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編譯報道：中國經濟表現糟糕。疫情後的反彈遠遠小於中國政府預期的規模和持續時間。2023年官方的增長率為5.2%，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不錯。然而，現實可能糟糕得多，一些分析師估計增長率不超過1-2%。一些指標顯示，2024年前幾個月出現了適度改善，但經濟仍然顯得蹣跚不前，目前的增長高度依賴出口。
隨著經濟放緩，國內外對中國未來道路的信心也崩潰了。數據顯示，2022年春季上海封鎖後，消費者和生產者的信心突然下降。當清零政策於2022年末結束時，消費者的前景短暫改善，但自那以後一直徘徊在創紀錄的低水平。國內企業的各種指數顯示最近有所複蘇，但數字仍遠遠低於曆史最高水平。
這些數據可能低估了中國公民對國家現狀和未來的不安全感的深度和廣度——這是甘思德在今年春季進行的一次長期研究旅行中感受到的。
經濟困境和房地產部門的崩潰是頭號問題，但甘思德聽到了關於清零政策及其混亂結束、對私營科技公司的長期打壓、對意識形態的高度關注、對技術自給自足的不切實際追求以及與西方關係日益緊張的令人驚訝的抱怨。這些擔憂導致了消費需求的疲軟、企業投資的限製以及轉移財富和家人出國的努力。
人們不斷提出同樣的問題：為什麽中國領導層沒有采取更多措施來振興經濟和恢複信心？而且，許多人實際上是在指責一個人——習近平。取消任期限製、將治理轉移到他控製的中國共產黨機構，並且他在官方媒體中所受到的過分關注，給中國民眾（以及全世界）留下了他完全掌控一切的印象。
北京並未止步不前，它已擴大信貸、提出多點計劃以安撫私營部門和外國商業社區、減少購買第二套住房的限製，並淡化了戰狼式的言辭。但甘思德所遇到的相當一部分人（這並不是一個科學樣本）對這些舉措並不感到滿意，認為這仍然太少，而且來得太遲。
關於為什麽習及其他高層領導人沒有采取不同的措施，出現了四種普遍的觀點，我們可以用中國政治語言中的“四不”來描述。
中共新華社2023年12月12日發布照片顯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北京舉行的年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講話。
中共新華社2023年12月12日發布照片顯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北京舉行的年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講話。
第一個是“他不知道”，
有人猜測習被不願向他傳遞壞消息的幹部蒙在鼓裏，他們擔心他會責怪傳遞消息者，因此，他們隻向他提供經過處理的積極報告。
有消息稱，中南海的一些基層官員告訴外界研究人員隻提交積極的報告。另一位表示，控製向習提交文件的高級官員與安全和宣傳機構的立場一致，因此他閱讀的材料反映了他們的偏見。但甘思德與之交談的其他人堅決不同意習和其他領導人不了解情況的說法。一位向黨國提交研究報告的專家表示，他們被告知要提供未經粉飾的分析，因為領導層希望聽到不同的觀點。
第二個觀點是，“他不知道該怎麽辦”，
這是基於這樣的前提：習及其他高層領導人雖然掌握了充分的信息，但他們麵臨著各種難以解決的問題。問題的清單很長——房地產危機、不斷增長的地方政府債務、人口出生率下降、不平等加劇、香港的不滿情緒以及與西方和中國大部分鄰國之間的緊張局勢擴大——而解決方案絕對不簡單。
此外，現在的領導層由“B隊”組成，其中許多人的中央政府經驗有限，政策製定已經變得如此集中在中國共產黨內部，以至於在官僚機構和北京與地方之間的協調變得更加困難。
多位親信表示，在一些問題上，領導層長時間就如何解決問題進行了辯論，這延遲了決策和新政策的推出。例如，領導層顯然於2023年夏天確認股市疲軟是一個問題，但新措施直到2024年初，即中國證監會主席被更換後才推出。更具挑戰性的是找到解決一個問題而不會加劇其他問題的方法，或者提出一個找到平衡方法的整體計劃。
解決房地產混亂以及經濟不平衡可能是最典型的例子，因為顯而易見，要找到一條有效的政策路徑來有效地應對各方利益衝突是多麽困難，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開發商、房主、金融機構和其他經濟部門在內的所有利益相關者。同樣地，據報道，由於缺乏共識，三中全會從2024年1月推遲到了夏季。
一些消息來源強調了高級官員素質的下降，將現任總理李強與去年秋天突然去世的前任李克強進行了比較。負責經濟的副總理何立峰也被認為比他的前任劉鶴能力更低。
第三個可能，“他不在乎”，
這根植於這樣一個假設：習近平的首要任務是加強中國共產黨對權力的壟斷控製和他個人政治的主導地位。盡管媒體展示了他訪問工廠並就各種經濟挑戰舉行討論會，但他自己的日常日程可能更多地被處理安全和政治問題所占據，包括人事決定，而非經濟問題。
這顯然是最不受歡迎的一種選擇，但持有這一觀點的人卻充滿激情。他們的核心印象是，習近平似乎願意為了民族主義和中共的主導地位而犧牲經濟。而且，習近平並不孤單。有人說，他被選為胡錦濤的繼任者，“不是為了成為戈爾巴喬夫”。值得注意的是，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往往年齡較長（60歲以上），他們強調習近平和毛澤東人格上的明顯相似之處，以及兩個時期在強調意識形態純潔和階級鬥爭上的共同重點，這導致了社會大眾和精英階層之間的緊張關係。
第四個是，“他不同意”，
這種說法推測問題不在於習近平無法獲取足夠的信息、猶豫不決或無能，也不是缺乏興趣，而是他及其部下不同意對當前政策方針的批評。事實上，他們可能認為，考慮到對西方技術、市場和金融的可靠渠道的喪失，中國別無選擇，隻能將發展國內技術和盡可能掌握全球供應鏈的主動權放在首位。
更重要的是，中國領導人可以指出一些證據表明他們的計劃正在奏效——在電動汽車和電池領域的主導地位，世界上最長的高速鐵路係統，C919單通道商用飛機，一係列備受歡迎的互聯網平台，北鬥衛星係統等等。
大多數知情者選擇了這個最後的選項。他們認為習近平對控製先進技術在中國經濟和戰略需求中的核心地位有著堅定的觀點，並正在積極實施這一願景。因此，投資從房地產轉向先進製造業，以及對新興技術的集中黨國支持，這既能推動增長，又能加強國家的安全。而其他人可能視之為無知、無能或不感興趣，他們則看到的是目標清晰和果斷行動。
然而，支持“他不同意”的人也分為兩個陣營。大多數選擇這個選項的人認為，中國領導層在大力實施國家主義工業政策，並對未來技術的控製上犯了戰略性錯誤。他們認為，去自由化的轉變和對家庭和消費的不夠關注，意味著生產率降低、債務增加、增長放緩，而且與其他先進經濟體之間的緊張關係加劇。
另一些選擇了這個觀點的人則持相反態度。他們讚同中國領導層的做法，並認為批評者是本能地反對中共，不公正地忽視了技術進步的跡象。也許並不令人意外的是，一些屬於後一陣營的人，是在政府研究機構工作。
這些信念很重要。如果認為前兩個選項中的一個——“他不知道”或“他不知道該怎麽辦”——是準確的，那麽當前的路徑就是無意中的犯下的錯誤，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為領導層提供更好的信息和更有效的計劃來解決國家經濟困境。外界如何看待這一點也決定了應該如何處理其他中國問題。華盛頓一些官員因此認為，重要的是讓拜登總統與習近平進行直接對話，以確保他對諸如烏克蘭和台灣等問題的美國外交政策有準確的理解。
但如果習及其他高層領導人不關心經濟或不同意批評意見，那麽當前的軌跡就是有意為之的結果，新的數據和政策報告不會帶來太大的改變。
領導層有可能證明批評者錯了，但如果不是這樣，那麽變革的兩個潛在來源是存在的。第一個將是一場重大經濟危機，這將引發一場政治清算：當前的領導層可能會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並改變方向，一些其他的精英派別可能會取代當前的團隊。或者公眾可能會發起抗議活動並試圖徹底推翻中共。但在中短期內，這樣的事似乎都不太可能發生。
第二種變革的源泉將是中國領導層置身於一個更加良性的國際環境中，其中美國和西方更普遍地提供了可信的保證，表明他們將重新成為技術、市場和金融的可靠供應方；無條件地承認中共的專製體製是合法的；並接受北京對南中國海和台灣的主權聲索。
但這種轉變發生的機會甚至比中國國內爆發抗議的可能性都要小。
西方不太可能變得更加妥協的一個原因是，商界高管和官員在中國境內外進行調查時，通常會選擇“他不同意”這一選項。習近平似乎完全掌控著政治，決心繼續推進這一戰略，任何調整都是為了最低程度地安撫國內和國際批評者的微小戰術變化。因此，他們相信他們必須更加堅決地站穩立場。
盡管這個非正式調查並不科學，但它暗示了中國社會及其領導人之間的分歧加劇，以及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分歧。這意味著幾乎沒有改變的機會，更多的緊張和衝突即將到來。
原文作者：甘思德 (Scott Kennedy) 是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中國商業與經濟信托主席的高級顧問。
ref：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6/03/xi-china-economic-decline-population-cc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