堀田江理的《日本1941：導向深淵的決策》揭示了日本1941年向美國開戰的決策內幕。日本偷襲珍珠港是戰術上的成功，戰略上的錯誤。錯誤決策有三個驅動：第一，強硬民意，國家煽動民意，民意綁架國家。牛搖尾巴，尾巴也搖牛；第二, 中下層鷹派軍官驅動；第三, 沒有人願意擔責，互相推諉，當汽車滑向深淵時，誰也不願先踩刹車。寧願大船沉沒，也不先淹死自己。俗話說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但是在錯誤的體製和決策機製下， 三個諸葛亮，不如一個臭皮匠。互相推諉，三個和尚沒水吃。每一個人都是明白人，在一起做了愚蠢的決定。
大多數日本領導人，由於其體製和文化決定，傾向於避免公開衝突。他們講話繞圈子。特別要避免在公開場合流露出任何軟弱的跡象。即使他們有嚴重的疑慮，也絕對不能公開發表反對開戰的言論。這就是為什麽同一群人，根據時間、地點和場合，既支持戰爭，又反對戰爭。例如，在政府和軍事高層領導人的會議上支持戰爭，而在私下裏卻表明他們避免戰爭的願望。希望別人能替他們表達意見。日本官員害怕個人負責，不敢采取公然的少數異議，寧願選擇不好的集體協議。首相近衛和海軍大臣及川古誌郎互相推諉，都沒有勇氣公然持避戰立場。海軍次官澤本賴雄回憶道：開戰決策後，我對此很震驚，並詢問了及川的意見。他說他也反對戰爭。軍方絕大多數人對南進提議的通過感到擔憂，多數海軍官兵一想到要獨自與英國和美國在海上開戰就不寒而栗。
二戰前日本有很強的民族主義情緒。日本在東亞成功崛起，覺得雖然列身於世界強國，但沒有得到西方國家的尊敬，被西方的高關稅打壓。認為西方以支持民主自由來反對日本強大。西方陰謀論在民間盛行，比如日本陷於美英中荷的包圍（所謂ABCD包圍圈，取自四國的英文首字母）。因自卑而自大，認為自己受到了西方種族主義歧視。甲午戰爭後，中日簽署《馬關條約》，中國割讓台灣和遼東給日本。後來德俄法三國逼迫日本將遼東本島還給中國，史稱三國幹涉還遼。1919年一戰巴黎和會上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予日本，在中國引發了五四運動。1922年華盛頓會議，在西方各國壓力下，日本把山東歸還給中國。日本兩次在西方列強逼迫下把吃到嘴裏的肉吐了出來，於是對西方有強烈不滿。1937年三菱製作的神風戰機首航破飛行記錄，被吹捧為完全國產化，煽動了全民的愛國熱。從上到下，都有一種近乎狂妄的自信。雖然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從未真正控製過日本，但他們卻營造出極端民族主義恐怖氣氛，這在某種程度上讓日本領導人無法在1941年做到直言不諱。營造民意靠的是一致輿論。盡管知道918事變的真相，但所有主流報紙都選擇封鎖消息。宣傳中國方麵策劃了爆炸，毫無保留地支持關東軍的聲明。造成一邊倒的信息繭房，廣大人民被愚弄。強硬民意，民族主義口號綁架國家。雪崩時 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從這個意義上，原子彈下無冤魂。這樣的基本盤，對得起隨之而來的苦難。
第三個原因是上層決策者由下層官員帶動，中下級軍官驅動重大國家決策。日俄戰爭和中日戰爭都是這樣引起的。中下級的強硬鷹派有田中新一，佐藤賢了，石川信吾（自稱我是把日本引向戰爭道路的人），石原莞爾，岡敬純等。陸軍省石井秋穗回憶，在珍珠港事件前關鍵的幾個月裏，他和他的同事曾經手握重權，他說：“盡管我們很愚蠢，但隻要積極主動，我們就能左右一項重大政策。”軍令總長永野修身說：“因為底下官員最了解情況，所以我接受他們的意見。”中下級軍官盲目自大，蒙蔽於部門利益， 缺少全麵的信息，導致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原因之四是決策機製。禦前會議是奇怪的決策人和負責人分離的最高決策機構。天皇的許可隻是一種形式，沒有憲法約束權。但天皇許可帶有不可爭辯的權威性。在禦前會議得到天皇批準後，政策決定就有了神聖色彩，政治領導人就對新政策不負擔任何個人責任了。這種不負責任的聖化，類似中國兩會的蓋圖章。無個人負責機製，導致決策的輕率。九月6日禦前會議決策對美開戰是非常匆忙和不慎重的，東條和天皇都希望對方提出反對。裕仁表現了優柔和矛盾，僅用詩歌含蓄地表露不讚成。被禦前會議聖化後，南進政策後來想推翻已很困難。
曆史總是表現出鏡像，不斷地重複自己。今日中國和日本二戰前是驚人的相似。比如決策機製，體製，民意氛圍，輿論環境，最高領導人的愚蠢，國際站錯隊，與邪惡國家結盟等等。就連一帶一路也與大東亞共榮圈臭味相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