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社會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有趣而矛盾的現象：許多自稱“愛國者”的人，對國家的讚美極為敏感，不允許他人批評國家，還時常公開表達對“黨中央”的忠誠。然而，他們往往對自己家鄉的縣、鄉級黨員幹部持批判甚至厭惡的態度。這些所謂的“愛國者”，為什麽不“愛縣”或“愛鄉”？
這些“愛國者”所表達的愛國主義是經過高度抽象的政治符號。對於他們來說，“中國”並非一個具體的生活環境或社會實體，而是一種通過宣傳塑造的宏大符號。這種符號化的中國代表著“強大”、“尊嚴”和“複興”，並且以“共產黨”和“國家”的名義存在。
相比之下，縣、鄉的政府及其黨員幹部則是日常生活中看得見、摸得著的存在。他們不是抽象的象征，而是實實在在的權力機構，直接影響人們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縣、鄉幹部的表現（例如辦事效率低下、貪汙腐敗等）往往成為這些“愛國者”發泄不滿的對象。
這種二元化的認知結構反映了愛國主義的“象征崇拜”——人們崇拜的是國家的宏觀形象，而非其基層組織。這也是為什麽“愛國者”會熱愛“黨中央”，卻對地方政府持批評態度的原因。
“愛國者”與“黨中央”的關係是通過媒體和官方宣傳建立的，這種關係是間接的。他們看到的是經過篩選和修飾的信息，例如黨和政府的“偉大成就”和“光輝形象”。由於這種宣傳的單向性和控製性，他們沒有機會與高層領導接觸，因此對所謂的“黨中央”保持一種盲目的崇拜。
但在縣、鄉一級的生活中，他們能夠直接接觸到地方官員，麵對的是製度的具體運作——包括官僚主義、腐敗現象以及各種不合理的政策。這使得他們的實際體驗和官方宣傳產生了巨大落差。因此，他們對地方政府的批評是基於直接感受到的不公和不滿，而對“黨中央”的崇拜則基於宣傳中的幻想。
這種“愛國不愛鄉”的心態可以從心理學角度理解為一種心理投射。地方的政府幹部由於與人們生活聯係緊密，成為了人們不滿的替罪羊。而“黨中央”因為距離遙遠，反而成為了人們心目中的理想化對象。換句話說，人們把對生活中具體不滿的發泄對象投射到了地方幹部身上，而把對美好未來的期望寄托在了看不見、摸不著的“黨中央”身上。
這種心理機製也反映了一種“上層迷信”——即認為問題出在基層幹部，“黨中央”是善良而無辜的。這種迷信不僅延續了中國曆史上對“清官”的崇拜，也反映了現代社會中對權力的失衡認知。
許多“愛國者”雖然出生於縣、鄉，但隨著他們來到城市生活(或者到了美國的城市定居)，他們逐漸與原有的社會關係網絡脫節，身份認同也發生了轉變。在新的城市生活中，他們更傾向於認同國家的身份，而非家鄉的縣、鄉身份。
這種身份認同的轉移使他們在心理上與家鄉產生了距離感，甚至鄙視感。他們認為家鄉的落後、官僚主義和封閉與自己追求的現代生活格格不入。因此，他們對家鄉政府和幹部的批評不僅是對政治不滿的表達，也是一種身份脫離而高高在上的象征。
在中國，公開批評“黨中央”往往麵臨嚴厲的社會控製和政治風險，但批評地方政府的風險相對較低。由於“黨中央”的權威神聖不可侵犯，而地方政府卻被默認為可以作為社會不滿的“出口”。
這也反映了中國社會中一種特殊的“批評許可”現象：人們可以對地方幹部和基層政府表達不滿，但不得對“黨中央”和國家領導人進行公開批評。這種現象導致了“愛國者”把批評和不滿集中在地方政府身上，而不敢指向更高層的權力結構。
許多“愛國者”對“黨中央”的盲目信任，與長期的宣傳和意識形態教育密切相關。通過媒體和教育體係，國家構建了一種政治正確的愛國敘事，將忠於“黨中央”與愛國主義緊密綁定。任何對國家層麵的批評都被視為“不愛國”或“妄議中央”，因而遭到社會排斥。
而在地方層麵，這種嚴格的意識形態控製相對較弱。人們的現實經曆與宣傳不符，使他們更容易對地方政府和幹部產生質疑和不滿。因此，“愛國者”往往在中央層麵表現出高度忠誠，而在地方層麵卻毫不留情地批評。
“愛國者”不“愛縣”不“愛鄉”的現象反映了中國社會中愛國主義的象征化、權力認知的分裂、身份認同的轉移以及社會控製的結果。這種現象揭示了中國社會中信任和權力關係的複雜性，也反映了在不同層級之間，政治認同和實際體驗的巨大差距。中國的愛國主義不僅是一種情感表達，更是社會結構和政治控製的產物。這種對中央和地方的雙重態度，既是對現實的不滿，也是對理想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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