯結構從未主導教育。“西學”被用於打倒“舊勢力”，不是為了建構“真理製度”。

3. 情緒型動員與“政治狂熱”傾向：群體性心理結構偏重情緒爆發（易煽動）；缺乏“公民”概念與權利意識，隻會站隊，不會協商；大學生成為“替代軍隊”的政治工具：既廉價又理想主義，極具殺傷力。

四、為什麽第三世界文化在歐美大學也反噬自由？

今天的哈佛、哥大、牛津等大學，學生運動、身份政治之火爆，令人仿佛看到百年前的北大、複旦。背後邏輯有三：

1. 西方自由已“走到頭”了嗎，開始自我瓦解；2. 大量第三世界學生帶入非理性鬥爭文化；3. 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利用這些學生作為“道德武器”來摧毀舊秩序。

這些學生並未真正繼承西方的“自由理性”，反而用“受害者敘事”摧毀西方自身的邏輯秩序，正是“打著自由的旗幟扼殺自由”。

西方自由“走到頭”了嗎？  西方自由製度在過去幾十年過度強調“包容性”而忽視了“理性核心”，導致自由被濫用為“道德武器”。身份政治和“受害者敘事”取代了邏輯與證據，成為校園討論的主導邏輯。這種現象確實有“自我瓦解”的傾向，但並非自由製度的終結，而是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挑戰。

補充：西方的自由製度建立在理性與契約基礎上，但全球化帶來的文化多元性使其麵臨“價值相對主義”的衝擊，部分學生運動利用自由的寬容來推動非自由的議程。

第三世界學生的非理性鬥爭文化：  來自第三世界的學生（包括中國、印度、中東等地）常將本國的鬥爭文化（如民族主義、集體主義）帶入西方校園。這種文化強調“對抗”而非“協商”，與西方自由主義的理性傳統衝突。他們的“受害者敘事”雖在短期內獲得道德優勢，但長期看削弱了學術自由和理性討論的空間。

這種現象還與西方大學的招生政策有關。為追求“多元化”，大學大量招收國際學生，但缺乏足夠的文化融合機製，導致非理性鬥爭文化在校園擴散。

西方左派知識分子的作用：  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將學生運動視為推翻傳統秩序的工具，鼓勵身份政治和激進主義。然而，這種“道德武器”往往反噬自由本身，類似中國民國時期學生運動被政治勢力利用的曆史。

左派知識分子的“浪漫化革命”傾向忽略了理性與秩序的重要性，導致大學從知識殿堂變為政治戰場。

五、總結：自由不是某些民族“天賦的權利”，而是製度、文化與理性精神長久協作的結果

中國曆史反複出現的事實是：一旦“無專製” → 出現言論熱潮 → 但無規則秩序 → 被暴力統一取代 → 言論再次收緊

中國在結構上從未準備好去承擔自由的重量，自由成了政治野心的跳板，而非理性真理的園地。

同樣，在歐美，如果自由製度失去了公民理性支撐、被“革命性學生運動”替代，那自由也終將毀於“自由名義下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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