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耶倫還是布林肯，都在談中國產能過剩。
什麽是產能過剩，會有什麽後果？這真的是中美之間的外交關係問題嗎？
“美國將不會接受新興產業如同10年前美國鋼鐵領域那樣，被獲得補貼的中國廉價進口產品大批摧毀。”耶倫不久前在訪華時表示，此行重點是針對中國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板和其他清潔能源產品產能過剩的問題，與中國政府溝通，這些問題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生產商構成了威脅。
這樣的話，德國總理也在說。
16號訪華的 朔爾茨在上海同濟大學演講稱：
“在某個時候，德國和歐洲也會有中國汽車。唯一必須明確的一件事是，競爭必須是公平的。換句話說，就是不能有傾銷，不能有產能過剩，而且不能侵害產權。”
4月17日，中國歐盟商會主席彥辭稱，該機構發現中國“全麵產能過剩”，無論是化學品、金屬還是電動車領域。“接觸的公司幾乎沒有不麵對這個問題的”，而這些過剩的產能將在未來幾年內衝擊市場。
彥辭補充稱，
“對於構成歐洲工業基礎的、具有戰略可行性的工業正因價格過高而被擠出市場，歐洲不能接受。這時貿易就變成了一個安全問題，我認為中國可能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
這種言論，不是一個好兆頭。
這代表著，歐洲與美國地區與中國地區的貿易前景，充滿著巨大的不確定性。
一場更大規模的貿易戰，或許正在醞釀中。
耶倫是一名全球知名的經濟學家，其丈夫還是獲諾獎的經濟學家，她是如何敘述這個邏輯的？
耶倫是這麽敘述她的 的邏輯：
對於新能源汽車等產業大力支持，產能大幅攀升，而中國國內需求疲弱，因此行業出現過度投資，商品價格被人為壓低，當這些產品出口到歐美，當地企業的生存將陷入困境，如同十多年前，中國鋼鐵席卷全球市場一樣。
而且，
“中國今天的經濟體量太大了，中國主體采取的行動可以改變國際價格，可能讓美國和其他國家公司的生存成為問題。 ”
這個論斷，其實也是國內普遍的觀點。
而上一次“產能過剩”出現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還是五年前。
2023年末，中國汽車製造、計算機通信電子、紡織業、食品製造業、醫藥製造業和電氣機械等行業的產能利用率，甚至低於2016年末。
中國的財經媒體《財新》在3月底就發表社論稱，這輪產能過剩與前期各地激烈競爭、紛紛給予產業政策補貼不無關係。近年來，計算機通信電子、電氣機械、醫藥製造等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大大受益於各地競相推出、不斷加碼的政策支持，這些行業出現產能過剩並不令人意外。
北大國發院經濟學教授盧鋒則在3月14日的一場公開活動上表示：新一輪產能過剩的技術和資金密集度比較高，甚至是先進行業、前沿行業，而“前沿行業很快出現過剩的壓力和風險，是從未有過的；原先屬於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如汽車，因為新興經濟體的進入造成產能過剩，引起的連鎖反應也是過去不曾經曆的” 。
那麽他們真的說對了嗎？
第一個是產業補貼問題，這 是一 個事實。 產業補貼 的本質 是政府 將 某一些企業上繳的稅款，通過財政轉移的方式，給予另外一些企業， 強行對資源進行配置， 這種配置往往 容易出現巨大的產能 過剩。
他會帶來很多錯誤的結果。
最大的結果之一往往被人忽略，那就是另一些未得到補貼的企業，其實就是補貼的稅款的承擔者，他們的發展受損了。
被補貼的行業，產業鏈得到了大量的投資，因此推動了供應鏈全域的成本下降，最終體現在工業製成品上的價格便宜。
這些資金如果不投入政府指令的領域，而是成為其他企業的資本，也會推動其他領域的成本下降。
人們熱愛產業政策，往往就是犯了經濟學中最容易犯的錯誤，他們隻看到表麵的利益，卻看不見那些潛在的損失。
產業政策驅動下的 需求 並非由市場 驅動，而是由政府驅動，這代表著，消費者通過價格展示的更為急迫的需求，未得到滿足。
全球所有的消費者，都受損了。
而非市場驅動的需求，很容易帶來產能過剩，這也是最常見的後果。比如，中國的大基建過剩了嗎？中西部都能見到不少利用率極低的高速公路。
如果這些資金，由企業家自主來運用的話，他們投入消費者最為急切的需求之中，讓更多的消費者需求得到滿足。
在市場經濟中，所有的評判視角要從所有消費者（全球市場中所有的消費者）共同福祉的角度出發，而不是從哪一個產業的產業工人角度出發。
但凡從所謂產業工人、具體企業收入的利益角度出發，這往往是重商主義思想的影響，而重商主義，早在二百年前，就被亞當斯密批判得體無完膚。
因此，耶倫、布林肯、 朔爾茨都錯了，產能過剩的部分原因的確來源於產業政策，但他們傷害的不是美國的生產者，而是中國的生產者和全球消費者。
他們都在傳播重商主義的思想。
包括北大國發院的盧鋒，也錯了。
簡單來言，產業政策傷害的是國內的另一群企業主的利益（因為稅收在國內征收），使得這些企業的資本減少，無法研發更多的好產品、降低更多產口的成本，進而傷害全球市場中所有消費者的利益。
但耶倫與他們不同，耶倫這種頂級的經濟學家，不可能在理論上犯這麽幼稚的錯誤。
訪華之前，耶倫向美國媒體表示，“我從小就有這樣的觀點：如果有人以低價賣給你商品，你應該寫一封感謝信。這基本上就是標準經濟學所說的。”
發現不妥後，她馬上補充說，“我以後再也不會說‘寄一封感謝信’了。”
她的這番言論充分證明了，她非常懂，隻不過，她現在是一名政客，而非一位經濟學家，因此，政治比理論正確要重要得多。
國際知名財經媒體彭博社因此評論稱，
“如今最傑出的經濟學家一 之（耶倫） 正在拒絕經濟學中存在已有200多年曆史的最基本原理之一：比較優勢……如果某個國家能夠以比你更低的成本製造商品，你就不應該實施貿易關稅壁壘，相反，應該進口商品；作為回報，你應該使自己的產業更有效率。”
耶倫當然比其他人更清楚，產能過剩還有其他的原因，並且是更為主要的原因。
那就是美聯儲發鈔和中國央行發鈔。
2020年，美聯儲開啟無限量化寬鬆，貨幣洪水流向全球，哪怕在疫情期間，2020、2021、2022年中國的出口依然大增，這就是產能過剩的更為重要的來源，在錯誤的價格信號下，中國無數企業加大投資，加大產能，以滿足當下無中生有的貨幣創造的新需求。
然而洪水總要退去，當世界來到蕭條期，被錯誤價格信號影響的企業家們發現，需求突然就不在了，原來投資的廠房、設備因此出現了閑置，產能這時過剩了，企業家不得不虧損出售產品。
同時還伴隨著大量的企業倒閉，勞工工資率下降。
而在數年前中國政府開啟的棚改等一係列用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做法，其後果與美聯儲發鈔並無二致，同樣是今天地產危機的起源。
耶倫不僅是經濟學家，還當過美聯儲主席，親自主持過美國十年前的QE，
新浪財經訊 北京時間2013年11月20日淩晨消息，美聯儲副主席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周二對美聯儲的量化寬鬆計劃作出辯護稱，資產購買計劃帶來的利益仍高於成本，在失業率下降至6.5%下方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美聯儲貨幣政策仍很可能保持寬鬆。
也即，對於今天的中國產能過剩，貨幣政策是更大的主因，美聯儲和中國央行，都負有重大的責任。
作為一個堅定的市場派，我堅決反對一切產業政策。
但不得不說，美國政客和德國政客們，是沒有資格來指責中國政府的，因為這三國的政府，都是市場派批評的對象。
2022年8月16日，拜登正式簽署《通脹削減法案》（IRA），投資3690億美元用於應對氣候變化，將重點支持電動車、光伏等清潔能源產業的發展。對於在北美進行組裝的新車，消費者最多可獲7500美元補貼。該法案甚至還引起了美國和歐盟的貿易摩擦。
“當我們正在做同樣的事情時，這很難說得過去。”卡托研究所貿易專家斯科特·林西科姆向美媒稱，“事實上，當你的論點是‘照我說的做，而不是照著我做’（Do as I say, not as I do.）的時候，其政治和話語效果將不可避免地打折扣。”
難道德國的產業政策少了嗎？德國不是在動用行政力量消滅核電、煤電要大搞新能源嗎？
進一步溯源，新能源產業從何而來，不就是歐美主導的《全球氣候協議》麽？要求中國發展環保產業，達成碳中和，不是歐美國家政客們持續近三十年壓迫的結果嗎？
1992年就啟動的全球氣候談判，是今天全球所有國家在搞新能源產業補貼的根本性來源。而這其中，推動最為積極的，就是拜登所代表的民主黨，與 朔爾茨所代表的歐洲社民黨。
這兩股全球最強的白左政治勢力，是過去三十餘年來推動全球碳中和的核心政治力量。
因此，他們沒有資格批評任何一國的所謂新能源產業補貼，相反，他們正是全球激進環保主義政策的起點，也是市場派們持續三十年來批評的重點對象。
中國產品之所以能行銷世界，讓這些歐美國家的政客們不斷指責，原因如下：
長期因素：
隻要進行全球化，全球同質勞動力的價格會趨於一致，如果全球在國界上的所有阻礙資本、勞動力自由流動的管製消失，全球各地都采取一樣的歡迎資本、無審批的經濟政策的話，那麽，全球各種勞動力的價格會接近一致水平；勞動者的競爭者不是企業，而是另一群勞動者。
市場上的勞動力價格是由勞動者競價產生的，因此，歐美的普通勞動者，在這個全球化過程中，會不爽，因為資本在流向那些報價更低的區域，當地的管製又在增加，歐美的社民化又越來越嚴重，便得當地勞工的生產率在下降。
勞工收入，不是企業支付的，是消費者支付的。消費者隻願意選擇購買更高效率生產的產品，於是就拋棄了歐美的勞工，這使得歐美的普通勞工極度痛苦。
表麵上，他們還維持了匯率上的高收入，但實際購買力上，已經在向東亞的工人在趨於一致。
正如經濟學比較優勢原理所指出，隻有進入自己有比較優勢的領域（更高的勞動效率），才能達成收入的持續增長。
表麵看，是各國政客在唱著什麽中美競爭，中歐競爭，背後其實是美國工人和歐洲工人們，試圖阻止中國勞工的競爭。
現在絕大部分製造業領域，甚至包括IT業，整個東亞的勞工效率（單位時間生產的產品總量），已經遠高於歐美勞工。
供給才能消費，要想消費更多，在市場中，隻有生產更多，而要生產更多，隻有依賴更多的資本。
符合歐美民眾利益的正確策略，不是貿易戰，而是打開國門，進行開放，歡迎全世界企業去投資，歡迎一切人才去當地工作，這樣歐美地區的勞工才能在資本量增加的情況下（比如更高效率的機器），提升自己的勞動生產率，從而增加收入。
但是歐美國家大量的福利製度正在將巨量的當期累積資本直接消費掉，並設置各種障礙，比如環評管製、嚴格的勞動法等阻止資本投資，這種情況，就導致歐美的資本外流到東亞地區。
未來的貿易戰，不會僅僅發生在中美，或中歐，而會發生在整個歐美地區和整個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地區。
歐美不解除這些管製，不提升本地區的資本吸引力的情況下，兩個區域的勞工競爭，幾乎成為了你死我活的競爭。
這與出租車司機天天想打死網約車司機，是一回事。
但即使是如此，當歐美普通人的消費者身份在發揮作用時，他們依然在行使消費者主權，主動選擇亞洲地區的廉價工業品，主動拋棄當地生產的昂貴的工業品。
因為任何時候，消費者的利益都真實不虛。
這種貿易戰，放在歐美國家範圍內思考，侵犯的是普通人在全球選擇便宜產品、普通企業在全球尋找便宜原材料的權利。
貿易戰無法達成讓本國企業更強大的目的，他隻會讓民眾們更痛苦，要求更高的收入，讓企業的成本上升，最終，消滅消費者儲蓄（資本的一部分），消滅企業的資本（成本上升降低利潤），無法讓民眾的真實工資率上升。
早在十八世界的英國，在斯密和李嘉圖的古典自由貿易理論指導下，英國就實施了單邊自由主義的貿易政策，這種政策的好處顯而易見。
他可以讓國內的消費品價格降低，讓國內企業的原料成本降低，最終讓國內企業的資本累積增加，勞動生產率上升。
二百年後，不要說哈耶克、弗裏德曼等人死了，就連亞當斯密、李嘉圖這些古典經濟學巨匠們的思想，都被西方民眾拋棄了。
短期因素：
中國政府的放水，和美聯儲的放水後導致中國經濟進入蕭條期，蕭條期形成了大量過剩產能，導致大量的錯誤投資被清算，不管是地產業，還是製造業，都有大量企業前期投資被消滅。
在中國經濟預期不穩定的時候，消費者增加了現金握存，減少了消費，供給能力被錯誤的價格信號引導出現了錯誤的增加，而消費同時減少。
這一現象不僅發生在中國，也同時發生在歐美。
歐美的GDP增長也是假相，在通貨膨脹率下，歐美實際購買的產品數在減少，2023年雖然美國的GDP在增長，但實際到岸的貨櫃卻在減少，這說明全球市場都在減少需求。
商品的價格因此下降。這個下降的最終代價，最終將由三類人承擔。
第一類：中國的勞動力的工資率下降，
第二類：擁有土地（房產）的人，因為土地價格下降，寫字樓廠房租金下降；
第三類：資本利息下降，擁有資本投資的人收入降低
這是貨幣超發的必然後果，而歐美通脹進入了更為嚴重的狀態，如果說，以美國所有消費者利益出發的話，那麽，他們是否歡迎東亞地區的廉價商品呢？當然歡迎 。
廉價商品，是降低美國通脹，讓美國消費者實際收入更高的有效手段。
但是政治不由大多數消費者決定，各國的政治都是由少數人在決定。這是幹預主義下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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