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總理辭職，全球左翼政策破產的又一明證
賈斯汀·杜魯多辭職標誌著加拿大政治舞台上的一次重大轉折，這不僅反映出他個人政治生涯的終結，更是全球左翼政策全麵破產的又一明證。杜魯多在首都渥太華發表聲明稱：“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如果我必須打內部鬥爭，我就不可能成為那次選舉的最佳人選。”他將繼續擔任總理，直到自由黨選出新領導人，而這一過程可能需要數月。他還提議暫停本屆立法會，以避免議會進行不信任投票。然而，這樣的拖延戰術不過是試圖為自己挽回最後一絲顏麵。
杜魯多的辭職並非孤立事件，而是左翼政治風潮在加拿大走向低穀的縮影。這股風潮曾在20世紀中葉掀起巨浪，從羅斯福的新政到英國的工黨政府，全球範圍內的左翼政策在戰後重建中發揮過關鍵作用。然而，這些政策的有效性很快在繁榮的經濟環境中變得不再突出，變成了被濫用的工具。隨著冷戰結束，左翼政策逐漸偏向“覺醒主義”，以道德至上的姿態推行激進改革，但現實卻一次次證明這些政策脫離經濟和社會的實際需求。
全球範圍內的左翼政策逐漸在意識形態化的道路上迷失方向。從美國到歐洲，類似的進步主義改革在實踐中遭遇了挫敗。在美國，拜登政府的移民和氣候政策同樣麵臨強烈反對。高額的綠色能源投資和碳減排承諾在經濟複蘇乏力的背景下，被視為遠離現實需求，招致選民不滿。在法國，馬克龍推行的“環保燃油稅”引發了“黃背心運動”，不僅摧毀了政策本身的初衷，更動搖了政府的執政根基。在傳統的左翼大本營北歐國家，瑞典和芬蘭近期的政治轉向也顯示，越來越多的選民更加關注移民控製和經濟現實，而非抽象的社會正義議題。這種全球趨勢表明，“覺醒主義”不僅沒有成為解決問題的有效工具，反而在某些情況下加劇了社會裂痕。
杜魯多的政治崛起正是建立在這樣一種意識形態潮流之上。他憑借其父親皮埃爾·杜魯多的名聲和自己年輕、有活力的形象，帶領自由黨在2015年奪取執政權。杜魯多父子在加拿大的曆史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兩人的政治遺產卻鮮明對比。皮埃爾·杜魯多在1968年上台時，被認為是加拿大現代化的象征，但他推行的政策也埋下了聯邦債務高企和區域矛盾的隱患。賈斯汀·杜魯多則進一步放大了這些問題，他的政策不僅未能緩解經濟困境，反而加劇了社會矛盾。
隨著川普在美國重新掌權，杜魯多成為加拿大最不受歡迎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軟弱無能導致自由黨的地位被削弱，國家經濟前景不明。川普承諾采取包括對加拿大進口產品征收25%關稅的強硬措施，直接擊中了杜魯多政權的軟肋。在這樣的背景下，杜魯多的辭職顯得毫無意外。他的領導風格不僅未能給加拿大帶來任何實質性進展，反而使這個資源豐富的國家陷入更深的困境。
杜魯多是最新一位被選民強烈反對的進步政治旗手。他所倡導的政策，包括激進的氣候政策和寬鬆的移民政策，不僅未能改善經濟，反而加劇了通貨膨脹和住房短缺的問題。加拿大選民終於意識到，這樣的政策不過是空想主義的產物，不但無法解決實際問題，反而在疫情後全球經濟普遍疲軟的背景下進一步拖累了國家的發展。上個月，一直支持杜魯多少數黨政府的左翼新民主黨宣布撤回支持，這讓杜魯多的權力控製變得更加脆弱。財政部長克裏斯蒂亞·弗裏蘭幾天前辭職，同樣是對杜魯多的不信任投票。弗裏蘭因反對杜魯多的支出提案而離開政府，這一事件表明，就連他最親密的盟友也對他的領導能力徹底失去了信心。
自由黨內部的不和也進一步暴露了杜魯多政策的根本性失敗。自由黨議員韋恩·朗坦言，杜魯多領導下的自由黨在政治光譜上過於左傾，就像美國的民主黨一樣。他直言不諱地指出：“我不想使用‘覺醒主義’這個詞，但我們在以道德權威身份出現，人們對此感到厭倦。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是對的，我們是錯的，但現實很殘酷，有時現實很糟糕。”朗的評論道出了自由黨失敗的根源——過度依賴意識形態和“道德優越感”，最終疏離了普通選民。
杜魯多政府對物價上漲的誤判堪稱災難。他推進碳稅增加的政策，原本是為了應對氣候變化，但實際上卻給加拿大家庭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加拿大有4000萬人口，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比不到1.7%。杜魯多卻為了追隨氣候變化理論的所謂“道德正確”，不惜懲罰自己的人民。一個負債累累的國家，放著地下豐富的石油資源不采，反而屈從於“氣候變化宗教”，最終隻能忍受通脹、赤字、失業和貨幣崩潰的困境。這種做法無異於自我毀滅，完全讓人無法理解。民調顯示，杜魯多的支持率跌至約20%，自由黨落後保守黨20多個百分點。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選民對經濟低迷、犯罪率上升和社會問題激化早已忍無可忍。
川普的強硬態度更是讓杜魯多徹底暴露了自己的無能。當川普威脅對所有加拿大商品征收25%關稅時，杜魯多沒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應對措施，而是試圖通過在海湖莊園與川普共進晚餐來求情。據報道，他甚至表示關稅將“徹底摧毀加拿大經濟”。川普則冷嘲熱諷地問他：“除非從美國榨取1000億美元，否則你的國家就無法生存？”杜魯多軟弱的姿態不僅沒有贏得任何諒解，反而進一步讓他顯得不堪一擊。川普對杜魯多的評價極其不屑，甚至嘲諷他為“偉大的加拿大州的州長”。這一切讓杜魯多的辭職變得順理成章。
杜魯多辭職背後，是全球左翼政策在現實麵前全麵崩塌的縮影。從美國到英國，從加拿大到歐洲，左翼政策在疫情後經濟衰退、高通脹和移民危機的背景下正遭遇普遍反對。選民對“覺醒主義”的忍耐達到了極限。飆升的犯罪率、環境的肮髒、失業率的攀升以及非法移民問題的加劇都在告訴人們，所謂的進步主義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讓情況變得更糟。
進步主義正在世界各大民主國家中退潮。“鐵娘子”瑪格麗特·撒切爾曾經一語道破左翼政策的核心問題：“社會主義的問題在於你最終會花光別人的錢。加拿大的資源豐富本應讓它成為一個繁榮的國家。然而，在杜魯多的治理下，加拿大卻像委內瑞拉或阿根廷一樣，被自以為是的政策拖入困境。他辭職的決定，是對其領導力徹底失敗的無言承認。正如羅馬諷刺作家尤維納爾所言：“幸運女神偶爾開玩笑，會把某些人從街頭撿起，抬到權力的頂端。”杜魯多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他的辭職是加拿大選民的一次勝利，也是覺醒主義的一個重大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