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議會製度處於失修狀態，它已經失去了很多意義
安德魯·科因是《環球郵報》的專欄作家。他著有新書《加拿大民主的危機》，本文改編自該書。
無論加拿大人對結果有何看法，或許都能從最近的選舉中獲得些許慰藉，哪怕隻是因為沒有發生什麽。紙質投票程序再次順利進行。沒有人質疑結果的合法性。勝利者沒有誓言報複他們的敵人。民主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美國，或許正在衰落或倒退，但在加拿大，正如我們所見，民主仍然相對健康，是其他國家可以效仿的典範。
我們習慣於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主國家之一。經濟學人智庫在其最新的年度民主指數中，不是把我們排在世界民主國家第14位，是全球僅有的25個“完全民主國家”之一嗎？自由之家在其年度世界自由報告中，不是把我們排在第五位嗎？在“政治權利”方麵，我們得分39分（滿分40分）。
事實確實如此：以許多慣常的標準來看，加拿大的確堪稱民主國家的典範。我們的選舉自由，這意味著任何成年公民都有權投票或參選；我們的選舉公平，這意味著所有選票都經過準確計票。選舉過程中沒有出現嚴重的選民恐嚇或舞弊行為。權力和平交接。腐敗現象即使不為人知，至少也得到了遏製。
但這設定的門檻太低了。經濟學人智庫（EIU）或自由之家指數的指標類型應該被視為最低標準；我們的選舉沒有被操縱，這幾乎不是什麽值得炫耀的事情。如果問題是我們是否遵守民主的基本程序，加拿大的得分相當高。然而，如果以更實質性的指標來衡量——選舉是否真正公平，議會是否真正追究政府的責任——情況就大不相同了。
簡而言之，我們生活的體製並非我們所認為的那樣。我們擁有民主的形式，卻缺乏實質；我們隻保留儀式，卻缺乏實質。正因為我們保留了形式和儀式，人們難以接受其實質已被如此嚴重地侵蝕。但到了一定時候，事實變得無可辯駁。我們的議會製度遠非世界民主的典範，而是處於高度失修的狀態——這種失修狀態如此之嚴重，以至於它是否還能被稱為民主都值得商榷。
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我們民主製度的所有運作方式都不符合預期，不符合我們想象，不符合以往，也不符合其他地方的運作方式。有些製度甚至完全停止了運作，這才是最恰當的描述。腐敗已蔓延至各個層麵，從政黨選舉候選人和領導人的腐敗混亂程序，到現代競選活動中肮髒的兄弟會欺淩，到選舉製度對代表性的隨意扭曲，到我們日益無關緊要的下議院的諸多功能失調，再到權力幾乎完全集中在首相辦公室。雖然其中任何一個因素本身可能不會給我們帶來過度困擾，但它們累積起來的重量卻應該會讓我們感到不安。
其結果是，所有正常運作的議會民主製所特有的製度關係都被顛覆了。與其說是政府對下議院負責，不如說是下議院對政府負責；政黨領袖不再對其黨團成員負責，而是黨團成員對領袖負責；與其說是總理，不如說是內閣成員，內閣成了總理的延伸。等等。
沒有哪個民主是完美的；每個國家的人民都抱怨自己國家的民主製度存在缺陷。但相比之下，我們的民主製度在很多方麵都遜色不少，從嚴格的黨紀製度，到我們允許偏離“一人一票”原則的情況，再到我們總理及其他官員的權力和特權。我們同樣應該避免那種“一直如此”的懶惰假設。事實並非如此。現在更糟了；顯然，糟得厲害。
我認為回答“加拿大的民主是否陷入危機？”這個問題的最好方式是問：一個沒有陷入危機的民主會是什麽樣子？
無需理想化，我們大概可以就以下幾點達成共識：
• 人民定期從其成員中選出代表他們進入議會的人。
• 選舉由同黨成員在競爭激烈的地方提名競選中選出的候選人參加，他們根據不同的政府理念爭奪選民的支持。
• 每個人都有投票權，且每張選票都具有同等效力。
• 選民可以自由地為自己選擇的政黨和候選人投票。
• 多數人說了算。
• 議員一旦當選，就要提出、辯論、審查和投票表決法案，管理公眾的資金，並通常要求政府承擔責任。
• 總理在內閣的幫助和建議下做出決策並管理政府。
• 政府必須始終獲得眾議院的“信任”或支持。
我們的體製理應如此運作，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如果我們的民主製度隻是在清單上的某一項上存在缺陷，你可能會說它不令人滿意，但不會說它“陷入危機”。而情況之所以危急，是因為清單上哪一項都不適用。
讓我們從頭到尾跟蹤這個過程。
候選人通常不會由特定選區的現有黨員投票提名。相反，候選人會發動小型政變，與一車車的新成員舉行會議，而這些新成員很可能是花錢買來的黨員。或者，他們隻是由黨魁事實上或法律上任命。
所以，我們選舉的候選人通常不是由當地黨員在競爭激烈的提名競選中選出的。
領導人是如何選出的？同樣瘋狂的程序，就是向那些從未入黨、也無意繼續入黨的人大規模推銷黨員。巧合的是，這使得領導人無需對任何人負責。
候選人一旦被選中，就將麵臨我們稱之為選舉的那些令人作嘔的惡意衝擊。有誌於成為議員的人或許對當下的議題有所思考，但他們的想法並不重要，因為所有政策都由政黨製定，也就是由政黨領袖製定。政黨或領袖的立場也並不重要，因為在任何時候，他們往往都站在同一個立場上，而且他們今天所持的立場，明天就可能完全相反。
最近的加拿大選舉為不誠實樹立了新的標杆：不僅是慣常的刻意含糊其辭，更是徹頭徹尾的謊言。政黨在競選中慣常的一套政策，一旦上台就完全相反；他們不僅在細節上搖擺不定，甚至在政綱的核心內容上也搖擺不定。
所以，選舉不是候選人之間基於不同政府理念的競爭。
最後，計票完畢，我們發現我們選出的議會與我們投票時所希望的完全不一樣，其席位分配也與國內實際的意見分歧毫不相符。
在這個製度下，一個選區的獲勝候選人往往隻得到不到三分之一選民的選擇，而大多數選區都沒有代表；一個政黨可能隻獲得不到 40% 的選票就贏得多數席位 — — 有時甚至比最接近的競爭對手還少；選民經常被告知，他們不能投票給自己喜歡的政黨，而必須投票給自己不喜歡的其他政黨，以防止另一個他們討厭的政黨當選。
在這種體製下，那些能夠集中選票的政黨比那些支持率分布更均勻的政黨更受青睞；許多選區甚至整個地區都被視為已成定局，以至於各政黨幾乎懶得在那裏競選。加拿大西部和農村地區的自由黨，就像魁北克和主要城市的保守黨一樣，在選舉中代表性嚴重不足，這扭曲了我們對國家的認知，並毫無必要地加劇了地區緊張局勢。
各選區選民人數的巨大差異進一步扭曲了選舉結果。實際上，一些公民的選票價值是其他公民選票的5倍、10倍甚至20倍，具體取決於他們代表哪個政黨以及在哪個選區。
所以，我們的製度並非每張選票都同等重要。我們的製度也並非選民可以自由選擇支持自己選擇的政黨。當然，我們的製度也並非多數人統治。更確切地說，我們更應該稱之為“製度化的少數人統治”。
無論如何，“多數”指的是什麽？最近聯邦選舉的投票率已降至近60%；省級選舉的投票率現在普遍低於50%；市級選舉，能有40%就算不錯了。投票率下降加上虛假多數，政府通常隻能由投票年齡人口的20%左右選出。
所以，加拿大人民並沒有選擇誰來統治他們。隻有一小部分不具代表性的民眾擁有這樣的權力。
盡管如此，選舉結束後，我們還是把我們的代表送往議會……盡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們還不如待在家裏。
我們選議員是為了什麽？辯論？辯論？論點死板，出席人數稀少，沒人能改變主意。辯論是允許的，而不是像每次會期那樣，被“時間分配”所限製。
提出立法？通常情況下，每年隻有少數私人議員提出的法案能夠成為法律。
審查立法？數十條目的迥異的法律被捆綁成冗長的綜合法案，長達數百頁，留給研究任何一項具體舉措的時間寥寥無幾。
就當天的重要議題進行投票？專家一致認為，加拿大的黨紀製度在民主國家中堪稱最嚴格。未經黨內官員許可，議員不得在議會提問，也不得發表例行議員聲明——即使他們這樣做，也隻能照本宣科，宣讀黨內通訊員為他們準備的發言稿。
令人沮喪的是，對此的共識非常廣泛：議員們幾乎沒有什麽責任，隻是在被告知時站起來或坐下。
他們不再擁有任何實際權力，既無法代表選民，也無法要求政府承擔責任。政府後座議員早已放棄了嚐試，盡管他們曾經被寄予厚望。
與此同時，反對黨議員發現他們的日常生活總是徒勞無功。他們得不到問題的答案，拿不到他們想要的文件，即使拿到了，也無法相信文件裏的數據。委員會已經變成了一場鬧劇：被政府成員阻撓，無法強製證人出庭，會議經常是閉門進行。
在極少數情況下，當政府最終被追究責任時，當它真正開始感受到壓力時，通常是在少數黨議會中，它就會休會——有時一次長達數月。
所以，議員們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履行任何通常賦予他們的職責。議會不再是辯論、決定甚至宣布重要事務的場所。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儀式性很強的機構，一個被美化的選舉團，其作用僅限於從日益碎片化的選舉結果中製造出多數。
甚至連信任大會——政府必須始終獲得議會信任的基石——也受到了攻擊。2008年，斯蒂芬·哈珀在信任投票中麵臨必敗的境地，幹脆休會。2005年，保羅·馬丁在一次信任投票中敗北，他拖延了九天，直到一位及時的議員幫助他重新獲得信任投票。最近，賈斯汀·特魯多也為了避免信任投票而休會，在2025年重演了他在2008年譴責的政策。
畢竟，這隻是一個慣例。就像部長責任製、內閣團結製以及其他製度一樣，隻要首相們願意，它就對他們有約束力。如果他們不再願意，它就不再有效。
這正是我們麵臨的關鍵困境。在其他國家，行政權力受到各種製衡機製的製約，無論是美國總統必須協商的正式三權分立，還是歐洲常見的多黨聯盟。我們的體製缺乏這樣的製衡機製；僅有的幾項製衡機製，即議會民主製和內閣製政府的傳統約束，如今已逐漸失效。
任何威斯敏斯特體製下的首相都擁有強大的權力，但我們的首相所積累的權力卻是無與倫比的——這不僅是因為權力本身，還因為其中很多權力完全是首相的個人特權，不受任何形式的監督或約束。
其中包括總理掌控的眾多任命，從總督到參議院、最高法院，乃至官僚機構的所有高級職位。當然，還有最近達到最高點的內閣，部長人數達39人，是民主國家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內閣。此外，還有眾多議會秘書和委員會主席——所有這些人也都由總理任命——幾乎每個黨團成員都有望獲得某種獎勵，或者自認為如此。
但最終的回報是什麽呢？內閣部長們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淪為諂媚者。隨著他們人數的增加，他們的個人和集體價值都在下降；而隨著他們價值的下降，站出來接任這一職位的有實力的人也越來越少。內閣部長如今受到首相辦公室的嚴格控製，其控製方式是前幾代部長，甚至是其他國家的部長們都無法忍受的。
而這僅僅是個開始。首相獨自決定何時休會、何時召回議會以及何時解散議會舉行新的選舉。加上他有權以任何理由宣布任何投票為信任投票，首相仿佛拿著一把槍指著議會兩院中那些可能試圖否決政府法案的議員的腦袋。首相同樣決定哪些法案（私人議員法案除外）在何時提出，法案應允許多少辯論，哪些法案可以與其他法案合並成綜合法案，委員會成員名單以及他們將在何時處理哪些事務等等。
然而，盡管總理辦公室權力集中，但與此同時，權力也流向了法院、官僚機構、各省，甚至參議院。賈斯汀·特魯多推行的改革，廢除了上議院的政黨製度，並要求參議院成員的任命“擇優錄用”，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參議院的黨派偏見和裙帶關係，但卻以膨脹參議員的自負感為代價。參議員們或許並非民意授權，但他們現在可以自詡擁有更高的授權——一種道德授權。與下議院發生衝突的風險也隨之增加，尤其是在保守黨執政的情況下。
簡而言之，行政權力受到合法和非合法的製約。政府受到的合法手段製約越少，非法手段的束縛就越大。總理在國會山的轄區內權力越大，他們在國會山以外的權力範圍就越小。
概括來說，一個政黨被其領導人及其顧問團夥的個人野心所奴役——在數千名來曆不明的新成員的幫助下——通過虛假承諾、惡毒攻擊性廣告和偶然的媒體失誤，成功地將略多於三分之一的選民推向支持，而這些選民在經過分票和其他簡單多數製選舉製度的手段後，神奇地變成了多數。這樣選出的首相將以近乎獨裁的權力統治國家，直到他想要重複這一過程為止。
所以，我們麵臨著一場危機。這不僅僅是一場合法性危機，更是一場關乎生死存亡的危機。由於真正責任寥寥，議會正迅速變得無關緊要。而且，由於很少有加拿大人願意參加全國選舉，議會究竟應該向誰負責，以及它代表什麽，都值得商榷。加拿大人作為一個單一自治民族的概念，正在我們眼前逐漸消亡。
我們陷入了一係列惡性循環。我們的民主越是衰敗，每一次新的弊端就越不令人震驚。這種情況持續的時間越長，人們就越是意識不到我們失去了什麽，也就越不在乎我們還能剩下什麽。聯邦政府的合法性越低，各省就越有膽量去填補空缺，而聯邦政府也就越是猶豫不決，不敢與它們對抗。人們對加拿大政治越是憤世嫉俗、越是宿命論，他們就越不可能去投票，也就越不可能去關注政治，所有這些弊病就越是嚴重。
回顧過去幾個月發生的事件。前總理在其黨員數月的壓力下，於一月被迫辭職。然而，他和他的政府仍在等待新領導人的選出，盡管三大反對黨都已宣布將在第一時間對其投不信任票。然而，他們未能如願，因為總理宣布辭職的當天，議會也休會了三個月。事實上，議會從未複會；相反，新總理宣布舉行選舉。議會要到五月底才能複會。
在我們一生中最嚴重的政治危機之一中，我們卻近六個月沒有代表。似乎沒有人對此感到意外。還有什麽比這更能說明議會的無足輕重呢？
曾經，我們或許能夠忽略事態的惡化，忽略我們距離全麵運轉的民主有多遠。畢竟，即使沒有它，加拿大也能過得很好。我們仍然是地球上最富裕、最自由、最公平、最幸福的地方之一。
但世界即將變得更加艱難危險。我們所宣稱的領土如此遼闊，以至於我們無力保衛，我們不再能夠指望別人會尊重它。俄羅斯和中國都對我們北方虎視眈眈。曾經，我們或許指望美國會來保衛我們；但現在，我們無法確定它是否會加入這場掠奪。
為了履行我們目前對北約的義務，我們將不得不大幅增加軍費開支，而且未來可能還會進一步增加。這將給公共財政帶來更大壓力，公共財政本已因醫療成本飆升而捉襟見肘，經濟增長乏力（甚至可能引發經濟衰退）也導致收入匱乏。
現在，不僅要考慮魁北克，還要考慮阿爾伯塔省，國家團結麵臨的壓力也日益增大。此外，還要考慮北約卷入歐洲戰爭的可能性。此外，還要考慮再次爆發疫情的可能性。此外，還要考慮氣候變化。等等等等。
歡迎來到危機時代。過去150多年來，我們一路順風順水，但我們的好運或許即將耗盡。在這個危險的新世界裏，權力集中在中央的舊模式將不再適用。我們麵臨的挑戰必然要求我們的公民為了更大的利益做出他們從未習慣的犧牲。說服他們這樣做並非易事。我們的領導人將不得不動員民眾支持他們的決策，而不是高高在上地頒布法令，而這在以前是他們很少需要做的。
議會可以成為凝聚力的樞紐，但前提是所有人民，無論居住在國家的哪個地區，都感受到它是他們的議會——當議會辯論某個問題時，整個國家都在辯論。他們需要相信，他們的議員真正代表他們，政府真正對議會負責，選舉真正反映了民意。他們需要看到，在危機時刻，各政黨能夠為了國家利益而攜手合作。
換句話說，我們需要一個與現有係統截然不同的係統。
想象一下：如果我們擁有一個真正重要的議會會怎樣？如果我們擁有真正重要的選舉會怎樣？如果每個選區的候選人真正由其所在選區協會代表其社區選出會怎樣？如果議員擁有更大的獨立性，能夠在議會中代表其選民會怎樣？如果領導人必須對其黨團負責，政府必須對議會負責會怎樣？如果內閣政府成為現實，而不是虛設的虛構會怎樣？
如果各黨派必須在全國各地、每個選區爭奪選票，情況會怎樣？如果議會中代表的是我們所有人，而不是每個選區中支持獲勝政黨的那部分選民，那情況會怎樣？如果90%或更多的選民前來投票，而不是60%或更少的選民，情況會怎樣？如果政府真正代表的是大多數選民，而不是現在被認為是授權的那一小部分選民，情況會怎樣？
這些並非無意義的問題。它們描述的並非某種遙不可及的理想，而是其他國家以及我們國家其他時期的民主現狀。我們不必接受民主製度當前衰落的現狀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也不必接受政治中出現這種情況。
但這裏你陷入了一個看似無法解決的困境：隻有那些在現有體製下當選的人才能改變體製。未經首相同意，首相的權力不能被削弱。隻要議員們還受其領導的支配，他們就不敢迫使其服從。在規範政黨混亂的內部選舉之前，政黨必須先製定規章製度。改革我們的選舉製度需要得到現狀受益者的認可。等等。
有希望擺脫這種局麵嗎？或許沒有，但或許有。任何體製在改革之前，似乎都無法改革。革命總是始於第一步，在牢不可破的城牆上打開第一個缺口。隻需改變一件事，你至少就能將其中一個惡性循環轉變為良性循環。
又或許，這個體係會達到一個臨界點，被我之前描述的一個或多個危機所困擾，最終不堪重負而崩潰——人們長期以來擔憂的加拿大民主危機最終成為現實。由於陷入僵局，在國內某些地區缺乏合法性，擔心美國人會利用我們的分裂，未來的議會可能會決定徹底改變戰略；可能會出現一個大聯盟，左右兩黨、政府和反對派之間可能會出現某種迄今為止意想不到的聯盟，從而使得全麵的民主改革成為可能。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同樣的策略也曾是我們建國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