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雖然以選舉決定白宮與參眾議員，但真正控製經濟的還是那些豪門世家。就連美國政治學家們也毫不猶豫地指出：“治理美國的是精英，而不是民眾”。不僅僅是白宮內閣，包括聯邦參眾兩院，甚至各個州，都不難發現父子相繼、叔侄承傳、兄弟攜手等等的現象。對美國政治世家而言，參加競選更像是一項“家族事業”，得益於家族成員的互相扶持，他們對獲勝更有把握，家族政治基因由此代代延續。“民主國家的生活和極權社會一樣，也是由一小撮人決定的。精英是有權的少數，民眾是無權的多數。”
美國的確沒有歐洲那樣的貴族，但也不乏實力強勁的政治世家，比如亞當斯家族、羅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為代表的四大家族。而且也有不少世襲權貴家族群體，這個世襲權貴群體無論財富、地位還是事業、文化都顯得出類拔萃，同時血統又高不可攀，在美國被稱為“波士頓婆羅門”。
19世紀中，有一位Oliver Wendell Holmes, Sr. (1809–1894)，自己是其中一分子的後代，著書揭露這一集團的力量，借印度婆羅門階級名號，首創了“波士頓婆羅門”的名稱，說明他們的巨大影響力。
老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Sr.）
波士頓（Boston）是美國東北部新英格蘭地區最大港口城市，馬薩諸塞州首府。新英格蘭被認為是美國曆史的起點，波士頓屠殺、波士頓傾茶事件，以及美國革命幾個早期的戰役——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戰役、邦克山戰役和波士頓圍城戰，都發生在該市或附近的地方。波士頓的早期居民絕大多數是來自英國的清教徒。清教徒的道德規範在波士頓塑造了一個極端穩定、結構良好的社會。這些早期移民被視為美國的“藍血”，無論財富、地位還是事業、文化都顯得出類拔萃，成為了沒有貴族稱號的事實上的貴族。
波士頓這座城市最早的財富積累源於鴉片貿易。19世紀初，英國人控製了中國90%的鴉片貿易。但在美國人所占的10%中，大部分都屬於波士頓的珀金斯公司，而且波士頓一些聲望很高的家族比如卡伯特家族、庫興家族、韋爾德家族、德拉諾家族、福布斯家族、柯立芝家族等，也都參與過鴉片貿易，並中獲得巨額財富。
這些大名鼎鼎的家族構成了資本雄厚的商業集團，他們自殖民地時代起就有著綿延世係與顯赫聲望，而且普遍門第觀念極重。在刊載於1860年《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裏，這個世襲權貴群體中的一位成員創造了“波士頓婆羅門”一詞並驕傲地宣稱：這個“種性”兼具財富、智識和美德，在“發展和領導藝術、文化、科學、政治、貿易和學術上有極大的影響力”。
“波士頓婆羅門”在各個領域湧現過的名人車載鬥量，包括出過約翰·亞當斯總統和約翰·昆西·亞當斯總統的亞當斯家族、通用電氣公司的創建者之一科芬家族、出過柯立芝總統的柯立芝家族、出過羅斯福總統的德拉諾家族、出過霍姆斯大法官的霍姆斯家族、肯尼迪家族、創建了摩根財團的皮博迪家族，等等。
“波士頓婆羅門”互相通婚而很少與外人通婚，由此形成了一個近乎封閉的血緣群體——這正是“種姓”的定義。他們內部互相通婚，靠血緣、姻親、商業、宗教等關係織成一張綿密的大網，深刻地影響了美國曆史。溫思羅普家族與福布斯家族可以說是“波士頓婆羅門”通婚網的中心。通過來自溫思羅普家族的外祖母，前國務卿約翰·克裏與小布什在內的四任美國總統有血緣關係。
在一個多世紀裏，“波士頓婆羅門”為美國造就了總統（如約翰·亞當斯、約翰·昆西·亞當斯和富蘭克林·羅斯福）、大法官（小奧列弗·霍爾姆斯）和眾多全國性政治家（如溫德爾·菲利普斯和亨利·卡波特·洛奇），以及大批有文化和政治影響力的學者和教育家（如愛默生和查爾斯·埃利奧特）。
“波士頓婆羅門”的這些世家望族不僅擁有巨大的財富，而且以貫通經濟、文化和政治以及具有全國性的眼光和抱負為特性。這些豪門望族通過慷慨的捐贈直接資助了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利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等美國名校，甚至可以說，“波士頓婆羅門”掌控著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三所大學。了解西方文化的都知道，世間還沒美國的時候，就已經先有耶魯大學，而耶魯正是“波士頓婆羅門”的專屬禁地。
“波士頓婆羅門”以血統自矜，很少接納外人，圈子封閉，甚至對於自己獨特的口音也十分執著。雖然對於很多普通美國人來說，他們的口音聽起來刺耳，就好像在吵架。他們的發音中會像英式英語一樣吞“R”，但是同時又有著自己非常高傲的音色。對於“波士頓婆羅門”來說，從事哪個行業，是不存在“隔行如隔山”限製的，他們可以在政、商、學界自由遊走。
他們財力雄厚，人脈廣泛，出產了許多作家、政治家，這些人的子女世代在哈佛、耶魯接受教育。在冷戰之前，一百多年來，盡管共和黨、民主黨在公共政治上勢同水火，但是兩黨高層人員的私人談吐、行事風格很類似，因為他們要麽屬於“波士頓婆羅門”本身，要麽就是其代理人。
這些人互相聯姻，產生出第一流的“門閥”，其中有約翰·亞當斯總統和約翰·昆西·亞當斯總統所屬的亞當斯家族、通用電氣公司的創建者之一科芬家族、羅斯福總統所屬的德拉諾家族、霍姆斯大法官所屬的霍姆斯家族、老布什和小布什所屬的布什家族等等。一個突出例子就是奧巴馬時代的美國國務卿，現在的氣候特使克裏，他就是典型的“美利堅藍血”。
通過追溯克裏外祖母的血統，克裏與小布什在內的四任美國總統都能扯得上血緣關係。克裏的外祖父和外祖母的結合，就屬於當年“波士頓婆羅門”內部通婚的典範——一個在商界聲名鵲起，一個在政壇叱吒風雲。克裏全名約翰·福布斯·克裏（John Forbes Kerry），中間名“Forbes”，號稱源自蘇格蘭某大貴族——福布斯家族，這也是他外祖父家的姓氏。這個美國福布斯家族，通過在中國上海販賣鴉片撈到了大筆資本後，又順利進軍了美國的鐵路、石油、地產和零售業，還同時慷慨的資助過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大學，儼然一副“文化財閥”世家的人設。
相比福布斯家族，克裏的姥姥溫思羅普家族的政治色彩更為濃鬱。他們的老祖宗約翰·溫思羅普是第一任馬薩諸塞殖民地總督和“新英格蘭聯盟”主席，被後世稱為“美利堅奠基之父”。這個家族的後代們長期擔任國會議員，更不乏眾議院議長或者總統內閣幕僚這樣的核心權力人士。
約翰·溫思羅普（John Winthrop，1588--1649）
正是克裏的“藍血”身份，幫助他在1960年代上大學的時候，成功加入了耶魯大學的骷髏會，為日後從政積累起了大量人脈。骷髏會最初是由羅素家族成員創辦並資助的，這個羅素家族，也屬於“波士頓婆羅門”中的一員。而克裏的父係，則是德國移民的後代，原本姓氏為“科恩”（Cohen），帶著濃鬱的猶太色彩。後來為了更好地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克裏的爺爺把“科恩”改成了“克裏”（Kerry）。
克裏的大長臉確實很像猶太人
在美國的淘金熱中發了財的克裏爺爺，特別重視克裏老爸的教育。非“藍血”的優秀精英人士的克裏老爸，作為一名成功的外交官，費了老大勁，才迎娶到了“波士頓婆羅門家族”的小姐。所以，婚後，克裏老媽也沒舍得放棄自己高貴的Forbes姓氏，而是把它和夫姓並列使用，還認真的傳給了自己的兒子約翰·福布斯·克裏。仔細捋一捋克裏身後三大家族的來龍去脈，不難發現，其中幾乎包含著半部美國史。
由此可見，在美國，精英圈子也分了很多層，通常，麵對中產階級奮鬥上來的新興精英人士（比如克林頓夫婦、奧巴馬夫婦這種），“美利堅藍血貴族”們的骨子總帶著一種油然而生的驕傲和優越感。好像布什這樣的名門望族，放在四五十年前，肯定是瞧不上佩洛西的，現在卻也不得不接受跟她平起平坐。
佩洛西本姓是達曆山德羅，到她這一代已經是第四代移民了。她的父親托瑪索原先是個保險經紀人，通過多年的努力當上了馬裏蘭州巴爾的摩市市長，而且一當就是十年。達裏山德羅家族在巴爾的摩也算是個世家了，但和真正的豪強一比，又隻能算是寒門。如果不出什麽意外的話，他家的勢力將永遠止步於巴爾的摩市。
但南希達裏山德羅攀上了保羅佩洛西的高枝。佩洛西家族是真正的豪門。保羅的哥哥是舊金山市的議員，他的嫂嫂則是加州州長紐森的姑姑，紐森的哥哥是石油大亨保羅蓋蒂。南希攀上了保羅這樣的門閥，又怎麽能不飛黃騰達？
不過，佩洛西的父祖也僅僅為市一級的“門閥”，到了佩洛西這代人，突然上竄到全國級別的政治家族，讓兩邊家族都光耀門楣。不過，放眼全美，無論是亞曆山德羅家族，還是佩洛西家族，都屬於新晉門閥。從傳統底蘊來講，跟布什這樣的真正的名門望族、波士頓婆羅門相比，他們還是寒門級存在。
所以，美國其實是個掌握在門閥士族手裏的國家。在美國的46任總統中，有24位互相是親戚。比如卡特是尼克鬆的表弟，尼克鬆又是塔夫托的侄孫，塔夫托又是亞當斯的沒出五服的親戚。而卡特、杜魯門、約翰遜三個人又都是奧巴馬的親戚。還有福特是羅斯福的親戚、林肯是老布什的親戚等等。
照片裏這幾位總統都是親戚
因此，如果從門閥製度的角度去觀察美國，很多看起來不合理的現象就很容易理解了。因為中國的魏晉南北朝到隋唐，地方豪強一直是中國政壇的主角。首先，中國士族的源頭來自於漢末的世家所謂各地的世家豪強，如袁紹家這樣的四世三公，相當於在地方是豪強，可以組織自己的私人武裝，保衛自己的田地，甚至鑄造自己的城堡。所以相當於在基層地方控製了地方經濟，然後優秀子弟在朝廷做官。
除了經濟，漢末世家也是儒學大師輩出，壟斷了教育與意識形態，門生故吏遍天下，而且能讀書大部分都是世家子弟，所以世家和世家之間，可以通過師徒，婚姻，經濟，政治勾兌等各種方式聯係在一起。
有了門閥政治，自然就有九品中正製。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目前美國的門閥世家壟斷了美國的常青藤大學，高昂的學費就不是一般中產可以負擔。就算有中產的子弟或者海外留學生就讀與這些大學，同樣哈佛畢業，平民子弟最多就是在大公司打工。而門閥因為控製教育，經濟與政治，他們的子弟的起點與機遇是其他人不可比擬的。
這些門閥世家因為掌握了輿論與意識形態，除了越來越奢華與腐化外，也必然慢慢喜歡談玄論道，與現實越來越脫節，也流行類似毒品的“五石散”。產業空心化當然是與現實脫節的表現，除此外，美國政府也開始主導LGBTQ（變性）運動，大麻合法化，流行吸毒等。如3月27日美國巴爾的摩的大橋居然被貨輪撞塌了，靠高調同性戀身份當上交通部長的Buttigieg以極端無能著稱，但符合政治正確。就大橋被撞塌，他居然能扯到種族，說橋上的車輛多是載黑人和波多黎各的孩子，橋孔設計有種族問題。真是大有魏晉南北朝其實的談玄論道之風，當然從文化角度去看，等級自然差遠了，這樣比較好像有辱當時的世家大族。
後來西晉發生“八王之亂”與“永嘉之亂”，東晉南渡。北方是胡人政權。南渡後的東晉皇帝已經失去兵權，唯一作用是維持各大家族之間的平衡。而堅持留在北方的地方豪族則與胡人政權合作，勢力也越來越龐大。慢慢令胡人漢化，胡漢融合，統一南方，建立隋唐。這些豪門大族大族相互通婚，甚至連唐朝的李家也不那麽看重，當時有本冊子，論天下高門大族，李家排在後麵，而崔家排在最前麵，唐太宗雖然生氣也無可奈何。
慢慢，連朝廷都不能控製豪門大族，無法對與官員勾結的豪門大戶征稅，但朝廷的支出的剛性的，就隻能對中小地主與農民橫征暴斂，如果加上天災，就容易發生民變。於是唐朝在代宗時期進行了財政改革，劉晏將鹽的統購統銷變成了統購分銷，並將漕運改成有償雇傭。唐德宗時期，另一位能人楊炎推出了“兩稅法”，春秋兩季交稅，故而稱兩稅法。
唐朝是一個農業國，其立國的稅收是租（田租）+庸（徭役）+調（紡織品），當時，唐朝實行均田製，人人可以分到田地，所以稅基鎖定在人身上。隨著時間推移，與所有的王朝一樣，出現了以下現象：1. 人口數量增加，人口從貞觀年間300萬戶增加到了900萬戶，不管是生育增長還是有人說的避禍人口露麵，總之，人口大大增加了；2. 稅負不均引起的土地兼並。唐朝有爵位以及5品以上官員各有免稅額度，有的人群實際上屬於untouchable，於是，出現了普通人不堪忍受稅收，另一個群體則擁有稅盾。於是乎，瞞報土地、隱匿人口不可避免；3. 在和平年代，有一個累積效應，就是貧富差距自然擴大，人口增長會導致人力資本的回報低於土地資本的回報。如果還以人丁作為稅基，假定此時還是均田就屬於自欺欺人。
我們看唐朝的情況，其實很典型，每個王朝開局都是人口少，土地多，因為戰亂導致人口大量死亡，於是均田。隨著人口的恢複以及稅盾、回報差的累積，總是形成多數人沒有土地成為雇農，而另外一小部分人積累天量的土地。前者沒有負擔稅收的能力，但政治地位不高，是軟柿子，但逼急了就會造反；後者有負擔稅收的能力，但政治地位高，無論是唐代的貴族、官員還是宋明清的士紳，都是征稅官員惹不起的。
這種曆史周期的發展甚至不是中國獨有的，羅馬共和國一開始也是均田製，並且組成自耕農為主的公民軍隊。隨著羅馬的征服，羅馬的“五姓七望”漸漸搞垮了自耕農，對外戰爭的貴金屬、奴隸肯定是上層拿大頭，他們用奴隸種地成本低，而且他們還擁有金融優勢。他們可以利用貴金屬的優勢放貸，還可以在羅馬各地包稅，農業是靠天吃飯的，自耕農會去借款度過難關，於是土地兼隨之而來，羅馬的“府兵製”跟大唐一樣維持不住。於是，馬略進行了軍事改革，招募吃軍隊飯的專業軍隊，他們不再是公民軍隊，而成了私家軍，羅馬從共和國成了帝國，經濟基礎的改變自然帶來政治製度的變化，跟誰好誰壞無關。
楊炎的兩稅法的本質是從以人丁為稅基，改為以土地為稅基，這項改革同時考慮國家財政收入需求以及社會財富的分布，要向有稅收負擔能力的群體征稅，否則不是底層造反就是財政崩潰。宋代王安石的方田均稅法、明代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清代雍正的攤丁入畝，他們的核心思想都與楊炎的兩稅法一致，就將稅基從人丁置換成田產。
在唐代進行這樣的改革，幾乎就等同於現在去收房產稅，利益調整難度大。唐代又沒有遙感技術，丈量土地並進行產量分級十分困難，基層經辦官員很容易腐敗，從王安石到張居正無不麵臨巨大的阻力，連雍正都不得不用非科舉出身的田文鏡、李衛。有人以為宋明清科舉文官比唐代貴族好，其實科舉文官可以煽動老百姓抗稅，鼓動讀書人去孔廟哭泣，再寫小作文罵搞稅收改革的人，他們談經濟利益了嗎？並沒有，改革“有辱讀書人的斯文”。
稅收改革必須反映社會財富的分布狀況，否則，就會造成國家財政崩潰，軍事能力又差，而底層老百姓苦不堪言，無力救災，明朝末年就是如此。清朝在順治時期對於江南士紳的組合拳就是吸取了明朝的教訓。
現在美國政府也是無力改變貧富懸殊與美國國內的種族矛盾，對豪門大族也無法征稅，因此在不斷增加中產稅收負擔的同時，瘋狂印鈔，開征通脹稅。當然美國猶太政權更加無底線。既然現在戰爭不利，不能收割海外利益，已經無法維持冷戰後的社會秩序，就不如挑動中下層人民的矛盾，讓他們互鬥而不是把矛頭指向華盛頓。
因此就有開放邊境，接收過千萬拉丁美洲難民，還提供福利住房；更荒唐的是，華盛頓郵報承認自從11月以來，的確有14個州立法限製侵占他人房屋的做法。但同時華盛頓郵報聲稱因為侵占他人房屋的現象非常罕見，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數據來衡量這一現象。但是全國房屋租賃協會在去年秋天就統計過幾個城市的侵占他人房屋案件的數據，比如亞特蘭大就有1200例，其中有相當數量的被占房屋被用來開展非法活動。這是犧牲中產的利益，去暫時解決貧富懸殊的矛盾。
美國現在的貧富差距如此驚人，最有錢的1%家庭擁有全美3成以上的財富，收入最高的10%家庭擁有全美2/3的財富。可惜美國現在連推出類似唐朝的稅收改革的勇氣也沒有了，隻想用“黑命貴”與“零元購”等旁門左道暫時舒緩種族矛盾與貧富懸殊。這個又導致美國“府兵製”的崩潰。
以往的美軍軍官，大部分都是國內幾萬個有從軍傳統，世代選擇為聯邦工作的中產階級家庭裏出來的，拿推薦信上學，父子兄弟乃至幾代人在同一個領域深耕。階級當然是固化，但是基本的忠誠度，乃至行事準則、人員素質、紀律性組織性，都是有保證的。
這類似“府兵製”。在府兵製下，官府授田給府兵家庭並免除其他賦役，府兵農忙耕種、農閑訓練、戰時出征，同時全國都有負責府兵選拔訓練的折衝府。府兵製由南北朝時期的西魏權臣宇文泰所創，曆經北周、隋，至唐初達到鼎盛，至唐開寶年間停廢，共維持了約200年時間。
木蘭之所以要替父從軍，就是因為軍戶的義務，所以木蘭算得上是那個時代的良家子
府兵平時居家照顧田畝，冬閑時集於軍府進行訓練，國家一旦有事則出發作戰。朝廷對於軍府的訓練和作戰均有考核，折衝都尉主要承擔組織訓練的責任，地方州刺史負責的則是府兵的戶籍、丁壯、材力。因為府兵製的原則是寓兵於民，從軍服役是良家子應盡的義務，所以府兵在服役時（包括番上、出征和戍邊）所有個人生活所需，包括糧食、用具，以及隨身武器皆需自備，這一點與漢朝相同。不過唐朝的良家子因為數量龐大，肯定比不上漢朝的前輩有錢，所以府兵作戰所需的重兵器、馬匹、甲胄以及器械等物資不得不由官府負擔。
唐軍是國家力量的彰顯也是個人榮譽的體現，所以必須要由出身清白的良家子。
但是從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這往後你去看美軍相關的各種紀錄片、軍內報道，你會留意到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細節：軍人世家出身的美軍軍官和技術人員越來越少，而各種奇怪原因，比如貧民窟子弟為了還大學的債、拉丁裔大佬家的子弟為了洗白身份成為美軍軍官的人越來越多了。即使是軍人世家子弟，成為軍官之後“被軍隊毀了”的情況也越來越多，加入軍隊之後染上毒癮的、三觀粉碎人生價值破滅的，導致一夜之間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浪者。
究其原因，在經濟動蕩之下，原來那幾萬十幾萬個“軍人世家”，一部分破產了、階層滑落甚至淪為流浪者，無力再供養下一代成為軍官階層；另一部分沒有階層滑落的，找到了更好更輕鬆的撈錢途徑，不屑於再去一線帶兵吃苦。軍隊待遇變差，整體環境變差，還能維持自己階層的這種家庭，上升了，脫離苦海去幹更有“前途”的行業，比如CS、金融這些去了。
榮耀的公民兵背後，是需要一整套複雜的、牢固的配套支撐的。如果支撐的底層架構沒了，那滑落成為賊配軍和馬賊，其實隻不過是一夜之間的事情。
現在美軍除了因為產業空心化，不要說武器更新，連維護都成問題外，軍人的素質也是急劇下降。更可怕是在軍隊也推行LGBTG，大有西晉末期喜歡談玄論道的王衍統領禁軍的味道。隻是如此一來，還能“一漢”擋“五胡”嗎？
美軍的強大是“美元霸權”的支柱，現在這個支柱已經搖搖欲墜。而維係美國統一的，不是美利堅民族，而是憲法，類似公司的章程。公司盈利則在，不能盈利則散。而且美國還有一個最大隱患就是種族問題。黑奴的後代，美國一直不能解決。國家強大時，勉強用錢解決，現在已經越來越力不從心，才用“黑命貴”，犧牲中產與中小企業利益來暫時安撫。真不敢想象美國失去“美元霸權”之後，一個人人有槍的社會是什麽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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