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新加坡總理署宣布，現任總理李顯龍將在下月15日正式將總理職務交棒於現副總理黃循財。這也意味著李顯龍將卸下擔任20年的總理職務，新加坡迎來了新的總理和新的時代。
回顧李顯龍擔任總理的20年，新加坡的內政外交和社會狀況，可以用“穩中前進”概括之。相對於李光耀帶領“建國一代”的新加坡人篳路藍縷的將新國從內憂外患中拯救出來、在經濟民生上成就斐然，李顯龍率領新一代新加坡人鞏固和發展了20世紀下半葉新國的成就，不僅讓新加坡免於陷入“中產階級陷阱”和“走回頭路”，還更加的繁榮富強了。在李顯龍接棒時，新加坡已是發達經濟體，此後卻仍能長期保持較快增長，這頗為不易。
作為一個領土麵積極小的城市國家，住房問題對新加坡國民非常重要。李顯龍時期新加坡人口進一步增長，更讓居住問題成為挑戰。而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港澳台日韓乃至中國大陸的大城市，人們都為高昂房價而歎息，許多人隻能當“X漂”而無力購買房產。購房者也往往成為“房奴”，負擔巨額房貸、幾十年才能還清，一生都生活在房貸壓力下。
但在比以上多數地區都更狹小的新加坡，從李光耀到吳作棟，再到李顯龍，各時期的人民行動黨政府都非常重視讓新加坡人“居者有其屋”，建立了以“組屋”為主體的房屋供給係統，保障新加坡居民在彈丸之地般的國土上仍能以較小負擔得到房屋。新加坡建屋局大廳的匾額上不僅掛著杜甫的名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更將杜甫的理想真正的實踐和成功。這是如何讚美都不過分的偉大成就。
新加坡不是高福利國家，國父李光耀和曆屆政府都更強調個人奮鬥、辛勤工作，避免陷入福利陷阱導致國家衰敗。但同時，在關乎國民基本需求的住房、醫療、養老、兒童照護等方麵，新加坡政府都做好了“安全網”，避免個人和家庭陷入生存危機，也不讓年輕人承擔過重負擔。政府還為年輕人提供創業基金，鼓勵多元就業和創新創造。這些成就都是很耀眼的。
李顯龍及其執政團隊的成就不止於經濟民生領域。在政治和民權上，相對於李光耀時期在內憂外患的背景下，采取非常措施和較嚴厲法令約束反對派，李顯龍執政後對待非執政黨人士明顯趨於溫和與寬容。吳作棟時期開啟的政治改革，在李顯龍時代得到保留和發展，公民有了更多表達自由。例如在芳林公園的政治異議表達，得到了有效保障。而政治反對派受限也更少，在國會選舉中更具競爭力。
而在婦女、兒童、LGBT、殘疾人等弱勢群體權利領域，李顯龍時代也取得明顯進展。2022年，新加坡廢止了同性性行為違法的禁令（雖然此前多年，新加坡對同性性行為也已是不告不究狀態）。而對婦女兒童、殘疾人的權利，不同於西方以公民運動的自下而上的、較激進的方式，新加坡更多通過官民溝通和頂層設計，在法律上以額外賦權和特別保護加以保障。如新加坡對於侵害缺乏抵抗能力的殘疾人的犯罪行為，規定施以加重處罰。而新加坡對於強奸女性的懲罰極重，往往判處13年及以上刑罰，有力嚇阻了性犯罪。新加坡對於雇主虐待外傭也積極依法懲處、常見諸報端，表達了新加坡司法對傷害外傭的不容忍、平等的保護國民和外勞的立場。（雖然在實踐中、若幹個案上仍有不足，但在製度上和整體上，對弱勢者的保護已做的很不錯）
這些成就都是不易的，反映了新加坡法治體係對弱勢群體真實而有力的保護。當然，在熟知西方競爭性政治的一些人看來，新加坡的公民社會活力不足、政治多元性較差、獨立的民間組織較少。
這些評價從一個側麵看有道理。但從另外角度看，這恰恰體現了新加坡穩健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的有序性。
無論是民主政治還是公民社會，其運作的根本目的都應是為了人民的福祉，而非“為政治而政治”、“為反對而反對”。無論歐美還是亞非拉，政治對抗比新加坡激烈的國家是大多數，但卻沒有幾個比新加坡在民權民生上做的更好。相反，種種惡性政治競爭拖累了公民權利的伸張和民生的改善，社會被撕裂。
而新加坡，無論李光耀、吳作棟、李顯龍執政期間，都以可控和務實的民主政治，保障了政治多元化下社會的穩定、政治競爭的有序。正如一位前國會議員所說，“新加坡國會辯論的可貴，就是各方在激烈的政治爭執中仍然能保持理性”（大意如此）。不僅國會辯論，新加坡國家政治的底色，也是既多元競爭、又和平有序。
如前所述，李顯龍時代在政治的多元和包容上，較之前取得了更大進步。執政黨並沒有因為掌控權力，就濫用權力對反對派窮追猛打。相反，從李光耀到李顯龍，都為反對派預留了國會“非選區議員”席位，保障反對派在國會的存在和聲音、對執政黨的監督與鞭策。
而麵對在許多國家都很棘手的不同族群間的關係問題，從李光耀時代到李顯龍政府，通過一係列製度設計，包括國會集選區族群配額、各社區多族群混居、打擊極端言論、對恐怖主義防範於未然（如提前挫敗恐怖組織“伊斯蘭祈禱團（回祈團）”對樟宜機場恐襲的圖謀）等方式，成功保持了新加坡族群和諧與社會安定，幾十年來從未發生造成大規模死傷的族群衝突。這是非常不易的。縱觀從歐美到亞非拉普遍發生的種族衝突乃至血腥內戰，新加坡維持族群和諧的成就更加讓人慶幸和敬佩。
事實證明，新加坡這樣的體製設計與治理模式，成功的在政治的民主多元與穩定有序間取得了平衡（雖然略偏於穩定一些），是新加坡經濟社會持續發展進步的政治基礎。
筆者一度更為青睞激烈競爭和對抗性質的民主政治，對在野勢力和大眾參與非常支持。但隨著閱曆的增多、看到民粹主義帶來的種種弊病，曆史上許多國家/族群在內憂外患下經濟崩潰、民生困苦、人民流離失所的悲劇，越發認識到了安全與穩定的重要性，越來越能理解真誠為民的這類執政者的不易。批評是容易的，建設是困難的。筆者也逐漸明白，如果經濟民生沒有長足發展，民主政治也是不穩定且低質低效的。
而對於新加坡這樣國土狹小、與周邊國家主流族群身份相異、自身也是多個族群共同構成的國家共同體，生存和穩定更是格外的重要，保障生存本身就是新加坡第一要務。在這樣的環境下，追逐民主政治的某些細枝末節，過於強調政治的競爭和多元，將物質和精力大量消耗在政治鬥爭中，顯然是不明智乃至危險的。
“破巢之下，安有完卵”，國家淪亡了，政治家和公民們為民主程序、法治細節、個人自由的種種鬥爭，都成了沒有現實意義、自身也不能存在的灰燼。李光耀總理和許多新加坡人經曆過1942-1945年的日占時期，對國破家亡、任人宰割的絕望處境有著切身體會，非常明白這樣的道理。李光耀在回憶錄中寫到，當日本攻陷新加坡時，“整個世界坍塌了……在三年半的時間裏（日占時期），我親眼目睹了權力的意義”。所以，李光耀和“建國一代”的政治精英才特別注重穩定和控製力。有了存在、有實力和物質成就，公民權利、個人自由才有根基。
對外領域，數十年來，新加坡與中國、美國、東盟諸國、日韓印等域外大國，同時保持良好的外交關係和密切的經貿往來，殊為不易，也大獲成功。新加坡作為東南亞、印太、全世界政治經濟和國際關係的重要參與者，是利於區域及世界和平與繁榮的巨大有益力量。
從李光耀到吳作棟，再到李顯龍，以及以黃循財、王乙康、陳振聲等為代表的新一代新加坡執政者，選擇穩定政治、繁榮經濟、法治社會、和諧外邦的路徑，是最符合新加坡國情且被實踐檢驗成功的。
雖然新加坡的政治和社會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對弱勢和邊緣群體的保障，以及對國民更加充分的表達訴求的回應，都與發達民主國家有一些距離，選舉製度也不盡公平，但瑕不掩瑜。而且如前所述，為了國家的安定和長遠發展，一些限製和犧牲是必要的。當然，我也認為新加坡政府在保障生存和穩定的前提下，應該更為民主和多元。
本次總理交班，也體現了新加坡執政團隊的穩定更新。再有能力、成就再大的領導人，也有年老和需要退休的時候。而且時代迅速變化發展，也需要與時代同期的新人接棒，讓執政團隊與時俱進、與時代同期同齡。而老一代領導人急流勇退，也是可保全節的最佳選擇。權力的平穩交替，也是對權力壟斷“說不”、對共和國國體的尊重、對不斷發展變化的時代潮流的順應。
而李顯龍卸任總理後將擔任國務資政，也可以繼續運用其豐富的政治經驗和影響力，讓領導班子輪替更為平穩、新執政團隊應對現實和危機更為從容、新加坡的發展更有連續性。此前從李光耀到吳作棟、從吳作棟到李顯龍，同樣的交棒方式都取得成功，本次也不會例外。
這樣的交班模式，不僅對新加坡是必要的、值得珍視和護衛的，也值得世界許多國家參考和效仿。尤其對於既需要執政團隊更新換代、與時俱進，又需要保障政權穩定性、退下來的前輩又希望發揮餘熱的國家及領導人，新加坡的模式頗為值得參照。建立一個良性的權力交接機製，既利於國家民族，也利於領導人自身。
不僅交接班，新加坡的許多政治特色，都值得世界各國尤其思想文化、曆史傳統頗有類似的國家參照，以及根據自身國情加以改造後的部分仿效。穩健的民主、可靠的法治、和平的競爭、理性的辯論、效率與公平的兼顧、多族群平等和睦的相處，都是可貴的，也是這世界稀缺的。而東亞儒家文明，最有實現這些有益目標的社會文化條件，但也需各國執政者的主動選擇、大眾的強烈向往和有識之士的積極推動。希望新加坡的模式，被更多國家的執政者、知識分子、人民大眾了解和借鑒。
本文已發表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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