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忠謀生於1931年，今年93歲了。我讀他的這本自傳，寫於1997年，即他66歲的時候。當時他隻寫了前33年，不知後來他是否寫了後麵的時光。
因為我最近讀的前一本書是齊邦媛的《巨流河》，我就把他們的時間關係做了點比較。我本質上是個理科生，對這些細節有好奇心。
齊邦媛生於1924年，比他大七歲。抗戰爆發，兩家都逃到重慶，兩人都進了重慶沙坪壩的南開中學，不過一前一後錯過。齊邦媛1943年從這所學校畢業，升入在樂山的武漢大學。張忠謀家1943年到重慶，他才開始在這裏上中學，所以沒有重疊。
不過這兩家在南京有交集。齊邦媛家1930年到1937年在南京，張忠謀家1932年到1937年在南京。張忠謀1937年才六歲，所以也不必了解他們那時是否認識。但1937年抗戰開始，兩家的路徑有所不同。齊邦媛家是從上海、南京一路逃到重慶，張忠謀家去了廣州和香港。日本人1941年占領香港之後，他們於1943年離開香港。
張忠謀家從香港到重慶的這個旅程值得說說。按說香港已經淪陷兩年，也算安靜了。但張家不想做亡國奴。要回到“自由區”。他們還先回了一趟上海，因為他們家祖籍寧波，在那一帶有祖輩，他們先回去看一眼。可是那裏又是“敵占區”，然後從敵占區去自由區的洛陽，在徐州附近是交界，一家人還要步行或簡單交通工具，從洛陽到西安，火車也經過有日軍襲擊的一段路，到了西安，看了名勝以及張學良抓蔣的地方，然後坐卡車去成都，再去重慶。
他寫道：“從徐州到洛陽，我們用盡各種不同交通工具，能搭卡車時搭卡車，有黃包車或三輪車時搭黃包車或三輪車，沒有任何車輛時就走路。穿越前線時，我們當然選擇一段無戰事的前線，但也絕不擔保一定不會有槍炮，那一段是完全走路的。從徐州到洛陽的旅程花了好幾天，每晚或在小旅店，或在小店，或在廟宇投宿。戰時在接近前線的地方，常有軍隊來檢查旅客。記得有一天晚上，來檢查我們的居然是中國軍隊，父母親的笑容在離開上海後，第一次顯露出來了！”
這一路跋涉，讓我看到那時候的一些國人，還真是寧可跨越千辛萬苦，也要離開日本占領區，即使是香港和上海也不願居住。
抗戰結束，張家和齊家都回到上海。1947年齊邦媛去了台灣教書。張忠謀中學還沒畢業，進了南洋模範中學，還有計劃日後進交大。張家還買了一套大房子準備在那裏一直住下去。1948年國共內戰，張忠謀剛剛中學畢業，全家又去了香港。
“1948年12月，帶著一顆沉重的心，我們回到了我曾度過5年快樂童年光陰的香港。母親和我離開香港整整6年，期間經曆了淪陷的上海、戰時的重慶，回到承平的上海，現在又避難回到香港。隻有17歲的我，竟已油然起飽曆滄桑之感。到香港幾天後就是聖誕節，平常不大去教堂的母親和我，那天也去做禮拜，我們祈禱父親的安全，祈禱我們能早日回上海。”
張忠謀中學喜歡文學，曾想當個作家，父親說，可能會吃不飽，於是這個念頭就打消了。但張忠謀認為作家夢一直還在心底，隻是越來越不可能了，66歲寫個自傳也算是一個圓夢。不過，張忠謀到美國在哈佛讀書的時候，倒還寫過幾篇小小說，也附在自傳裏麵，也還有模有樣。
在香港，他們覺得那裏也會很快陷落，於是張父讓張忠謀去美國讀書。
這裏張忠謀提到紐約自由女神底座有行詩。“20世紀中葉的二三十年是美國政治經濟和生活文化的黃金時代，對當時還處於貧窮、混亂、黑暗的世界，美國具有無比的吸引力。紐約港自由女神像的基石上有以下的詩句：
“給我：你的疲勞、貧窮、畏懼的人民，
他們要呼吸自由的氣息
把那些失去家園、久經風暴的送過來吧
我舉起我的燈光
靜候在這黃金門旁!”
英文原文是：
Not like the brazen giant of Greek fame,
With conquering limbs astride from land to land;
Here at our sea-washed, sunset gates shall stand
A mighty woman with a torch, whose flame
Is the imprisoned lightning, and her name
Mother of Exiles. From her beacon-hand
Glows world-wide welcome; her mild eyes command
The air-bridged harbor that twin cities frame.
"Keep, ancient lands, your storied pomp!" cries she
With silent lips. "Give me your tired,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
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
Send these, the homeless, tempest-tost to me,
I lift my lamp beside the golden door!"
張忠謀在哈佛讀了一年，他自稱是難忘的一年，超越後來的幾年麻省理工歲月。不過中國人還是滿實際的，明知自己很喜歡哈佛，但打定學工程，哈佛就不是最理想了，第二年就轉到麻省理工學院。
確實，張忠謀不是一個理科生，更不是書呆子，他有很深的人文素養，這些是在中學和哈佛打下的。
張忠謀說他那時對工程那時幾乎沒有興趣，就是覺得必須找個日後能養活自己的職業才去了麻省理工。也隨便選了個機械工程。
我到美國的第一年就有這樣的風雲際會，實在是很幸運的，第二年到麻省理工學院後，就發現學生特質與哈佛很不同，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更用功，但較拘謹，很少予人才華橫溢的感覺，而且興趣較狹窄。較諸哈佛，麻省理工實在是一個相當乏味的學校。
當然，這樣說母校有失偏頗。
一般說來，麻省理工的學生比哈佛用功，而他們的興趣也比較專注於專攻領域。剛入麻省理工時，我覺得和同學談話相當乏味，但很快地發現許多同學不但聰明，而且飲食睡覺都忘不了工程問題。這種氣氛對我決心用功工程的新誌願有莫大的幫助。我逐漸結識了幾位用功的好友，我們彼此鼓勵、互相討論質疑。我認真學習工程，實自19歲進入麻省理工才開始。
無可否認的，麻省理工給予我找職業的本錢。對機械工程，我從“陌生”、“不知道”，到“為將來謀生而讀”、“有些問題也蠻有意思”，但就此而止。我始終沒有培養起一股熱情，一股要做專家就必須擁有的熱情。這與我在中學時對中國文學、在哈佛時對西洋文學，以及後來對半導體的感覺截然兩樣。雖然如此，我在麻省理工仍保持了不錯的成績水準，大二時與在哈佛時一樣，是全班的前10%。後來因為趕得太快使成績稍有退步。在領學士學位時，已降到畢業班的前三分之一。後來碩土班稍有進步，已是班上的前四分之一。
後來他覺得自己喜歡的是物理和數學，想轉係但是又要花時間，就堅持讀完了，而且又開始讀研究生，但是博士資格考試兩次沒有通過，很是懊惱。
這是我有生以來最大打擊。站在榜前，呆呆地望著沒有我名字的榜，自尊心、自信心在倏忽中消滅。十幾年的讀書生涯戛然中斷，下一步做什麽事都還沒有想到，我何以對父母?何以對我新婚不久的妻?
許多年後，我把在麻省理工博士落第視為我一生的最大幸運! 假使我通過考試，我一定會繼續讀博士，幾年以後，也會讀成。那以後做什麽呢?最可能就是去工業界做研究工作，或者留學校做教授，總之這是一條學術、研究的路。以我對工程的平平興趣，我相信這條路不會走得太遠。我也絕對不會進入半導體界，因為那時半導體界根本不雇用機械博士。我相信我也不會進入企業管理，因為這也不是博士常走的路。我的人生會完全兩樣，恐怕也不會在這裏寫《張忠謀自傳》了。
上不了博士，就去找工作了。這時出現了一個生涯分叉路口。他收到了四個錄取。前兩個工資低，也不是特別吸引人。後兩個呢，一個是福特，一個名不見經傳：
第三家是鼎鼎大名的“福特汽車公司”。以營業收入規模言，福特當年的全球排名應在10名之內。員工數十萬人，基地在底特律市，但分廠、分公司遍布全球。我麵試的單位是總公司的研究發展部門，就在底特律市。麵試我的主管隻是一個經理，但手下也有數十名工程師。福特給我的月薪是479元。
第四家是一家我已聞其名的公司，要用我的單位卻正在開辟一個我毫無所知的行業。這家公司是“希凡尼亞”( Sylvania)，以電燈泡、電視機、收音機、真空管出名；他們要開辟的行業是以半導體為材料的晶體管。月薪480元。
福特名氣大，就是差了一塊錢。張忠謀已經決定去福特，但想和人事部碰碰運氣，再多要一兩塊錢。但福特不肯，言下之意，你願意來不來。張忠謀年輕氣盛，就進了希凡尼亞，也就是進了剛剛興起的半導體行業。
在這家公司，張忠謀開始自學半導體，也做了不少貢獻，但是公司業績不好，裁人，一天把他的小組裁掉兩個人。
被裁的兩人都是第一次就業。告訴他們這個結果，是我有生以來最艱難的工作，兩場會談都在淚水中結束。兩人最後有一句相同的話：“看來熱誠和努力還是不夠的。”青年的天真在一天內消失，而這失去的天真以後再也找不回來。
張忠謀也馬上找工作，去了德州儀器。
他寫道：
德儀也是一個開放的公司。人人職務不同，工作也兩樣，但在許多地方一概平等。希凡尼亞的總經理和副總經理有特定的車位，德儀卻連董事長都沒有車位，如果他上班來遲了一點，就要將車停在較遠的位置。
希凡尼亞的總經理、副總經理幾乎從不到員工餐廳用午餐，即使去，也是他們幾個人坐在一起。德儀的總經理卻幾乎每天到員工餐廳，而且常拿了自助餐走到一張坐著他不認識人的桌旁問：我可以入夥嗎?我初入公司不到一個月就見到了總經理。有天我在生產線上測試晶體管，旁邊忽然來了一位30多歲、身材魁梧的人。我轉頭看他，覺得似乎見過此人，但不認識。他笑著伸出手來和我握手，並且自我介紹：“嗨，我是馬克·夏伯特。”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就是聞名已久的半導體部總經理。
他做得不錯，
聖誕節前幾天，忽然道森要找我。道森是半導體部門的執行長，夏伯特以下的第二人，也是我主管的上司。我進了他辦公室後，他滿臉笑容說：“你進公司才半年多，已立了大功。我們實在很高興有你。隻要用心做，以後前途無可限量，“停頓了一下，“現在我要給你一個驚喜。這是一張1000美元支票，你的花紅。”
這真是一個意外驚喜。即使在前幾個月已受到不少上司、客戶的稱讚，我從未想到會有花紅。錢是一件事，1000美元在那時不能算少(以40年來生活指數推算，約相當於現在的1萬美元)。但更震撼我的是榮譽，一種被接受、被欣賞的榮譽。我不記得我怎樣回答道森，隻記得我的眼眶濕了。
公司又派他去斯坦福讀了博士：
口試後有一個多星期焦急的等待，最後放榜。我通過了!在麻省理工落第的恥辱終於洗刷，我可以開始讀博士了。這又是人生中喜悅的一天!
又過了幾年，他拿到博士，圓了博士夢。
1963年底，毛爾教授對我說論文做得差不多了，可開始寫。我花了以後的三四個月時間完稿，並通過最後一次口試。1964年4月，博士學位在握，我告別教授和同學，啟程向達拉斯，回德儀。
那時我32歲，已讀了21年書，做了6年事，在美國也已15年。我在希凡尼亞失去青年人特有的天真，但就業經驗使我多—分堅強、多一分智慧。我擁有世界著名學府的最高學位，也受到世界最大半導體公司高級主管的信任和賞識。自加州至達拉斯途中，我抱著滿懷的希望和期待。未來的天地如同德州一望無際的大平原，無限寬廣。
他的自傳就寫到這，昨天晚上，台積電市值短暫超越一萬億，可喜的裏程碑。
讀他自傳的時候，我也想到自己讀博士的時光，博士資格考試的時候我也很緊張，怕考不過。考過了，經過幾年努力，答辯的時候也有些緊張，但也答辯成功，得到了博士。算是幸運。但是讀博士不是每個人都需要的，得到也確實也不容易，得成果不容易，但主要需要一定的定力。大多數人無法忍受這漫長的過程。
人們都很崇拜張忠謀，但是，也沒有必要比較了。像他這樣的人很多，像他一樣成功的人也沒有多少。人生就是這樣，知足者常樂。我有幸見到他提到的一個人，已經感到不錯，那就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鄒至莊，他太太Paula Chou 是普林斯頓國家中心主任，那時候的中國學生都熟悉他們。張忠謀這樣寫道鄒至莊：
在離開哈佛前，還有一個可懷念的暑期。我在哈佛暑期學校裏選讀了一門俄文，還旁聽了“1815年後歐洲史”。暑期學校的氣氛較正常學期輕鬆，同學多來自別的學校，大家的課程負擔也比平時少，可以有較多的時間進行課外活動。那年暑期，哈佛來了好幾個中國學生，我已一整年沒有中國朋友，甚至看到的中國麵孔都很少，現在遇到中國同學，當然覺得格外親切。中國同學中有一位是鄒至莊，他在康乃爾大學經濟係已讀完三年級，我們認識幾星期後，就成為好朋友。3個月的暑期中，幾乎每天見麵，談古今、論中外，有時還與女同學“雙約會”。波土頓的夏天並不太熱，黃昏氣候尤其宜人，“哈佛園”棕樹下，或查理士河畔更是散步聊天的好地方。如有女同學參加，當然更為增色。3個月的時間，就在愉快的心情中很快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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