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思想的複雜版圖上，立場的左右之分，是永恒存在的矛盾之一。而在當代華人圈，政治、文化和社會議題的分歧尤為明顯。我們以五大爭議問題為切入點，剖析華人左派與右派的對立。
第一爭議：對美國的態度與對中國政治體製的認知
左派普遍表現出對美國的強烈反感，“逢美必反”是顯著特征。他們將美國視為“帝國主義”的化身，認定其壓製中國發展，將所有國際紛爭歸結為美國的陰謀。這種思維源於長期接受政府宣傳，忽略了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影響。
例如，左派將中共描述為“大救星”，認為其領導了中國的崛起，淡化中共在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曆史中的巨大過失，美化其為“必要的曆史代價”，否認改革開放的功績。思維的狹隘，否定民主製度普世價值，譬如，視若無睹台灣的“體製改革”榜樣——台灣的民主化不僅沒有導致混亂，反而讓社會更加透明、公正和發達。
相比之下，右派更加清醒。他們承認美國的政策會有雙重標準，但也能夠客觀看待美國的貢獻，比如在科技、文化和國際規則的構建上。同時，右派更傾向於批判性地看待中共曆史，拒絕單一的“成功敘事”，主張通過製度改革，讓中國更加開放與進步。
第二爭議：對中醫的盲目崇拜與科學理性的衝突
左派對中醫抱有極高的敬畏，將其描述為中華文化的“瑰寶”，神化中醫為“包治百病”的萬能工具。然而，當真正麵臨嚴重疾病時，他們卻更傾向於選擇西醫。言行不一，是左派在中醫問題上的典型表現。
這種“文化自戀”掩蓋了中醫存在的諸多問題，例如缺乏足夠的臨床實證支持，藥物成分不明和劑量不確定等。左派的立場將批評中醫等同於不愛國，導致理性討論變得極為困難。
右派則強調科學理性。他們並不全盤否定中醫，而是主張將其置於科學驗證之下，區分有效與無效的治療方法。對右派來說，文化的傳承應服務於社會進步，而非成為盲目崇拜的對象。
第三爭議：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
左派對台灣問題的態度充斥武力至上的思維。他們主張不惜代價地以軍事手段“統一”台灣，無視台灣人民的意願及國際社會的複雜局勢。左派視台灣為“家產”，台灣人民為“家奴”，這種強權思想，反映出其對現代民主價值的漠視和人性的冷漠。
相比之下，右派更傾向於和平解決問題，主張通過增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逐步構建信任。他們認為，武力統一，不僅會對兩岸造成巨大的經濟和人道主義災難，還會引發國際社會的全麵對抗，得不償失。右派的觀點更加務實，也更符合當今全球化背景下和平發展的潮流。
第四爭議：俄烏戰爭的立場對比
左派在俄烏戰爭問題上，展現出驚人的“選擇性遺忘”。他們一方麵強調中國抗日戰爭抵抗侵略的正義性，另一方麵卻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甚至為俄方侵略行為辯護。他們的邏輯是：“烏克蘭是西方的棋子”，完全忽略烏克蘭人民捍衛主權的正義性，以及俄羅斯作為侵略者的事實。
右派的態度則明確支持烏克蘭的主權完整。他們從曆史的角度，指出俄羅斯對中國的多次侵略行為，如沙俄時期的大量領土掠奪和對華人的大屠殺，提醒人們不要被當下的短期利益所迷惑。右派認為，中國應該站在國際公義的一方，支持所有主權國家抵禦外來侵略，這不僅是對曆史的尊重，也是為自身爭取更廣泛的國際支持。
第五爭議：對以色列與中東問題的偏見
左派在中東問題上的立場表現為“反美必反以”。他們無視哈馬斯等恐怖組織對平民的屠殺，將以色列的反擊描繪成“不人道”。這種“一邊倒”的態度，不僅忽視了以色列的安全訴求，也無視因果和事實，極其偏頗。
右派的立場則更加理性。他們承認以色列在反擊中，可能造成平民傷亡，但也強調恐怖主義對區域安全的威脅，理解以色列的憤怒和報複，但主張通過推動和平談判解決衝突，而不是采取盲目的站隊行為。
立場的明確並不等於非理性或極端化。華人中的左派因其偏執與缺乏邏輯，陷入自相矛盾的泥潭；而右派則因其理性與多維思考，能夠在複雜的國際關係與社會議題中找到平衡點。我們可以不極端，但立場要鮮明，要有基本的道義。一個社會需要多元的聲音，但前提是這些聲音基於事實與邏輯，而非偏見與盲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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