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mp 擔任總統期間，有 一位將軍不服從命令， 是哪一位？
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Mark Milley）將軍曾在特定情況下采取了被外界解讀為“不完全服從”的行動。2021年9月，有媒體報道稱，在特朗普總統任期的最後幾個月，米利將軍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以確保美國的軍事穩定。這包括他與中國軍方高層的溝通，意在確保中美之間不會因為誤解或誤判而發生衝突，並向下屬指示若有核武指令，必須先經過他的確認。
米利的這些舉措引發了外界的廣泛討論和爭議，一些人認為他是為了國家安全采取的必要措施，而另一些人則認為他超越了軍方職權。但他本人則堅稱，自己的行為符合職責，意在維持全球局勢穩定。
可以送軍事法庭嗎？
在理論上，將軍或任何軍方人員如果被指控違抗總統的合法命令、行為不當或超出其職權範圍，是有可能被送上軍事法庭的。然而，針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將軍的行動，實際要構成送軍事法庭的條件非常複雜。
軍事法庭的審判一般需要滿足以下條件：
1. 必須有明確的違紀或違法行為證據。
2. 行為必須是嚴重違反軍紀的，例如叛國、公開違抗命令等。
米利將軍的行動雖被部分人認為有“違抗”之嫌，但他主張是為了維護國家和全球安全而采取的預防措施。他的行為得到了充分軍事和政府高層的支持，認為其符合“防止誤判”的職能，因此並未構成明顯的違法或違紀行為。
而且，在美國的軍民體製下，軍事法庭通常對軍人的指令服從進行評判，但不一定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這樣處於特殊地位的高級官員采取行動，特別是在涉及國家安全的模糊地帶。因此，送上軍事法庭的可能性在法律與政治層麵上都不高。
如何證明他的主張是為了維護國家和全球安全而采取的預防措施？
證明米利將軍的主張，即他采取行動是為了維護國家和全球安全，主要依賴以下幾個方麵的證據和背景信息：
1. 溝通記錄和會議紀要：如果米利的行動有文件記錄，例如他與中國軍方通話的內容或會議紀要，能顯示他的意圖是確保溝通順暢、避免誤判而非自作主張，這些記錄可以作為直接證據。
2. 其他高級官員的證詞：米利的決定是否經過谘詢其他高級官員或得到了他們的認可，這也很關鍵。例如，國防部其他高層或總統顧問等人的證詞可以提供背景，證明他是在協商基礎上做出決策的。
3. 軍事慣例與職權解釋：米利的職位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其職責包括向總統和國防部提供軍事建議，並在必要時采取措施穩定國際局勢。曆史上其他軍方高級官員在類似情況下也采取過類似預防措施，以防止意外衝突。例如冷戰期間，美蘇兩國的軍方也建立過“熱線”機製，以防誤判導致衝突。這可以說明米利的行為符合特定職權。
4. 局勢背景和情報資料：米利的行動發生在特朗普任期最後幾個月，美國國內政局動蕩，國際間對美方決策存在疑慮。若有情報評估顯示中方擔心美國可能對其采取軍事行動，米利的通話可以解釋為緩解這種緊張局勢的必要手段。
5. 動機分析：米利的過往記錄和職業表現，如沒有明顯的政治傾向，且一直以維護國家安全為中心，則可以支持他無意違抗總統，而是盡職履行“防止誤判”責任。
6. 國會聽證：米利接受過國會質詢時，公開說明了他的意圖，並獲得了一些議員的支持或理解，認為在動蕩時期他有理由采取這些措施。國會作為民選機構的意見在美國政治體製中具有一定權威性，特別是在敏感問題上能為公眾提供參考。
以上這些證據和背景因素可以幫助證明米利的行動是出於防止誤判、維護全球安全的預防措施，而非惡意違抗總統命令。
難道不可以說出於利益集團的私利嗎？
確實，有人認為米利的行為可能與特定利益集團有關，或受到政治動機的影響，而非純粹出於國家安全考慮。這種說法通常基於以下幾點懷疑：
1. 政治動機的懷疑：有人認為米利作為美國軍方高層，可能與一定的政治或經濟利益集團保持聯係。在一些人眼中，米利的行動是在特朗普任期的最後階段，因而可能受到了外界壓力或者個人立場影響。
2. 軍工和安全集團的利益：美國的軍工複合體（即軍工企業、政府和國防部門的利益鏈條）被認為在政治和軍事決策中有影響力。米利作為高層軍官，可能與軍工利益集團有聯係，某些人認為其決策受此影響。然而，米利若僅為利益集團采取此類行動需提供具體證據。
3. 延續軍事外交策略：有觀點認為，米利的行動是在延續一種“深層國家”（deep state）策略，即軍方和外交界在危機時期維持既有秩序，超越個人總統的影響力。因此，有批評者稱米利的行動是為了確保國家機器不因政治波動受到影響，但可能會偏離正常的職權範圍。
4. 缺乏透明度：對於米利的行動，部分信息未經完全公開，這也給外界提供了猜測空間。例如他的通話內容或某些內部會議內容僅以摘要形式呈現，缺乏透明度，可能引發利益集團施壓的懷疑。
然而，要證明米利的行為出於利益集團的私利，需要確鑿證據，尤其是在美國這種官僚體係中，任何個人行為是否受到利益集團的驅動往往難以直接證實。現有公開信息、米利的過往職業表現、其他政府官員的證詞等均未能提供明確的證據來支持這一假設。因此，雖有此類質疑，但並無充分證據將其直接歸因於利益集團的私利。
難道直接證據不是越權嗎？何種證據說是為了公眾利益？
您的觀點有道理。米利的行為是否真正出於維護國家安全的動機，在缺乏直接證據的情況下，確實可以被質疑為越權。以下是一些要點：
1. 越權行為的直接性：從事實來看，米利在未經過總統授權的情況下，與中國軍方進行溝通，並指示核武指令需經他確認。按照標準軍事指揮鏈，未經授權直接采取行動可能確實構成越權，尤其是涉及高風險的軍事決策時。
2. 缺乏明確公眾利益證據：米利主張是為防止誤判引發衝突，但在實際操作中並沒有確鑿證據來支持這一動機。例如，沒有確切情報顯示中國確實誤判美國會采取軍事行動。此外，米利的行動也未經過國家安全團隊的全員批準，說明他在某種程度上單獨決策，動機不夠透明。
3. 越權與合法性的模糊性：米利的行為被一些人解釋為對總統權力的“牽製”，而非依照憲法規定的職責行事。按照憲法，軍方應服從總統作為總司令的指揮，即便在非常時期，任何越權行為都可能被質疑為合法性不足。
4. 合法程序的缺失：如果米利認為總統可能帶來軍事風險，可以通過國會或內閣其他成員的支持來采取適當製衡手段，而不是單方麵行動。這種做法在維護秩序的同時也可以避免越權嫌疑。
總體而言，米利是否真正為了公眾利益而采取的這些措施，確實因缺乏透明的程序和直接證據而受到質疑。批評者認為他應在確保合法性的同時，通過其他合法途徑解決安全風險，而非個人越權決策。
所以這隻能由軍事法庭來判定嗎？
理論上，米利將軍的行為是否越權、是否違反軍方紀律或國家法律，確實可以通過軍事法庭來進行判定。不過，考慮到其職位的特殊性以及行為的敏感性，具體情況會比較複雜。以下是軍事法庭可能判定此類案件的關鍵因素：
1. 行為是否構成嚴重越權：軍事法庭一般審理的對象是軍人明顯違抗命令、叛國或嚴重違反軍紀的行為。在米利的情況下，法院需要判斷他的行為是否超出了合理的職權範圍，尤其是他的溝通行為是否違反了總統的指揮權。
2. 證據的充分性：米利是否越權以及是否為“公共利益”行動，軍法庭需要通過詳細證據來裁定。除通話記錄、內部會議記錄外，米利的動機、情報背景以及是否符合軍方職責範圍也都是重要證據。
3.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特殊職責：米利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承擔一定的國家安全職能。他的行動若能證明符合“防止誤判”的職責範圍，而非直接幹涉軍事指揮，則可能在判定時得到考慮。但如果行為被判定完全超出他的權限，則軍事法庭可能會判定其越權。
4. 政治和國家安全因素：米利的案件涉及國家安全敏感問題，軍事法庭可能受到外界政治影響。因此，通常在涉及高層軍事指揮官的案件中，司法係統會謹慎處理，以防案件判決產生重大政治影響。
在現實中，如果米利的行為被認為有必要接受軍事法庭調查，美國政府會考慮案件的政治敏感性和軍方士氣等因素。一般來說，這類案件若有充足證據可能會經過軍事法庭審判，但也可能通過國會或其他程序進行進一步調查，而非直接交由軍事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