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軌電車後座的一位老人坐在自己的尿液裏，凝視著中間的空間，顯然不知道自己在哪裏，也不知道周圍發生了什麽。他迷路了。但他的沉默本身就是在呼救。然而，他周圍的人更關心的是忽視他而不是幫助他。責怪他們可能很容易，但這是多倫多的一個工作日早晨，人們急著趕往目的地。此外，他們能做什麽？這是專業人士麵臨的情況，不用說，他們無處可尋。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加拿大各地的公共圖書館。我們的“城市客廳”現在發現自己被困在應對癮君子、精神病患者和尋找避寒避暑場所的窮困潦倒者中。這從來都不是圖書館的本意，但現在它們必須服務於此。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圖書館員報告稱，他們被人毆打和吐口水。2022 年至 2023 年間，溫尼伯公共圖書館的安全事故增加了21%。多倫多公共圖書館疑似用藥過量事件增加了529%。在埃德蒙頓，工作人員表示， 2022 年發生了不少於 99 起阿片類藥物過量事件。難怪圖書館員正在學習如何使用納洛酮，因為他們的工作越來越像社會工作者。
與此同時，加拿大大大小小的社區的公共公園都被臨時搭建的帳篷城所占據，讓當地人感覺自己像入侵者。僅多倫多一地，今年春天就有至少 202 頂帳篷，而去年同期隻有 82 頂。這種情況導致公園的常客和這些不受歡迎的占用者之間的關係嚴重緊張，甚至發生暴力衝突，更不用說與警察的殘酷對抗了。鑒於加拿大城市化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對綠地的需求十分迫切，公園的消失影響了數百萬加拿大人。
盡管我們可能同情這些入侵行為，或者希望同情它們，但它們對公共領域和共享的城市、郊區和鄉村空間的入侵正在改變我們與家園的關係。曾經是我們共同生活的安全場所，現在卻成了有爭議的房地產、無人區、富人和窮人、健康人和患病者、安全者和絕望者之間鬥爭的焦點。隨著公民的合作、秩序和安全感的瓦解，所有人都聲稱這些空間是他們自己的。
甚至連人行道都成了這種隨機暴力事件的發生地。在溫哥華，一名受害者最近死亡，另一名受害者被砍斷了一隻手。事件的早期報道描繪了這樣一幅畫麵：一名精神錯亂的男子用刀襲擊陌生人。這名被告與警方有過 60 多次“接觸”，目前正處於假釋期，但這也於事無補。多倫多公交係統上類似的無差別遭遇讓乘客們感到震驚，並對乘坐“紅色火箭”心生警惕。
隨著加拿大備受讚譽的社會保障體係逐漸瓦解，公共領域被迫填補空白，為那些無處可去的人提供臨時住所。數十年的緊縮預算使那些為幫助貧困者而設立的機構要麽關閉，要麽無能為力。安大略省省長道格·福特喜歡吹噓說，他是唯一一個從未加稅的省級政權。相反，安大略省人民卻通過嚴重惡化的生活條件和不斷膨脹的赤字來付出代價。
結果是所有加拿大人的生活質量不斷下降。這包括了從交通擁堵加劇（因為通勤者避免乘坐越來越危險的公共交通）到孩子（和成人）到大自然中玩耍、鍛煉或遛狗的機會越來越少等各個方麵。
有人認為這些發展隻是不方便，偶爾令人惱火，但並不重要。事實並非如此。公共空間不斷被侵蝕的累積影響導致人們與其居住和工作場所之間的脫節感加劇。沒有安全的交通、提供學習和沉思機會的圖書館以及公園等開放空間，所有人的生活都會受到影響。
不管人們願意相信什麽，即使是最富有的人也無法逃脫日益緊張的文化所帶來的腐蝕性後果。即使是最封閉的社區也無法避免日益失調的環境。正如詩人提醒我們的那樣，“沒有人是一座孤島。”事實上，地球村是一個現實。一切（和每個人）都與一切（和每個人）息息相關。沒有人能免受不穩定和受圍困心態的影響，這些既是安全網崩潰的原因，也是長期以來支撐人們對國家未來信心的後果。我們過去認為 20世紀屬於加拿大；沒有人這樣說 21 世紀。
盡管我們的候任總理皮埃爾·波利耶夫 (Pierre Poilievre) 尚未承諾支持兒童保育和牙科保健等社會項目，但他堅持要“修複預算”。不管這意味著什麽。就目前情況而言，加拿大需要削減開支，就像在頭上開個洞一樣。這是我們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住房是聯邦政府最成功的項目之一。但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布賴恩·馬爾羅尼和讓·克雷蒂安政府將文件下載到各省，各省再下載到市政府，當然，沒有提供所需的資金。今天，芬蘭是唯一一個成功解決無家可歸問題的國家。芬蘭人並不認為住房是對良好行為的獎勵，而是讓生活重回正軌並治療無家可歸、精神疾病、成癮和貧困等常見原因的關鍵第一步。該國無家可歸現象的幾乎消除證實了這種方法的合理性。
加拿大還遠未解決這一問題。正如更廣泛的住房危機提醒我們的那樣，在這裏，你不必無家可歸，也需要有個住處。
（穀歌翻譯：Christopher Hume: Why does Canada feel broken? Losing our all-important public spaces to crime and chaos certainly isn’t help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