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6年粉碎“四人幫”開始，到鄧小平取代華國鋒、廢黜胡耀邦與趙紫陽，中共最高層權力更替均屬“政變”性質，這些最高權力的易位過程並非通過黨內民主程序，如公開辯論、競選或投票，而是秘而不宣，公眾直到勝負已定、局勢穩定後才獲知內情。因此，文革後中國政壇的一係列權力變動均可稱為“寂靜的政變”。
海外時評人士吳祚來撰文分析，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共最高層每次“寂靜政變”的背後，軍方始終是決定性力量。在黨內派係爭奪最高權位的鬥爭中，軍方的立場與態度往往決定派係鬥爭結果。由此可得出結論：中共在穩定時期是“黨指揮槍”，但在特殊曆史時刻，槍杆子反過來決定黨的最高領導。今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工作條例》，與習近平執政以來成立的諸多領導小組不同，此機構的負責人與成員未公開。過去，習近平親自擔任多個領導小組組長，成員名單也均公開。此前，習近平成立的領導小組，涵蓋內政外交、統戰與資訊等領域，實質上架空了政治局的集體決策和國務院的行政統籌。無論是“一帶一路”巨額投資、雄安新區建設，還是對俄羅斯的“上不封頂”支持，相關政令均繞過政治局與國務院，直接由領導小組執行。這與胡溫時代“政令不出中南海”形成鮮明對比，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某種意義上，習近平的“小組治國”廢止了政治局與國務院的決策和行政權，類似毛澤東“中央文革小組”另立中央的做法。
新成立的“議事協調機構”有別於以往領導小組，卻具有相當權威性，負責“謀大事、議大事、抓大事”。這不禁令人產生疑問：既然政治局常委本就負責重大決策，為何還要另設機構？推測答案可能是，中共元老已介入高層議事，該機構旨在協調元老與政治局、全國政協、全國人大、國務院及軍方，形同多方聯席的常設機構，不僅約束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重大決策，還為即將召開的四中全會及二十一大布局，以確保政權平穩過渡。由此推論，2024年三中全會後，中共內部可能已發生一場秘而不宣的“寂靜政變”。
最值得關注的就是，槍杆子裏麵發出異樣的“聲音”。2024年11月29日，習近平軍中親信、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落馬的消息公開。僅僅5天後，《解放軍報》接連發表係列文章，顯然不是基層官兵自發撰寫，而是高層刻意安排的“組合拳”。係列文章強調的是：任何人不得違背黨性原則和民主集中製，唯有發揚黨內民主，才能維護團結；若不尊重民主，軍隊就不會圍繞其核心凝聚。通過檢索發現，2024年12月至2025年7月，《解放軍報》未見直接宣傳“軍委主席負責製”的文章。相比之下，2016至2023年間，該報多次強調“軍委主席負責製”，這表明，軍隊宣傳口徑已發生顯著變化。當槍杆子發出不同尋常的聲音，中共高層可能又一次發生重大變局，而政變過程仍然是靜悄悄的，外界無從知道其中隱秘。
再比照一下九十年代初的一次高層政變，1992年，鄧小平在楊尚昆陪同下南巡，發出“誰不改革誰下台”的警告，針對江澤民的左傾倒退。同年3月，楊白冰代表軍方表態，稱軍隊是改革開放的堅強後盾，《解放軍報》發表社論《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這是一場“和平政變”，軍方的聲音決定了派係鬥爭的結果。若33年前軍方高層發出的聲音是為改革開放護航，那麽此次《解放軍報》四篇專論，是否在強力反對最高領導人的核心集權？這是否預示著中共將終結個人專權，重回集體領導的共治模式？由此也許可以推論：最新“中央議事協調小組”的設立，正是這一聲音的體現，強調集體領導，而非個人獨斷。協調機構成立前後，一係列的跡象也在映證習近平的威權受損，常委們在一些重大活動中各負其責，過去元老的部下也開始受到重用，為四中全會召開，甚至為中共二十一大召開的謀篇布局已然開始。
文章最後寫道，從去年7月三中全會及北戴河會議傳言，到11月苗華落馬，再到2025年“中央議事協調小組”設立，時間跨度已超過八個月。種種非常態跡象令人推測，中共內部可能正在發生又一場“寂靜政變”，與曾經發生的政變有諸多相似之處。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決策專權、在軍隊快速安插親信，以及對元老的高級別監控，導致經濟危機和派係利益嚴重受損，達到無法承受的嚴重程度，在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外交關係嚴重危機的狀態下，政治元老、不同派係、利益集團及軍方可能聯合反製發生政治大變局，也是必然的事情。如今，一場驚心動魄的政變正在靜悄悄的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