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著的選情、“勝者全得”的權力結構與選舉製度：美國政治極化與政壇惡鬥的關鍵原因 2
美國應改革權力結構與選舉製度：分散權力、緩和競爭、避免極化、促進政治多元與合作 4
“總統製”應改為“半總統製”：分解行政權力、弱化總統權力、增強內閣權力與獨立性、促進議行合作 4
大法官製度改革：廢除終身製改為有限任期製、弱化大法官權力與自由裁量權、司法受民意約束和科學理性原則指導 4
選舉製度改革：廢除選舉人團改為直選總統；眾議院實行聯立製混合選舉製（比例代表製＋小選區製，並損有餘補不足）、參議院各州議席折中分配 5
選舉製度對民意的扭曲、加劇政治鬥爭、促成政治極化、極端勢力挾票自重 5
選舉製度修改的具體方案、實行改革的具體動因和擬起到的作用 6
美國製度改革的現實可行性：可能性雖低，但仍有希望，事在人為 8
2022年美國中期選舉的結果與分析
近日，美國中期選舉結果揭曉。與選前預計的共和黨將“大勝”不同，民主黨成功保住參議院控製權，而共和黨雖奪得眾議院控製權，但所得席位及相對優勢遠低於預期。而在選舉中，許多親近特朗普的共和黨候選人敗選，也被許多人視為特朗普代表的右翼民粹勢力的衰退。
這樣的結果讓進步主義者、建製派人士歡呼，認為這是民粹的退潮與民主的回歸。而美國民主黨人更是因此大受鼓舞，認為2024年大選中將會輕易擊敗特朗普或其他共和黨候選人，並奪取國會多數，掌控行政權和立法權。
筆者雖一直是進步主義和建製派立場的支持者，卻並不完全認同以上的看法，相反對這樣的認知和樂觀態度十分擔憂。
首先，本次選舉中民主黨的“勝利”並不明顯。雖然民主黨的表現明顯好於預期，但畢竟是丟失了眾議院，而參議院也僅僅隻有一席微弱優勢。根據已基本統計完畢的眾議院選舉得票率，共和黨以50.8%得票率取得222席，明顯高於民主黨的47.6%得票率及取得的213席。而參議院最關鍵一席選舉（即內華達州聯邦參議員選舉），民主黨候選人僅以0.5%優勢險勝，才驚險鎖定了參議院控製權。
因此，說民主黨在本次中期選舉“勝利”，是很勉強的，顯然誇大了事實。如果就得票比率看，2016年大選希拉裏還以48.2%：46.1%的普選得票率勝過特朗普（但因選舉人團製而落敗）。和2016年美國眾議院選舉中共和黨對民主黨的49.1%（241席）：48.0%（194席）得票比相比，今年眾議院選舉共和黨得票率還有所上升，平均每個席位獲得的支持率更紮實。即便考慮到中期選舉中在野一方容易得勝，共和黨的表現也並不算太差。
第二，特朗普及其代表的右翼民粹勢力在本次選舉中雖遭受挫敗，但仍然在共和黨乃至美國社會中舉足輕重。誠然，特朗普支持的一些參眾兩院議員候選人和州長候選人落選，但仍有許多親特朗普的人士當選，包括認為“2020年大選存在舞弊”的許多議員和州長候選人。且特朗普的相對失勢，主要是因為共和黨另一政治明星、佛羅裏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崛起，而非整個共和黨及民粹勢力的弱勢。德桑蒂斯的民粹色彩沒有特朗普那樣鮮明，但其同樣是民粹政治人物，其反墮胎權、反統一性公民教育、反環境保護、反控槍、反LGBT權利等一係列政治主張，與支持特朗普的右翼民粹勢力立場並無太大差別。
有不少觀察家認為“特朗普已成為共和黨‘負資產’”、“共和黨會拋棄特朗普”，是對特朗普影響力的低估，更是對美國保守民粹勢力的誤判。雖然特朗普最近聲勢似乎不如從前，但他目前仍然是共和黨在2024年總統選舉中最具競爭力的候選人，也最能動員中下階層白人支持共和黨。況且本次中期選舉共和黨眾議院選舉得票率，還高於2016年眾議院選舉及總統選舉得票率。2016年大選前，主流媒體和專業學者普遍低估了特朗普，如今似乎未吸取教訓，還要重蹈覆轍。而且，即便特朗普不再被共和黨青睞，保守民粹勢力完全可以選擇另一“不是特朗普的特朗普”的民粹人物追逐總統大位，德桑蒂斯就是典型。
膠著的選情、“勝者全得”的權力結構與選舉製度：美國政治極化與政壇惡鬥的關鍵原因
縱觀美國二十多年來曆次總統選舉得票率、國會選舉總得票率，民主黨和共和黨全國總得票相差基本均在10%以內，一些時候不超過2.5%（如2000年、2004年、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2000年美國參議院選舉；2000年、2012年、2016年美國眾議院選舉）。而又由於美國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皆分區進行且“勝者全得”，往往由選戰膠著的幾個州份、數十個選區的勝負，決定整個選舉的勝負。
而又由於美國實行總統製的政體、兩黨製的政黨體係，哪怕一方推選的候選人以微弱多數當選總統，就能令行禁止，乃至為所欲為；如果國會兩院中兩黨有一方哪怕有一席多數優勢，也可主導該院或兩院，對另一席位略少政黨形成壓倒性優勢。
這某種程度意味著，占美國選民總數不超過5%的關鍵州份和選區的“搖擺選民”，以及一些有極端主張且“待價而沽”的極左或極右選民，往往決定著全美國的命運。這就讓選舉充滿驚險和意外，不確定性極強（這也是民調多次預測錯誤的原因之一，因為差距太小，預測的錯誤其實也在合理誤差範圍內）。而總統選舉勝選一方可以壟斷行政權、參議院選舉勝選方可壟斷人事權、眾議院勝選方壟斷立法權，以及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價值觀和利益方麵的全麵對壘，更讓選舉成為零和博弈。
而美國政壇乃至整個國家近年來發生的種種醜惡現象，如意識形態極化、政治鬥爭不擇手段、社會撕裂嚴重、極端民粹勢力得勢、假新聞和政治暴力行為泛濫等，皆與以上的政治體製和選舉製度有著極大的關聯。
由於“勝者全得”的選舉模式和權力分配結構，共和黨和民主黨皆把在各重要選舉尤其總統選舉中取得勝利，當做最重要的目標，為此不顧起碼的道德底線和政治規則。其中共和黨相對更加不擇手段，推選撒謊至少數萬次的特朗普競選總統、製造或放任各種利己損人的假新聞的傳播、為取悅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等保守信徒而侵犯其他群體人權、違背政治慣例強行在總統任期結束前夕推舉大法官、鼓動支持者暴力衝擊國會等，都是喪失誠信、無視政治慣例、破壞社會包容性的惡劣行徑。
而美國的“三權分立”式權力製衡體係，也由相互製約變成勾兌與破壞。如2016-2020年共和黨包攬總統大位和參議院主導權時，即強行任命兩位頗有爭議的保守派法官卡瓦諾和巴雷特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試圖完全壟斷行政、立法、司法三權。而民主黨在2018年掌控眾議院後，也全麵阻擊特朗普和共和黨政府的各項政策。2020年拜登當選總統、民主黨還控製了參眾兩院後，則又全力推翻特朗普的各項政策。而根據各方預測，今年共和黨掌控參議院後，也必將全麵阻擊拜登的施政。
而如今的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中，已有6位是保守派大法官，除了屬於溫和保守派（有時還站在自由派一邊，如在頒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例中就起到關鍵作用）的羅伯茨，另5人傾向於極端保守，其各種判決和釋法並非為製衡總統和國會，而是阻礙民主黨政府正常施政，以及不顧多數民意強行推行反墮胎反環保反平權等保守頑固政策，對美國國家和國民利益皆造成嚴重損害。這與最高法院及美國司法體係維護法治、捍衛人權的精神背道而馳，更有損“三權分立”下各方相互製衡、但也時常妥協與合作的權力運行慣例。
而美國兩黨製而非多黨製的政黨體係，更加劇了政治對立。美國雖有許多政黨，但民主、共和兩黨幾乎完全壟斷了政治權力，其他如綠黨、自由意誌黨等影響極為有限。這既和美國的政治文化與曆史傳統有關，也和選舉機製等政治製度有關。兩黨製下絕大多數民眾隻能選擇其中一黨站隊，讓美國逐漸形成鮮明的兩黨政治對立。而旗鼓相當的兩黨，以前曾經依靠取悅中間選民爭取支持，但近年雙方尤其共和黨一方越發傾向於滿足極端立場選民，以鼓動“挾票自重”的極右選民積極投票。
近年來美國政治極化的表現與影響
如民主黨中持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傾向的選民就越來越多，且2016年希拉裏敗選，就是和這些立場的人群認為希拉裏“不夠進步”而抵製選舉有關。而特朗普的勝出，則是因為他的主張非常符合極端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選民、極端自由主義者、國際孤立主義者或霸權主義者、陰謀論者等極端和相對邊緣群體的訴求，激發了這些群體積極投票，成功在幾個選情膠著的州份拿到選舉人票。而民主黨也選出了如亞曆山德裏婭·柯爾特斯這樣的持民主社會主義立場的議員，這在強烈敵視共產主義、對社會主義也頗為警惕的美國，同樣是頗有突破性的變化。雖然極端勢力屬於美國相對邊緣的力量，但卻在激烈的兩黨競爭尤其難分伯仲的選舉中起到“關鍵少數”的“造王者”作用。
因此，兩方尤其共和黨一方不惜放棄相對中道的政策，鼓吹極端的主張，以激發極端勢力的投票熱情。這就導致兩黨整體的政治立場越發激進，爭相取悅極端選民。共和黨相對更糟，主流溫和派本來並不完全讚同極右保守民粹勢力的主張，不喜歡特朗普這樣的異類政治人物。但麵對民主黨在年輕人中高企的支持率、激進左翼的崛起和對民主黨政策的影響，以及自奧巴馬時代以來保守派的節節敗退、希拉裏為代表的女性政治家和女權主義的巨大聲勢，以及這樣的形式下，美國社會高度尊崇的基督教信仰和家庭結構所遭受的強烈衝擊，都讓保守的共和黨越發感到焦慮與危機。如果2016年敗選，共和黨將越發衰弱，且敗選後不僅會完全喪失行政權，國會控製權也岌岌可危。而當時又值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去世，如新一屆總統為民主黨人，那必然任命自由派大法官接任，最高法院也將由自由派控製，保守派將三權皆失。
難以接受這樣全盤失敗的共和黨主流溫和派，為捍衛其價值觀和利益，阻擊進步勢力，不得不選擇取悅極端保守派，並力挺滿嘴謊言但能夠破除民主黨“政治正確”“枷鎖”的特朗普、在選戰中不擇手段，試圖放手一搏。於是，共和黨溫和的主流派係被作為支流的極端派綁架（當然也可以視為前者對後者的利用），前者不得不追隨後者各種不合理、極端化、損害弱勢群體利益的主張，以得到關鍵少數的支持，在總統與國會選舉中擊敗支持率旗鼓相當（或略勝一籌）的民主黨，贏得勝利。
即便如此，2016年大選希拉裏還是得到了更多普選票，但選舉人團製又助力了共和黨。而原本以為希拉裏將獲勝的部分選民，將參眾兩院的票投給共和黨以圖製衡，於是陰差陽錯的不僅讓特朗普登上大位，共和黨還同時控製了參眾兩院，並決定了此後兩位保守派大法官的任命。這樣，本來以為進步派將大獲全勝，但因總統選舉驚變，反而是保守派一度將三權皆握於手中。
即便2018年民主黨奪回眾議院、2020年奪回總統和參議院，但保守派起碼能保持對最高法院至少十餘年的穩定控製，將對美國司法、政治、社會、環境安全乃至對外關係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這對於進步勢力可謂墜入災難深淵。出現這樣的結果，其中有多股助力，其中極端保守和民粹勢力是非常關鍵的力量，這些在此前數十年都相對邊緣化的群體在2016年大選中積極投票，並在選前和當權後都綁架了共和黨主流群體，讓整個共和黨都傾向於極端保守和民粹化。也就是說，少數人騎劫了整個黨派，乃至決定了一定時期內美國的命運和世界的方向。
這樣，美國某種程度就成為“10%決定90%”、“51%壓迫 49%（甚至因為選舉製度，發生‘49%壓迫51%’的情形）”的國家，一半國民為了自己的利益和價值觀，去損害另外一半國民的利益、踐踏他者的價值取向。權力博弈的重心即政壇尤其充滿對抗與肮髒，而整個社會也已嚴重撕裂，“民主燈塔”因這些醜陋而黯淡無光。
美國應改革權力結構與選舉製度：分散權力、緩和競爭、避免極化、促進政治多元與合作
想要解決如今美國的政治困局，尤其停止兩黨惡鬥和零和博弈、避免民粹和極端勢力再次掌權，需要許多改變。其中需要改變的關鍵部分，即是權力結構和選舉製度。
“總統製”應改為“半總統製”：分解行政權力、弱化總統權力、增強內閣權力與獨立性、促進議行合作
美國實行的總統製政體下，行政權明顯優先於立法權和司法權，而行政權又由總統一人壟斷，美國總統某種程度擁有“帝王般的權力”。如果總統隻願意代表一黨一派（乃至黨派中一部分人）而非全民，甚至因個人好惡自行其是，那對國家的團結與發展、世界的和平穩定，都是巨大弊害。而且，美國沒有總理，總統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直接任命和管轄內閣成員，更增大了其權限。而本來作為製衡總統的國會和最高法院，若與總統同一陣營則相互勾兌，相異陣營則掣肘破壞，“三權分立”反成了政治惡鬥的平台。而世界上實行總統製的國家，政治運作皆較為不良，韓國、菲律賓、拉美各國皆是例子，美國尚屬“較好”的一類，可見總統製的弊症嚴重程度。
因此，美國應修改政體，改為類似於法國的“半總統製（又稱‘雙首長製’）”政權組織形式，並新設立總理一職。“半總統製”即是將行政權拆分給總統、總理領導的內閣，總理和內閣由議會多數派選出、經總統批準可上任（而非總統製下由總統任命、議會批準）；內閣主要對議會負責（而非主要對總統負責），但也受總統節製。日常內政事務由總理及各部部長決策，外交、國防及其他重大事務由總統決定。而國會與總統、內閣更多是合作關係而非製衡關係。
這樣，美國國家機構中的行政權有所削弱，總統的權力也被拆分，就很難發生“總統獨裁”的情況，即便像特朗普那樣的人物當選總統，也不能隨意幹預所有事務，無法為所欲為。而各黨派也不需要把所有“賭注”都壓在總統大選中、你死我活的鬥爭。如果一方在總統選舉中落敗，可以在國會選舉中扳回一城，並通過國會選出和控製總理為首的內閣，實現類似於法國“左右共治”的情形。此外，在推選內閣成員（各部部長）時，也可以由國會多數派中不同黨派/黨內派係合作推選，而不像總統製下由總統任命清一色聽從總統命令的內閣成員，以促成內閣乃至整個行政機構的多元和包容。
而在“半總統製”下，美國總統權力雖不如現在這樣大，但仍然握有實權（而非議會製國家的總統那樣隻是虛位元首），在重大事務尤其國防和外交方麵仍有決定權。這足以讓作為世界大國的美國保持高效決策、迅速處理緊急事務、保障國家安全，而不像議會製國家那樣因各種黨派衝突，使得重要議案久拖不決。
大法官製度改革：廢除終身製改為有限任期製、弱化大法官權力與自由裁量權、司法受民意約束和科學理性原則指導
而大法官製度同樣需要改變。美國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分為自由派和保守派，可以通過相對多數決的方式決定幾乎一切司法爭議。與標榜的“司法獨立”不同，9位大法官皆有明確的政治立場，由相同立場的總統任命、大多數情況下也是由同一黨派控製的參議院批準，且可任職終身。這樣的巨大權力，同樣會讓占優勢的一派在司法領域為所欲為。而且，保守派法官的決定往往與時代脫節，乃至違背多數民意，如最近推翻“羅訴韋德案”判決、剝奪女性墮胎自由，就是最典型一例。而在涉及疫苗問題、氣候變化問題、環境保護問題等專業性強的議題案例中，保守派法官也總是做出與科學及專家意見相違背的判決。
這樣的情形必須要改變。最高法院應廢除任期終身製，改為10年一屆，可連任一屆。但尋求連任時需時任總統重新提名、參議院再次批準。此外，應盡可能由更能代表民意的國會進行法律決策，最高法院及大法官的職權應適當壓縮。大法官還要積極聽從科學界的意見（包括設立條款要求大法官必須尊重和執行專業機構和人士的決定），而非不顧真相和是非、依照自身價值觀和法律教條行事。這樣就可避免大法官依靠巨大權力和終身執政的條件肆意妄為、開曆史倒車。
選舉製度改革：廢除選舉人團改為直選總統；眾議院實行聯立製混合選舉製（比例代表製＋小選區製，並損有餘補不足）、參議院各州議席折中分配
選舉製度對民意的扭曲、加劇政治鬥爭、促成政治極化、極端勢力挾票自重
另一個需要修改的方麵是選舉製度。首先，選舉總統的“選舉人團”製已嚴重落伍，不僅已無必要性，還充滿弊害。2000年和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普選票多的一方皆因選舉人票少而敗選，十分不公。選舉人團製的“勝者全得”模式，變相剝奪了各州處於明顯少數派的一方的投票價值（如加州的共和黨選民、得州的民主黨選民，其投票根本無法改變全州選舉人票歸屬）。這還間接導致美國各州的政治傾向越來越極端（“藍州”愈“藍”、“紅州”愈“紅”）和相互對立。
選舉人團製還導致民主黨和共和黨將資源集中投放到選情膠著的幾個州份，且勝負取決於這幾個州占選民總數不足10%的搖擺選民的選擇，以及一些“待價而沽”的極端派選民是否投票。這等於讓極少數人的意誌綁架了大多數民意，並且讓選舉充滿不確定性和偶然性，弊害十分嚴重。
至於選舉人團製聲稱的“防範多數暴政”，在現實裏從未實踐過。除個別“背信選舉人”外，各州“選舉人”都默認將票投給在本州得票最多的候選人，而非逆民意而行。何況，如2016年民粹政治人物特朗普上台，各州選舉人並未為阻止其上台而投票給希拉裏，特朗普反而利用了選舉人團製的特性以較少普選票當選總統。
因此，美國應廢除選舉人團製，實行全民直選總統，得票最多者即可當選。
而國會選舉製度也應改革。美國的參眾兩院議員皆由全國各地各小選區選出。這固然有利於基層民意的直接表達，但會扭曲全國整體民意。與選舉人團製類似，小選區製也是一種在選區內“勝者全得”的模式，會扼殺選區內少數派的民意，也會扭曲全國整體的民意選擇。
美國眾議院共435席，皆由小選區選出，假如民主黨在全國435個選區皆獲51%得票率，共和黨得票率都是49%，那民主黨可以獲得100%（全部435席）的議會席位，而共和黨49%得票卻一席未得。這當然是極端的假設，但現實裏的確存在這樣的傾向。一般來說，國會選舉尤其眾議院選舉非常利於選情占優的政黨，哪怕優勢黨在全國的民意支持率隻高於相對劣勢一方不到3%，就可以在眾議院選舉中奪取超出該比例的席次優勢。
與選舉人團製又一處相同的，國會選舉也是“多數剝奪少數”、“少數決定多數”。在大多數選區，民主黨或共和黨的一方具有明顯優勢，即便優勢為60%：40%，也足以讓相對弱勢一方基本無緣議席，每個選區弱勢方數萬至數十萬選民的選票實際上等於報廢。而決定國會歸屬的，往往也是若幹個（參議院為數個、眾議院為數十個）民意搖擺、選情膠著的選區，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會在這些選區投入遠超人口和議席比例的資源和注意力，尤其取悅這裏的搖擺選民支持己方，或激發極端派選民投票給自己，或二者兼施。
而全國其他一方有明顯優勢的地區就成了“沉默的大多數”，乃至許多選民因一方勝局已定而不再有興趣投票（這也是美國總統和國會選舉投票率都偏低（往往在50%-60%之間）的原因），甚至參與政治的熱情都消退了。或者，他們更關心一些短期和局部的事情和利益，容易被小恩小惠收買，放棄對大政方針和根本政策的關注，導致“撿了芝麻丟了西瓜”。這雖然也有淡化意識形態爭鬥、促使公民務實參與政治的好處，但是有時會他們在涉及全局是非和長遠利益問題上做出錯誤選擇，並且最終禍及自身。
而且，小選區製下，每個選區都是“勝者全得”，因此每個國會席位的爭鬥某種程度都成為零和博弈。而整體上，由於民主黨和共和黨壟斷了政治，因此全國層麵的國會多數權的爭奪也是零和博弈。哪怕兩黨其中一方在參議院/眾議院比對方多一席（參議院的100個席位中，兩黨比例經常就是51：49，有時還是50：50，需要副總統投下決定性一票），就能掌控該院，通過所有獲過半支持即可過關的議案，另一方則很難製衡。
而選舉製度本身就是導致美國形成兩黨製（而非多黨製）、政治陷入不擇手段的零和博弈的原因之一。如果實行的是比例代表製，那麽全國各地的選民即便有5%支持某個小黨，這個小黨也足以取得數十個國會席位。但在小選區製“勝者全得”模式下，全國性小黨因支持者分散而難以取得席位，如美國的綠黨、自由意誌黨皆是典型。這導致無論參選人還是選民，都會積極靠攏大黨以在殘酷的博弈中贏取勝利，進一步強化了大黨的優勢。小選區製雖利於地方性政黨，但美國並沒有地方性政黨（同樣是民主黨和共和黨的虹吸效應），於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壟斷了政壇、分食了國會議席，也造成了二者的鮮明對壘和激烈博弈。
而反過來，民主黨和共和黨為取得與對方鬥爭中勝利，也會討好極端勢力，取悅一些立場邪惡、訴求無理取鬧的群體。因為雙方旗鼓相當，而選舉中勝利一方勝者全得，敗方除了態度上反對其實無能為力，所以都為勝利不擇手段，因此極端派就成了拉攏對象。尤其對於這些人處於相對弱勢、在進步勢力旋風下連連敗退的共和黨，就更是不惜與各種陰謀論者、種族主義者、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勾結，以贏取勝利。而這些極端派別即便自己組黨參政，也很難打破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壟斷，所以也就靠攏立場接近的共和黨，雙方一拍即合。
而合作後，共和黨主流雖然未必讚同極端派保守派主張，但更加恐懼代表進步勢力的民主黨當權，所以寧可忍受乃至支持極端保守派各種侵犯人權、破壞文明、踐踏誠信與法治的行為。如共和黨主流對於特朗普及其核心支持者的各種謊言和陰謀論，如“希拉裏性侵兒童”等荒謬指控不予駁斥乃至附和，即是不擇手段之一例。而在最高法院大法官問題上，為了保障保守派掌權，共和黨不僅違反慣例強推保守派法官在特朗普任期結束前夕上位，還故意任命極端保守派如巴雷特任職，以取悅福音派等極端反墮胎人士。
而民主黨雖然並不極端，但是也選出一些社會主義立場的議員。而且，2016年希拉裏敗選，恰恰在於其主張折中，拒絕接受更左傾的桑德斯支持者的主張，於是被激進左翼抵製投票（甚至投給特朗普和共和黨國會候選人以表達憤懣），成為特朗普勝選的重要原因。這也說明兩黨任何一方不取悅極端派，就可能在旗鼓相當的衝突中失利，最終連主流溫和派的訴求都無法實現。而今年中期選舉雖然似乎是主張中道溫和的力量占了上風，但也是因極端勢力崛起而刺激了中間選民，且未來相對溫和的中間派未必可以一直壓倒極端派。根據美國及世界政治形勢，政治極化和對立仍然泛濫，中間派略有回潮但影響頗有有限，“勝利”也十分勉強和驚險。
選舉製度修改的具體方案、實行改革的具體動因和擬起到的作用
顯然，美國的選舉製度促成和加劇了進步（民主黨）和保守（共和黨）兩大陣營的對立，並讓兩黨主流溫和派被極端派綁架，尤其共和黨因此走向極端保守民粹化。若要改變這樣的情形，不僅要修改權力結構，還要修改選舉製度。
對於最應代表民意的眾議院，應將全部席位均由小選區製選出，改為一半由小選區選出，另一半由比例代表製選出，並通過聯立製的投票和分票方式分配席位所得，以促成各黨所獲席位與各黨實際支持率最大限度的一致。這樣，既保障了各地區基層民意的表達，也可以讓民主黨主流、共和黨主流之外的第三勢力、相對獨特乃至極端的群體，能夠在政壇有一席之地，並單獨參政。
我雖然對於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信徒、極端自由主義者、極端民族主義者/傾向種族主義者、陰謀論者等群體的立場和主張十分厭惡，但我認為起碼其中一部分人的部分立場可以被理解，也應該允許其發聲表達訴求。例如極端自由主義者“不自由，毋寧死”的堅持，其實也頗令人感動（但不應該侵害他人利益），而基督教保守派對於家庭價值的堅持，對女權和LGBT權利運動對傳統家庭價值觀和社會結構的衝擊的擔憂恐懼，也可以被部分理解（但他們也不應該為維護傳統和秩序，而侵害女性和LGBT群體等弱勢者權利自由）。
如果拒斥這些人單獨參政和表達，他們反而會綁架主流右翼，讓共和黨為選戰勝利而不得不滿足他們的訴求，使得整個保守陣營更趨右傾，更不利於社會進步。相反，如果讓他們單獨組黨參政，就能相對避免其捆綁主流溫和保守派。甚至當他們推動極端主張時，民主黨和共和黨可以共同反對之，但又不影響代表主流溫和保守派的共和黨政治競爭能力。
另外，如果一味壓製極端勢力，讓他們潛在主流媒體和輿論視野之外，反而容易讓主流社會對其喪失警惕性，他們會在暗中發展壯大、勾結內外，然後借機掌權或製造各種可怕的破壞。2016年美國大選又是最典型的例證。當民主黨人都沉浸在“自由派泡泡”裏、認為希拉裏將輕鬆贏得大選時，美國極端保守派和民粹分子明裏暗裏使出全力，加上俄羅斯普京政權等外部勢力的幹預，將特朗普推上總統寶座，令全世界尤其各路精英人士和專業觀察家大跌眼鏡。
如果希拉裏在幾個關鍵州份勝出而拿到多數選舉人票，那即便特朗普仍然得到這樣的支持率，恐怕各路人士尤其精英階層和中產自由派，仍然對各種極端保守勢力不屑一顧，根本不知道看似美好和充滿希望的美國，居然還有如此巨大的、代表極端和頑固力量的潛流和暗湧。即便一些觀察家提出嚴肅的提醒，但也很難得到重視。如果這樣，那精英和自由派未來仍然會不斷誤判，然後還會在另一處遭遇慘痛失敗，後果或許會比特朗普當選總統、保守派控製最高法院還要可怕。
例如人類進入互聯網時代後，各種假新聞、仇恨言論、陰謀論的泛濫，以及社交媒體極大加劇社會撕裂等情形，包括政治精英在內各方人士都未能充分重視、積極解決，僅把這些問題當做互聯網發展下有限的副作用（甚至僅僅當做隻會在虛擬的互聯網世界有人追捧、絕不會顯著影響現實的無稽之言）。顯然，各方尤其建製人士嚴重低估了這些“副作用”，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的這些弊病，是導致特朗普勝選/希拉裏敗選、英國脫歐/歐洲一體化遭嚴重挫折、法德極右翼複興，乃至全球民粹極端泛濫的非常關鍵的因素。而特朗普的勝選，終於讓精英和進步人士開始重視互聯網假新聞、社交媒體加劇社會撕裂等問題。如果特朗普敗選，或許人們仍然不以為意，哪怕已經造成許多惡果，尤其對弱勢群體的誹謗中傷，讓世界上各種受害人群飽受“二次傷害”，話語權也被壓製乃至剝奪。
對於這些潛藏在社會表層之下醜惡勢力的無知、輕視、麻痹大意，無論何時都有嚴重後果。即便這樣的勢力不執政，也會在現實各處悄悄為非作歹。而他們也總是蟄伏待機，試圖登上大雅之堂，號令國家，讓全國乃至世界都被其宰製。不正視和了解這些人及其身份、思想、立場，就不能知曉民主與進步的脆弱，就會沉醉於溫室的幻夢而忘卻世間的險惡，致使種種災難在暗處發生，並在某個時機讓全民都蒙難。
若美國修改選舉製度，將眾議院一半席位由比例代表製選出，那麽這些極端勢力就會由滲透和潛伏於共和黨主流之內，變成單獨的政治勢力自行其是。即便仍然與共和黨勾兌，但共和黨也不至於完全被他捆綁，在許多議題上反而會和民主黨共同反對極端主義。而極端派的顯性化，也能讓主流社會時刻保持警惕，且能更好的了解他們、探尋其價值選擇的根源，並想方設法化解其錯繆乃至邪惡圖謀，從根本上瓦解和改變這些頑固勢力。
而對於激進左翼勢力和民主黨的關係，同樣如此。激進左翼的許多主張雖然情有可原，也頗符合是非和道理，但過於激進，不顧傳統慣性和社會現狀，也沒有充分考慮到整體的民意尤其中間派的態度和情感。於是不僅不能達成目的，還拖累了主流的溫和進步派。美國民主黨在奧巴馬當權後日趨左傾，讓一些求穩守成的中間選民寧可放棄投票，不支持共和黨，但也不支持民主黨。而希拉裏試圖尋求折中，拒絕激進勢力綁架，結果既導致激進左翼放棄投票，也未能爭取足夠中間選民，加上選舉人團製，最終錯失總統大位。因此，對民主黨而言，讓激進左翼自行組黨，然後根據情況與之合作與不合作，也是相對最好選擇。
除了這些功利因素，比例代表製和多黨製本身也是相對最合理的製度。前麵已詳細闡述了小選區製的缺點，而比例代表製則不會出現那些問題。在比例代表製下，議會席位分配會與該黨在全國得票率相對一致，與民意最大限度吻合。而這也利於多黨製的形成，多黨製則讓政治更趨多元，國會也相對更為包容，政治競合相對更複雜和有更多選擇，而非兩黨製下政治壟斷和零和博弈。經過一百多年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演變，兩黨製顯然以不滿足當今美國越發多元化的利益和意識形態認同，多黨製才能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而完全的比例代表製，又會忽略基層民意、損害具體區域的代表性和訴求，所以應采用混合選舉製，兼顧各地區基層民意和全國整體民意、既注重地方治理又重視國家大政方針。在混合選舉製的具體模式上，宜采用更加公平、弱化勝選第一大黨權力壟斷、利於略遜一籌的第二大黨和其他中小政黨的聯立製投票和分票方式（而非采用影響相反的並立製）。
這樣的投票和分票製度下，美國眾議院將有少則三個、多則五至八個政黨擁有席位，其中民主黨和共和黨仍為最大的兩個政黨，但不再完全壟斷議席，而是可能占有70%左右的議席。而持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立場和生態主義的激進左翼，將擁有不低於5%議席；以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為代表的宗教保守主義勢力，將擁有5%-10%席位；自由意誌主義者也能躋身議會。或許還會有中間派勢力有所斬獲。當然這些隻是假想，但根據當今美國民眾政治立場，這樣的假想應與事實沒有明顯偏離。
如今德國聯邦議院的政黨組成和席位分配，就能一定程度作為參照。中間偏右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組成的聯盟黨，和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黨，是德國最大的兩個政黨，皆有30%左右的支持率和國會議席；中間派的社會自由主義政黨自由民主黨，擁有10%左右支持率；極右傾向的德國選擇黨有10%；生態優先主義的綠黨有10%；極左傾向的左翼黨有5%。而且在聯立製投票和分票方式下，這些政黨所獲議席比例與支持率/得票率高度一致。顯然，這樣的選舉製度和政黨體係，是有利於多元包容、保障不同立場者皆有獨立話語權的。
而參議院的議席分配也應當改變。雖然參議院作為各地代表，不便實行比例代表製，仍然保留小選區製，但各地議席分配比例應有改變。在當今選舉製度下，美國各州皆有2名聯邦參議員，這意味著，擁有超過3900萬人口的加利福尼亞州、2900萬人口的得克薩斯州，與隻有73萬人口的阿拉斯加州、57萬人口的懷俄明州，擁有相同數量的聯邦參議院議員。雖然這有利於保護小州權益，但對於大州又顯不公了。
參議院的席位分配，應采取一種折中方式，即仿效歐洲議會中各成員國議席數量和分配比例那樣，讓大州擁有總數更多的參議員席位，但人均席位數較少；小州擁有總數較少的參議員席位，但人均席位數較多，讓各方都各占一方麵的便宜，但又不完全偏向大州或小州。
總之，美國應修改政治體製和選舉製度，將總統製改為半總統製、廢除大法官終身製改為有限任期製、將眾議院選舉方式由完全小選區製改為混合選舉製（部分小選區製、部分比例代表製）、重新劃分參議院議席在各州的分配令其更為公平合理。隻有這樣，美國才能擺脫現在的政治極化、兩大陣營對立、為掌權不擇手段等狀況，讓美國的政治變得多元、包容、和緩。
美國製度改革的現實可行性：可能性雖低，但仍有希望，事在人為
當然，以上的設計和建議隻是一種遠景，一種美好的設想，在現實的美國很難實現。起碼在當下和近期的美國，沒有實現的可能。因為美國是一個非常強調遵循傳統和慣例的國家，其各種製度從建國以來很少更改。尤其19世紀末期後，美國的政治體製和政黨組合，一直延續到如今而沒有大的改動。美國的政治文化也是注重守成而抵製革新的。
另外，如今的權力結構和選舉製度，是非常有利於共和黨及保守派陣營的。無論是選舉人團製、國會小選區製、利於小州和內陸鄉村的席位分配和選區劃分、大法官終身製和巨大司法權，從價值觀到利益，都明顯符合共和黨一方，而對民主黨非常不利。
我所設計的那些製度，雖然是讓體製更加公平和包容，但顯然不利於共和黨在相對劣勢情況下，保持與民主黨旗鼓相當的政治影響力。這就意味著共和黨會堅決捍衛現行體製，而反對進行改革。而推行這些改革，不僅需要掌控行政權，還要掌控最高法院的多數、足以提起修憲的參眾兩院各三分之二以上席位，還有爭取到四分之三的州份的州議會的批準。而民主黨及其他試圖革新的勢力，顯然沒能完全擁有這樣的實力。共和黨即便弱勢，隻要保有三權中一權，乃至三權皆不主導但擁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國會席位，以及擁有不少於13個州（四分之一以上）州議會的控製權，即足以阻止改革。
最近數年的共和黨，已是一個為得到和維護權力而不擇手段的政黨，即便是主流的溫和派也是如此。麵對進步勢力聲勢越發強大，革新步步緊逼，共和黨的精英大佬已撕下紳士麵具，不僅利用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者、陰謀論者拉抬聲勢，推選特朗普等民粹人物上台，任命博爾頓和艾布拉姆斯等冷戰餘孽擔任要職，如彭斯、麥康奈爾、盧比奧、科魯茲等傳統政客也赤膊上陣，拚命維護權力和達成他們的各種利益或非利益目的。甚至說，相對於商人出身、具表演性人格、滑稽色彩強的特朗普，其他那些共和黨人物才更加可怕和可惡。
如在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問題上，麥康奈爾先是在2016年以“總統任期最後一年不能任命大法官、應讓大選後的新總統任命”為由，拒絕奧巴馬任命自由派大法官。但2020年，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後，麥康奈爾卻強行通過了對極端保守的巴雷特大法官的任命，且所有共和黨參議員皆投下讚同票，整個共和黨都為這次任命保駕護航。而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前的遺言，即是希望下一任總統來選擇她的繼任者。可共和黨一幹紳士精英，卻在2020年大選尚未舉行、新總統未選出時，毫無廉恥的強行通過了對保守派法官巴雷特的大法官提名、任命、批準。這種無恥行徑，說明共和黨為達成目的已完全沒有政治道德，甚至做人的良知都沒有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還能指望共和黨良心發現、願意根據是非和道理來支持政治改革嗎？
但美國的政治改革真的隻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了嗎？也未必如此。
如前所述，美國的體製非常傾向於“勝者全得”、“敗者全輸”。尤其總統製下，總統擁有巨大權力，哪個黨派的候選人當選總統，就能在行政領域為所欲為。而國會的製約是有限的。且如果國會主導政黨和總統同屬一方，那更是可在除司法領域外一切事務上隨意行事。而如果這一方連最高法院同時也掌控了，那就真的是完全“無敵”了。即便在國會沒有超過三分之二多數，不能修憲，但非修憲的各種決策皆能通過。
那麽，如果民主黨人能長期當選總統，就能主導行政權；如果控製國會兩院，就能控製立法、決策、人事權；如果控製最高法院，則司法權也在民主黨手中。雖然無法進行政治改革，但卻可以通過無需國會三分之二多數同意的所有事務。在這樣的情況下，“敗者全輸”的共和黨人，或許就反而希望改革了。雖然改革後也未必掌握優勢，但多元化的參與，避免民主黨政治壟斷，還是相對更有利的。
雖然最高法院在未來十多年乃至更久，都將繼續掌握在保守派手中，但民主黨起碼可以努力奪取和維持對總統大位和國會兩院的控製，並努力利用這兩權繞過和壓縮司法權，推行各種進步政策，不再顧忌共和黨的阻撓。甚至在民意許可下故意推行一些激進的進步政策，並以政治改革為停止政策的交換條件。民主黨可用這樣的方式，來逼迫共和黨或起碼部分共和黨人同意改革。
而這樣的設想若要實現，必須有強力的民意支持。民主黨必須在選舉製度不利於己的情況下，得到起碼55%投票選民的長期支持，在至少十年內完全控製行政權、立法權、人事權，以及起碼半數（25個）以上州份的控製權，並在實行激進進步政策時仍然得到相應比例民眾的理解。在這樣的民意背書下，民主黨還要通過分化瓦解共和黨，拉攏其中的改革派，以獲得部分共和黨人對政治改革的支持。此外還要想方設法攻堅最高法院，雖無法改變保守派主導的狀況，但可以以頻繁的總統行政令與國會決議，壓縮最高法院權限，盡可能將之邊緣化，直到其承諾同意政治改革。
除了逼迫，還要妥協。例如可以在高壓逼迫共和黨隻能長期在野的同時，也伸出橄欖枝，承諾政治改革後禮讓共和黨擔任新政體第一屆總統，最高法院也讓保守派控製（但不能任職終身）。以放棄數年執政換取政治改革，是必要的犧牲。
雖然實現起來仍然困難，但顯然是有可行性的。共和黨也不是鐵板一塊，雖然如今為保住權力而不惜藏汙納垢、不擇手段，但其實也是為避免完全失去權力而不得已。即便在特朗普、彭斯、麥康奈爾等人掀起逆流時，共和黨中還是有一些正直之士堅持道德與良知。如已去世的參議員麥凱恩、現任參議員羅姆尼，這兩位曾與奧巴馬對壘的共和黨政治人物，在最近數年的民粹逆潮中仍然堅守，體現了真正傳統紳士的品格。
而還有許多溫和共和黨人，之所以“附逆”，也是因為現行體製下，共和黨乃至整個保守派“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不得已才聯合極端派並忍受其錯繆主張。自克林頓時代以來的最近三十年，美國民意都略偏向民主黨（根據各種選舉，民主黨和共和黨平均得票比約為53%：47%），共和黨隻是依靠選舉製度的偏向才幾次僥幸獲勝。因此，共和黨也深受零和博弈的壓力與困擾，未嚐不想改變。如果體製改革了，政治變得多元，總統和總理可以是不同黨派，內閣成員也是多黨共存，國會裏自己已與極右保守民粹不是一黨，民主黨也分化了，選舉不再零和博弈，那又何必像現在這樣和各種滿嘴謊言的醜惡者為伍呢？
當然，最根本的，還是人民的選擇。如果有超過55%乃至有60%的選民肯長期投票給民主黨，尤其中間選民、搖擺州選民站在民主黨一邊，那改革就可能實現。如果不能這樣，而是為了一些短期的、片麵的、狹隘的價值觀和利益，堅持投給共和黨或不出來投票，那上麵的設想就不能實現。
還有，進步勢力需要團結和妥協。激進左翼部分選民在2000年和2016年的抵製投票（或轉投綠黨等小黨）的行為，葬送了進步勢力主導美國的本來圖景，讓解決氣候危機、改善弱勢群體處境、促進世界和平與民主的宏願，兩度夭折。這樣沉痛的教訓若還不汲取，那權力果實可能再次被保守派竊取，再加上極端保守分子對共和黨的騎劫，美國將增加更多苦難，人類也將更多陷入自然和社會的雙重災難。激進左翼的主張可以理解，但欲速不達，要循序漸進，還要考慮不同群體的情感與關切。
進步勢力不僅要團結、妥協，還要高瞻遠矚。民主黨本應在占據優勢時即盡力推動政治體製改革，而非等到遭遇慘烈失敗才有所醒悟。如選舉人團製在2000年已顯出危害，但民主黨人不以為意，當成意外，結果16年後重蹈覆轍。而奧巴馬當選總統時進步勢力如日中天，完全可以利用優勢逼迫在野的共和黨推進改革，以放棄部分“勝者全得”的短期所得，換取美國權力結構的包容多樣和選舉製度的公平。但似乎當時所有的美國人都未注意到相關問題，而是沉浸在進步派利用總統製長期“一統天下”的幻夢中。這些都為最近幾年及未來美國的政治危機與人權倒退埋下了禍根。
當年未能未雨綢繆，已鑄成大錯。但今日則仍可亡羊補牢，似尤為未晚。經曆這些教訓，民主黨應該從全局和長遠出發，在政治優勢時不能耽於短期的權力快感，而應利用優勢來達成長遠的製度優化和漏洞彌補，促成包容性的製度形成和鞏固。未來民主黨若能一度控製三權，就應利用優勢推動改革，不惜讓渡部分權力，也要讓製度變好。民主黨作為進步包容的力量，在當權時既要克製短期壟斷權力的衝動，又要為長遠謀劃；既要對弱勢群體有深切同情，也要體諒政治對手的無奈，有堅守也有妥協，有原則也應靈活，才能堅定而穩健的推進政策、實現目標。當然，民主黨最重要的，是要依靠人民，傾聽民聲、尊重民意、順勢而為，讓美利堅合眾國得以再造和重生。
美國的命運，人類的前程，都掌握在人民的手中。人民雖然有時激進，有時守舊，有時愚昧，有時野蠻，但畢竟是創造文明的主力軍。在文明的新十字路口，人民擁有了以自主與和平方式選擇方向的權利，而不像過去被獨裁者宰製和操縱、往往需要暴力和流血實現目標。回首曆史，環顧世界，眺望未來，美國人民不應拘泥於當下和身邊，要讓國家長治久安，人類永續發展。
最近多年的民粹旋風仍在世界肆虐，美國若不能成為“定海神針”，全球都難再安。而氣候危機的惡果已在全球初露端倪，已有數萬乃至更多人直接死難，再不治理已來不及。即便要探討發展方向和價值取向，首先也要保障人類生存。如果對氣候變化問題輕描淡寫的保守派控製權力，且被否認氣候變暖的極端派綁架，氣候危機必然難以解決且將日益惡化。隻有改變政治體製，美國才能更好的應對氣候危機在內的各種重大議題，讓人類見到一個又一個明天。希望美國人民，能夠做出道理上非常清晰，但現實中卻百倍艱難的抉擇，捍衛民主、和平、理性、進步、人權。
王慶民
2022年11月21日
共和曆231年霜月風鈴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