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人政府”與數字“烏合之眾”——從秦暉先生的新見談起（1）
老 茶
秦暉先生在其新著《拯救德先生》對美國近期政治一改悲觀基調，發表了兩點新見：
近年來，對民主的危機已有許多議論。但不少說法我以為是遠遠沒有說到位的。
其一就是完全怪罪於某個“壞人”。尤其是在民主國家的“黨爭”傳統中這是一種常見現象。但是我認為，正如把當年蘇聯的解體都歸之於戈爾巴喬夫“背叛”的淺薄之論那樣，今天的民主國家危機如果隻歸咎於某個“反向的戈爾巴喬夫”，同樣是沒有解釋力的……
（其二）有人認為選出“壞人”說明選民糊塗，而選民糊塗，又被歸咎於互聯網自媒體的“快餐”信息泛濫導致了受眾的弱智化。確實，“網絡時代的民主”給民主機製的運作帶來了許多新問題。但機製的問題不等於選民“弱智化”。我們隻要回顧中國，當十多年前互聯網興起、而嚴苛的網絡管製尚未出現時，那時中國的網絡輿論是個什麽場景？是“網絡啟蒙”，還是“網絡弱智化”？經過那個時代的國人都不難判斷。顯然，正是由於那時的“網絡啟蒙”促進了“憲政夢”令專製者害怕，才導致了後來越來越嚴苛的網絡管製與封鎖【1】
其實，鮮有人會把美國民主的危機完全歸罪於某個“壞人”或者完全歸咎於“網絡弱智化”。而從實然層麵說，這兩者都是卻是不爭的事實：即使是川普的支持者，即使視之為偉人者，恐怕也不會把他當做傳統的“好人”；網絡、社交媒體對當今美國的政治生態的強烈影響也顯而易見。
所不同的是，對這兩者之作用力方向、作用力大小的判斷，人們存在著深刻的分歧。而秦暉先生在這兩個問題上，都似乎過於樂觀。本篇短文先從第一個問題談起。
一
秦先生前麵一段話讓筆者不由想起，百餘年前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蔡元培、胡適、丁文江等所提倡的“好人政府”。
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報》第二期發表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政治宣言——《我們的政治主張》，由胡適起草，蔡元培領銜，丁文江、王寵惠、羅文幹、湯爾和、陶行知、梁漱溟等共16人簽署。
這篇宣言，提出“好政府”作為改革中國政治的共同目標。又提出三個基本要求：第一，我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第二，我們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第三，我們要求一種“有計劃的政治”。並認為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在於好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向國中的惡勢力作戰”。
這幹自由知識分子，不止於坐而論道，而且起而行之。丁文江早就考慮組織一個“好政府黨”。在《答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一文中，他主張：第一，是要保存我們做“好人”的資格；第二，是要做有職業的人，並且增加我們職業上的能力；第三，是設法使得我們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第四，就我們認識的朋友，結合四五個人，八九個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預備，倡辦《努力周報》，就成為“幹”政治的第一步。
讓今人匪夷所思的是，宣言發表僅僅四個月後，在吳佩孚等的支持下，王寵惠竟然署理國務總理，出麵組織內閣，挑選羅文幹任財政總長，湯爾和任教育總長。這屆內閣史稱“好人政府”。書生未老，實踐自己政治主張的機會就來了。
可惜的是，這屆內閣僅僅維持了兩個月零六天，便倒閣了……從此，好人政治主義似乎成了笑柄。
有人作過這樣有趣的對比：
就在“好人們”的主張發表後兩個月，與“努力會”幾乎同時誕生的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二次會議，如果說中共“一大”是組織建黨，“二大”時，中共便也有了自己的宣言——《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這個宣言分析了國際形勢和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對比同時期的《我們的政治主張》和《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前者非常謹慎，甚至有點缺乏自信，後者則是堅定不移。【2】
在過去的百餘年間，一直存在著“精英與痞子的賽跑”（王軍濤語），而且精英一直輸掉了比賽。回顧這百年史，最令人寒心的是，現在的絕大多數的所謂精英，連賽跑的願望也沒有。
“好人內閣”雖然輸掉了比賽，但他們並沒有放棄賽道。在《努力周報》上聯署《我們的政治主張》的16人中，李大釗和徐寶璜英年早逝、高一涵改變自由主義立場外，其餘人等一直在努力，真正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努力派”：
1923年，張慰慈出版《英國選舉製度史，後先後出版《英國政府綱要》、《市政製度》、與徐誌摩合辦《晨報副刊》，發表了大量關於婦女、婚姻、家庭及批判蘇聯的文章；1925年，陶行知創刊中國第一份專為農民發行的報紙《農民旬刊》，以後先後創辦曉莊師範、 山海工學團、報童工學團、晨更工學團、流浪兒工學團；1925年，朱經農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長，後先後任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長、教育部常務次長、湖南省教育廳廳長；1926年，丁文江出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為謀劃大上海的布局殫精竭慮；同年起，陶孟和擔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社會調查部負責人，致力於社會調查事業；1927年，王徵出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錢幣司司長，後先後出任鐵道部常任次長、鐵道部理財司司長、浙江省建設廳廳長、中東鐵路董事長； 1927年，王伯秋擔任杭州市政府參事，以後先後出任國民政府立法院第二屆立法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軍法官、福建省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兼長樂縣縣長等……
“努力派”中最值得提及的當然是胡適。1924年與陳西瀅、王世傑等共同創辦《現代評論》周刊；次年，參加北京善後會議，並參與起草部分會議文件；再次年與其師郭秉文在美國發起成立華美協進社；1927年，與徐誌摩等組織成立新月書店；1928年創辦《新月》月刊；次年在《新月》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成為中國“人權運動”的開端和標識……胡適“但開風氣不為師”，他高舉自由主義的大纛，迄今還在台灣獵獵作響，護佑著那一方水土。
二
百年後回眸，正是讓人唏噓。不隻是精英輸掉了賽跑，而是今天的精英遠遠輸掉了先賢。百年星移鬥轉之後，時賢們甚至都沒有找到賽道，他們常常麵目不清。
何以如此？
最直接的原因當然是惡政！
惡政，有兩個層麵，一是製度之惡； 一是製度不惡，但有缺陷，惡人利用製度的缺陷上台來製造罪惡，希特勒、墨索裏尼就是例子。
美國目前的危機當然有種種背後的社會、經濟、曆史、製度缺陷的根源。問題無論何時，知識分子無論在何種“實然”的條件下都不該放棄追求“應然”的努力。
民主該是個什麽樣子？美國該是個什麽樣子？美國今日之執政府是在增進民主價值還是相反？這個還有疑問嗎？
《拯救德先生》一書中說：
捷克斯洛伐克要到1918 年才獨立，到 1938 年蘇台德事件時才 20 年曆史。而烏克蘭屬俄不僅晚了 600 多年，獨立時間也更長。1991 年烏克蘭獨立，2014 年克裏米亞事件時已經 23 年。如果普京“管教小兄弟”的霸道邏輯成立，那希特勒是不是更有理由管教捷克人呢？【3】
論及布恰慘案，秦暉先生這樣說：
基瓦對布恰慘案如果能拿出什麽過硬材料，還是不妨一聽。但他能嗎？他一個戰前已宣布不回烏克蘭的人，在遠離現場的莫斯科發表了一段自拍的視頻，稱布恰事件是由烏克蘭自導自演的，策劃此事的，則是英國軍情六處。嗬嗬，“自拍的視頻”！這就是國內普粉說的“真相”？那當年汪精衛“自說的音頻”如“中日親善”等，可以用來作為否認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嗎？
……布恰慘案的殘酷震驚世界，引起的譴責聲浪和援烏壓力終於使西方的綏靖主義者反思。默克爾、施泰因邁爾等都在為當年對普京的軟弱而檢討。“擠牙膏”式的西方對烏武器援助，也在布恰慘案後被“擠”上了一個新高度。
秦先生種種的質問擲地有聲。
與許多知識人相信“是非成敗轉頭空”之時，秦先生卻說：“如果普京吞並克裏米亞是有道理的，那希特勒就有一百倍的道理把蘇台德吞並一萬次。如果連俄烏戰爭的是非都分不清，世界上就再沒有任何是非可言了。在古往今來所有的侵略行為中，沒有比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更蠻不講理的；在這一點上，普京已經超過了希特勒……有一萬個理由譴責俄羅斯，卻沒有一個為俄羅斯辯護的理由！”
是非有時就是如此簡單。孔子雲“逝者如斯夫”，赫拉克利特說“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如水的真理，常常是簡單的，許多人卻願意把水攪渾。
但願我們能向秦暉先生學習，能站在曆史正確的一邊。
而在麵對川普衝擊波，也盼望秦先生向自己學習，不要“麵目不清”。如同近百年前的先賢，當希特勒出現時，先別著急去討論希特勒產生原因，而是要在人類的至暗時刻，奉獻汗水、淚水乃至鮮血，去捍衛自由一樣。
【1】秦暉《拯救德先生》自序第6-7頁
【2】轉引自網絡： https://www.sohu.com/a/396961627_621014
【3】秦暉《拯救德先生》下卷第505-5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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