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李嘉誠,我們知道他曾是亞洲首富,但他沒有和具體的哪個產品有什麽關聯,因為他開超市、搞港口、開發房地產,投資基建,很多人都不認為李嘉誠算一個正經的企業家,隻把他叫作一個商人。
在二十世紀最後那幾十年間,李嘉誠被認為是香港獅子山奮鬥精神的代表人物,出身貧寒,卻成為首富,沒有比這更能激勵人心的。
那時的香港,是一個蒸蒸日上、充滿希望的城市,李嘉誠的成功鼓舞了無數普通香港人為美好生活而奮鬥。
然後這一切,在二十一世紀開始後就成為曆史了,李嘉誠現在在香港已經成為唾棄的對象。
最有名的一個段子,就是一個香港的小學生,寫了一篇作文,裏麵寫道:
“李嘉誠,名副其實,香港就是李家的城”,要買東西,要去百佳超市,李家的,要打電話看電視,電信盈科,李家的,要喝水,屈臣氏,李家的,要買房,李家的,要租鋪,李家的,要去碼頭,李家的,處處離不了李家。
小學生諷刺道:“他們的力量遠超人類,為打工仔遮風避雨,使香港免受風球、暴雨的侵襲。他們付出了那麽多,隻是希望我們可以準時上班,不準時下班。這都是誠哥的偉大。”
這段話,也許不久就要被大陸的網友改編成這樣了:
與朋友聯係,用微信,馬家的,打遊戲,王者榮耀,馬家的,要買東西,去淘寶,馬家的,要理財,用支付寶,馬家的,要借錢,用花唄,馬家的,要買保險,上支付寶,馬家的。。。。他們的力量遠超人類,付出這麽多,就是希望你們可以來幫我996.
李嘉誠名望急劇下降,也是因為一宗勞動權益事件,2013年,一批葵湧貨櫃碼頭外判商工人(非正式工人),不滿工資15年來有減無增,發起罷工,前後曆時40天,成為香港二戰後最長的一次工人運動。
這個碼頭是世界上最大的這個私營貨櫃碼頭,隸屬李嘉誠旗下和記黃埔港口集團,碼頭工人大多受雇於外派商——從某種程度上說,李嘉誠並不是工人們的直接雇傭方,也非談判對象。
然而,工人們卻將矛頭直接指向了他。
他們在位於中環的長實總部門前拉起橫幅:“全球華人首富,剝削工人致富”;“養起李,養不起家”。各類社會媒體也開始對李嘉誠進行口誅筆伐,李首富在香港聲望一度跌到穀底。
李嘉誠曾深愛香港這座讓他白手起家的城市,在成為首富後,堅稱“愛國、愛港,永不遷冊”。
然而碼頭工人罷工事件後,李嘉誠不無傷感地向輿論婉轉表示:若是香港人真的不喜歡他在香港投資,他可以把資金投到別的地方。
果不其然,李嘉誠加速了對歐洲的投資,轉而大量出售香港和大陸的產業。投資歐洲他大賺特賺,但我想,被傷透了心也是他轉移戰場的另一個原因。
“最近十多年來,香港社會對富豪的看法有很大變化。
十幾年前坐出租車和司機講起李嘉誠,十個有九個會豎起大拇指,稱他做‘李超人’;
今天要是坐出租車和司機討論‘誠哥’近日的事跡,我保證十個裏頭有十個會一聽到他的名字就立刻大罵‘官商勾結’,甚至叫他為‘奸商’。”
在《地產霸權》一書的導讀中,梁文道如此寫道。
不光是李嘉誠,整個香港商界的大佬都經常成為媒體口誅筆伐的對象。伴隨著這一股仇商的民意,政治也悄然地發生了巨變。
香港曾連續18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係,經濟學家弗裏德曼曾將其譽為“自由經濟製度的堡壘”。
但在2006年,他去世前一個月,卻在《華爾街日報》上寫了一篇文章,題為《香港模式的夭折》。
事情的緣起,是時任香港特首的曾蔭權在一個公開場合表示,香港政府將不再奉行“積極不幹預政策”——這一政策由曾在仕途上的第一個貴人、香港前財政司司長夏鼎基提出,曾被寫入香港中學教科書。
香港地產界的風雲人物施永青說:
“現時香港每天都在吵架,什麽問題,都開始泛政治化。“
香港現在有一股左翼思潮,隻強調勞動的功能,否定投資的作用,甚至將投資邪惡化。
“商人投入資金建設社會仿佛還要做罪人”。
他慨歎香港已從“重商”轉變為“仇商”:
“我們的意見領袖,簡單地把社會問題用階級矛盾的方式去解決,把矛頭引向社會的富裕階層,這是個非常壞的苗頭。”
施永青也跟隨李嘉誠,大量拋棄旗下資產,以減少社會輿論的攻擊。
而香港這近二十年,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香港福利製度在不斷加強,2012年至2017年。港府社會福利經常開支增長了71%,由428億港元增至733億港元!政府開支不斷加大,2021年,香港政府還拋出大幅提升印花稅的計劃,提升幅度高達30%,香港正在從低稅收的小政府代表,一步一步走向大政府的陷阱。
在曾蔭權政府開始加大政府界入經濟力度後,他的繼任特首梁振英便推出了香港有史以來最嚴酷的樓市調控政策:非港人購入工商和住宅物業,需要繳納15%的額外印花稅和雙倍印花稅。
港媒將此稱為“雙辣招”,同步開始的最低工資法上調,關閉內地孕婦赴港產子的大門、發布限購奶粉令,以及仿效內地的住房限購令,實行“港人港地”——屆時興建的住宅首次出售及其後30年的轉售對象,都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
上世紀七十年代,無數香港人走上街頭,阻止港英政府遣返逃港的大陸人,讓數十萬大陸人可以在香港安身立命,並帶動了香港的新一輪的繁榮。
而在這之前,香港還接收了數萬越南難民,讓他們融入香港社會,那時的香港,是一個胸懷世界寬容大度的城市。
而現在的香港逐步興起了排外之風,甚至當街毆打帶貨的水客,辱罵來港的大陸人,認為這些人炒高了房價物價,占用了社會福利資源,香港社會變得一天比一天封閉。
而現在的香港,呼籲向富人征收累進稅,加強對資本的各種管製,媒體不斷辱罵地產商,要求政府參與更多的經濟活動,已經是一個主流的民意了,自由港的光環正在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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