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評論文章：今年是中共竊政75周年。這七十五年間，它是大規模地、持續地、全麵地、強製性地、高壓地對人民進行洗腦工作。經過整整三代人的“思想教育”，對中國人民造成甚麽影響？在這種“教化”下成長的“強國人”有甚麽特點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很多人會說，每個國家每個政府都會對其國民進行“思想教育”，大家的形式或不同，但本質都是向其國民宣傳官方認可的意識形態，所以中共這樣做並沒有甚麽不妥。問題是，中共實施思想教育的方式是強迫性的，而其內容則是有害的，由此塑造出來的 “強國人”是反文明的。
中共“教化”人民的工作是由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這個部門控製了全民族的思想、信仰等意識形態領域，包括教育、出版、傳媒、文化、廣播、電影電視等工作。這種全方位的宣傳，實際上就是“洗腦”。
中共的洗腦工程，包括清除和灌輸兩個環節。它清除了甚麽、灌輸了甚麽呢？它把人類社會的道德底線、正常人的思維能力、正常人的良知都清除掉；然後灌輸了共產黨的鬥爭哲學、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扭曲了敵友觀。
中共清除了甚麽？
一，中共清除了人類社會的道德底線
每個文明社會，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都會逐步形成一條規範人們行為的道德底線，這條道德底線對人類社會的正常運作產生積極作用：它對社會每一個個體的行為產生約束作用，從而避免了人類因其動物屬性天生地為生存而競爭導致同類之間互相殺戮滅絕。這條底線，令社會每個成員都自覺地實行自我約束，使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不至“去到盡”，這種自我約束的能力就是來自一條約定俗成的道德底線，沒有這條無形的道德底線作為基礎，有形的法律就很難真正有效地運作。例如：社會的道德底線不接受殺人，因而才會製定懲罰殺人的法律。所以這條道德底線也是一切法律賴以存在的基石。
人類社會的道德底線如何形成？它是由宗教信仰、曆代賢人俊傑的言行身教等傳統文化因素形成的。
宗教信仰：總體而言，宗教提倡有神，人們出於對神的敬畏而主動自我約束。與此同時，宗教都是導人向善和警惡懲奸的。中國雖然沒有明確的宗教，但人民心目中都有對神明的敬畏，所謂“舉頭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都反映人民對神的敬畏。這些信仰都為社會設定一條約定俗成的道德底線，範著了個人的行為。
曆代賢人俊傑的言行身教：每個社會都有其公認的賢人俊傑，他們的言行身教產生某種楷模的作用，受到本民族各成員的尊崇和模仿。經過時間的積累和沉澱，遂成為這個民族的道德底線。例如孔子“克己複禮”的教誨，就強調人要有自我克製的能力，事情不能做到絕。
一個社會道德底線的形成既如前述，那麽中共是如何清除掉中國社會的道德底線呢？
首先它消滅宗教，第一，從哲學角度看，中共鼓吹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宗教作為唯心論的典型，從一開始就不幸地處於中共的對立麵，自然會遭到中共消滅取締。第二，從理論上中共把宗教定義為人民的鴉片（馬克思的著名定義），信奉宗教的人被視為愚昧迷信需要接受改造，而推動宗教活動的人更往往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而遭受刑事處理的，這就使人民漸次遠離宗教。第三，在政治上更宣傳宗教（主要是基督教）過去曾經是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工具，今天仍然是西方顛覆中共的手段，將宗教敵對化。這三個因素使中國人民遠離宗教信仰，其結果是失去對神的敬畏，也無懼自己今日的惡行會為自己將來帶來惡果。
除了因為宗教的缺位使中國人無法建立道德底線外，中共再通過打倒“封資修”，把人類社會曆史上創造出來的優秀文化全部否定。“封”泛指中國古代文明、“資”泛指西方現代先進文明、而“修”則單指前蘇聯的好東西。“封資修”三者實際上代表了人類文明（物質和非物質）的共同文化寶庫，本應好好保護、繼承、和發揚光大。但是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提出“破四舊、立四新”，全麵否定“封資修”，對被認為是“封資修”的東西破壞殆盡，既毀物，又毀人，更毀文化，這樣，曆史上中外賢人俊傑所沉澱累積下來的言傳身教破壞殆盡。中國社會的道德底線也就蕩然無存了。
中共的宣傳不但促使中國社會的道德底線消亡，它甚至煽動人們超越底線自行其是，使社會出現全麵的道德崩潰。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更積極鼓吹“紅色恐怖萬歲”，煽動人們把人類最獸性、最殘暴、最黑暗的麵孔和行為發揚光大。此一口號堪稱是人類曆史上最典型的超越任何道德底線的口號。它鼓勵人人可以在“革命”的幌子下任意去剝奪別人的個人權利、私隱、財產直至生命而不受任何製裁。這樣社會就完全處於動蕩失序的狀態。
由於道德底線的淪亡，中國社會的道德問題極其嚴重。前總理溫家寶在2011年4月17日與國務院參事座談時，就承認中國社會道德滑坡已到嚴重地步。他說：“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國民素質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絕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一個受人尊敬的國家。”
二，正常人的思維能力
中共75年的宣傳，成功地扼殺了中國人的正常思維能力。它是通過壟斷資訊和對資訊的解讀來達到這個目的。
1. 壟斷資訊：使人民愚昧化
我們知道，資訊的獲得是人民擺脫愚昧狀態的前提。有“知”方有“智”，有“智”方能“辨”，能“辨”才能取得獨立思考的能力，而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才能促進社會進步。
在中國，資訊被中共全麵地、絕對化地壟斷。結果就是人民無從“知”，也就無從進入“獨立思考”的層麵，這樣的人民是一群被愚化的人民。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有這樣一句話：“任何專製的國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極力降低國民的心智。”這就是中共宣傳“愚民化”的最佳總結。
壟斷論述：它使人民極端化
中共的洗腦工作，除了壟斷資訊、愚化人民外，還壟斷論述。所謂論述，是指中共對客觀事物（外交、內政、政治、經濟、曆史）的官方解釋。凡是中共提倡的觀點，往往是鋪天蓋地的宣傳，務求人人都信服，但對當局反對的觀點，則禁止傳播，違者嚴懲。久而久之，人們會在不知不覺間接受中共單一、片麵的論述為真理，而當他們聽到與他們長期被灌輸的論述不一致的意見時，他們會自覺地跳起來捍衛中共灌輸給他們的東西而激烈反對不同的意見。這樣的人民是一群被極端化、偏激化的人民。
中共宣傳的第二個特點就以“暴力”來輔助謊言。單是靠筆墨口舌的宣傳是不足以令人喪失辨別是非能力的良知的，中共的宣傳要奏效，還得輔以“暴力”才能最終成功。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裏，人民的意見總是多元的。中共在壟斷資訊、壟斷思想之後，總還會有人繼續保持自己的看法，對這些人，中共會毫不客氣地予以殘酷的打擊，被打擊的人，輕則喪失工作機會，重則入獄，更甚者被肉體消滅。這些殘酷的手段都是用來配合它的所謂正麵宣傳的。所以，正麵宣傳隻有輔之以專政的手段，其宣傳”才能奏效。對於不同意見的人被打擊，很多人不但不起來聲援異議者，反而會認同中共對他們的打擊。這正是中國人民喪失正常思維能力的一個突出表現。
中共用來迫使人民接受其謊言的工具就是所謂的政治運動。根據胡甫臣（前全國總工會領袖）的著作《對建國後曆次政治運動的認識》，在1949-76期間，經毛澤東親自簽字發動的全國性政治運動達52次（26年內發動52個政治運動，平均一年兩個），因而形成一個常規的整人機製，正是這個機製，配合著中共的宣傳，才能夠徹底泯滅人的良知。前毛澤東秘書李銳為他這本書寫序時，曾經這樣形容“政治運動”的威力：
政治運動這一項專政的武器，真可算東方共產黨人毛澤東的一大發明，其數量之多，為害之大，手段之慘烈，真是可記入吉尼斯記錄。毛澤東發動的曆次政治運動的主要特點……同打仗一樣統計勝利結果：土改要消滅多少地主，鎮反要殺多少反革命，三反要打多少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反右你那裏要劃多少右派 ……等等。運動一開始，坐鎮指揮的毛澤東常定出百分之幾的比例，叫你要訂出計劃，運動後期是要核收、對賬的。為甚麽逼得人說謊，為甚麽會餓死那麽多人，為甚麽一座座山的樹都燒得精光，為甚麽紅衛兵可以到處抄家，為甚麽學生可以打死老師……這都是政治運動的威力呀！
正是這些連綿不絕的政治運動，使很多人的良知被泯滅，也使很多知識份子的脊梁被打斷，使他們不敢講真話，不敢再明辨是非了。
失去道德底線，沒有了理性（因為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泯滅了良知（因而失去辨別是非的能力），這就是中共75年來宣傳工作（洗腦工程）的三大惡果。今天“強國人”的種種表現，愚昧、極端化、喪失良知，就是這些宣傳政策產生的惡果。
中共灌輸了甚麽？
一，提倡“階級鬥爭”、“暴力革命”
由於中共老祖宗馬克思列寧斯大林都是提倡“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而中共也是靠這些手段奪權政權，所以，這些觀念就成為中國人信奉的金科玉律。文革時期固然提倡“紅色恐怖萬歲”的口號，進入聯合國之後更提出要區別“革命的恐怖主義”與“反革命的恐怖主義”這些謬論。今天，同中共最要好的國家，無不都是被國際社會目為“邪惡軸心”的國家。經過長達75年的灌輸後，使人民崇尚暴力。中國年青作家韓寒說過：“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環境裏，前幾十年教人凶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於是我們很多人的骨子裏被埋下了這些種子。”
由於中共提倡暴力革命，視人類社會經曆文藝複興以來形成的普世價值（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是它一黨專政的最大障礙，故千方百計予以封殺。習近平執政後，更明確發出“七不講”的禁令，其中一個不準講的正正就是普世價值，這就使中國社會離開現代文明越來越遠。
二，狹隘民族主義和盲目愛國主義
為了鞏固政權，增強其執政的合法性，中共不惜大肆宣傳狹隘民族主義和盲目愛國主義，從狹隘和盲目的人群中汲取源源不絕的無形的精神上及心理上的支持。在中美貿易戰期間，中共官媒新華社發表一篇報道，“民族意識覺醒——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公開頌揚義和團精神，目的就是要調動起狹隘民族主義和盲目愛國主義，來支持中共對抗美國。長久通過宣傳狹隘民族主義和盲目愛國主義來支援中共，必然使部分受影響的中國人潛存一種暴力傾向，隨時準備以語言甚或肢體暴力來對待持不同意見的人。中共駐英國曼徹斯特領事館把示威者強行拖入使館範圍暴打，到深圳暴徒刺殺日本學童事件，正是盲目愛國主義的一個寫照。
三，扭曲中華民族的敵友觀
中共為了一己之私，不惜扭曲整個中華民族的敵我觀，造成方向性的錯誤。從近百年的曆史大勢看，中華民族的敵人是北方的俄羅斯而不是美國，這僅僅從兩者有沒有掠奪過中國領土就足以說明之。早在1845年，林則徐就已經看出：“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的感歎。他死後的曆史發展證明他具有正確的敵友觀。
但由於中共是蘇聯催生並豢養的，所以除了上世紀60年代有過短暫時間反蘇外，基本上外交政策都是反美為主。這種宣傳影響所及，人民動輒視美國為中國的頭號敵人，卻甘於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背書，這種扭曲了的敵我觀，既不符合曆史事實，也危害中國的國家利益。
友美遠俄，是中國1978年以來得以高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李慎之說，1979年鄧小平訪美時，他作為鄧小平的翻譯隨行，曾經問鄧小平他為何這麽重視與美國關係，鄧小平最簡單地回答說：“跟著美國的國家都富強了。”
李慎之在2002年在南京發表一篇題為《談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的演講，回憶起此事時說：“鄧小平如此重視美國是因為他認為，要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對美國開放，不對美國開放，對任何其他國家開放都沒有用 （這是當時負責訪美代表團組團工作的外交部主管美洲事務的副部長章文晉告訴我的）。應該說在這方麵鄧小平不但眼光很準，魄力也很大。鄧小平回國以後不久就發動了為時兩個星期的懲罰越南對中國忘恩負義的自衛反擊戰。這也是以打擊蘇聯的盟國來表示同美國利益一致的一個重要步驟。”（見《戰略與管理》雜誌2002年4月，第53期）。
由此可見，鄧小平完全看得到，親美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可惜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中共的宣傳大大強化了美國是中國敵人的宣傳，因而扭曲了中華民族的正常的敵我觀，把中國置於與美國對抗的險境上。這種錯誤的敵我觀絕對不利於中國的長遠發展。
結論
中共竊政七十五年，是中國人受洗腦的七十五年。每個中國人在經曆過這個個人沒有選擇又無從回避的強製性洗腦過程之後，很多中國人於不知不覺間被塑造成為庸俗的、愚昧的、盲動的、反美、反西方的群體。當然，不是所有中國人都是這樣，但由於中國人口基數大，隻要十分一的人是庸俗、愚昧和盲動，這本身就足以對國際社會構成莫大的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