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女士對我上一篇文章已經做了回複，聯合早報付費才能看。不過她也發在了個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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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何清漣女士在聯合早報發表《對王慶民先生“辨誤”一文的辨誤》，回應了我在早報3月19日刊發的評論她3月12日文章《誰希望拜登連任美國總統》的《與何清漣女士商榷：特朗普與拜登政治底色辨誤》一文。
對何女士這篇回應，我有諸多不能同意之處，且何女士所提及的爭議，涉及到許多曆史與現實背景。由於篇幅限製和不希望轉移焦點，我就對這些背景一筆帶過，僅針對性的對何女士文中的言語和觀點做簡單的回駁。至於更加具體的背景和辨析，我可以另寫長文解釋和回應。
首先，何女士對我文章標題的“辨誤”提出批評，認為這代表我認為自己是正確一方、而對方是錯誤的。何女士還認為這是左派人士的通病。
我使用“辨誤”一詞，是指對何女士文章中的不準不實之處加以指出和批評，且我在評論中一一舉出了何女士文章中列舉信息和觀點的錯誤，而並非武斷的、無根據的、純粹立場先行的認為何女士文章及觀點全盤錯誤。這二者有著顯著的區別。當然為避免誤解，我本文標題改為“辨析”一詞，以使態度更為中性。
我也特意強調我的批評並非隻是因為是左派，而更在於對事實的認可和對謬誤的反對。尊重事實、講邏輯，應是左派右派共同的底線。何女士對左派“預先認定自己是正確一方”，也是一種偏見。右派人士強詞奪理、堅持自己是真理者，也很常見，特朗普就是一例。而左派人士講事實和邏輯的比比皆是，例如被特朗普及其粉絲鄙夷的“主流媒體”。不過，人們大都傾向於讚同自身觀點，這個並不奇怪。關鍵在於自身的觀點是否基於事實、論證是否充分合理。
我將普京稱為“壞人”，是為簡略行文而概括性的說法。普京對內專製獨裁、殺戮異見人士，對外侵略烏克蘭、傷害烏俄人民、破壞國際和平，說他是“壞人”是沒問題的。國際問題雖然複雜，但也有起碼的是非和道義。基於清晰事實，做出對人和事的簡略評斷，並無不可。而且偶爾口語化的表達，比複雜論述的巧言更能直達樸素的真相。
何女士說，地緣政治是以利益為導向。這確實是事實。但在地緣政治尤其現代國際關係中，不僅有利益，和平、正義、捍衛自由民主人權，同樣是決定各國外務政策的重要影響因素。否則，難道要把同盟國打擊納粹德國和軍國日本的國際反法西斯戰爭，視為沒有正邪之分的兩惡相鬥嗎？
現實的國際政治中，各國往往是將利益與價值觀混合，決定政策和在國際糾紛中的偏向性的。歐美日韓各國乃至台灣，都公開強調“價值觀外交”，利益雖然是根本，但顯然不可忽視其中價值觀導向的因素。
對於特朗普“通俄門”問題及2016年大選的俄國幹預，我上次已明確提到包括美國聯邦調查局在內許多政府機構和人員都已確認事實，也有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詳細報道。何女士卻對此視而不見。雖然嚴格說來，特朗普並非和普京直接對話、直接的共同操縱2016年大選競選，但雙方心照不宣的合作、普京對美國大選的幹預（例如製造各種假新聞誹謗希拉裏），都是事實。
而我說的特朗普與普京更親近，當然並非隻指私交，而是說在價值觀和利益立場等問題上的相近。例如二人都是國際右翼保守民粹的代表人物，都反對進步和平權。而特朗普在俄烏戰爭中的態度，也更反映他與普京的關係不止是“私交”、影響也不止於私域，而是涉及美國國家利益、國際和平、烏克蘭的存亡。雖然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對俄政策有時也較強硬，但二人都反對現代國際秩序，相互競爭是傳統帝國爭霸模式，這不利於國際和平與民主。對特朗普而言，烏克蘭這樣的“小國”是可以隨意出賣的。他在擔任總統期間，為和土耳其拉近關係，出賣土耳其人的死敵、在敘利亞和美國結盟對抗巴沙爾政權的庫爾德人武裝，就是例子。
至於布熱津斯基的冷戰和國際博弈理論，我是有所了解的。但布熱津斯基並不隻是講國家利益，同樣兼顧價值觀。無論冷戰期間他力主對抗蘇聯，還是他布局的對抗俄羅斯及中國的冷戰後續，雖然具體合縱連橫手段是實用主義的、也非常強調美國國家利益，但始終都將捍衛歐美自由民主陣營共同價值觀作為其關鍵目標。
何女士說我忽略了北約軍費約定問題。這個是我沒有特意提及，但不是故意忽略，而是我不可能把所有與爭論相關的信息都塞入文章。之所以歐洲部分國家軍費較低，是因為冷戰後這些國家承平日久，軍事需要不足、軍隊人數縮減，加上歐洲盛行的反戰和平運動和裁軍政策，軍費較冷戰時有所下降。即便其現實影響有兩麵性，但初衷是有利於和平的善意舉措。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各國已迅速增加軍事開支、擴充軍備，說明歐洲各國是懂得因時而變的，而非拘泥於和平主義。
而美國由於在冷戰後仍然四處動武，所以軍費比例一直較高、遠超歐洲各國。這並不能說明美國比歐洲各國更負責，甚至說明美國尤其右翼勢力傾向於破壞和平，如發動具爭議的伊拉克戰爭並靡費甚巨。而歐洲各國雖然軍費開支低，卻將大量財政用於援助世界各國尤其弱勢群體，避免貧困、暴力、恐怖主義的蔓延，這更加有利於從根源上促進和平，比以暴製暴式的和平更有建設性和持續性。（當然我也認為適當的軍備和國家暴力是必要的，但顯然不是軍費開支越多、使用暴力越頻繁越好）
何女士說我強調北約各國的“友誼”而忽視責任。這又是明顯的謬誤。我在上次重點談及的是特朗普拒絕履行北約同盟義務，恰恰是在特地強調契約責任，“友誼”隻是順帶提及。何女士的回駁是完全歪曲了重點。當然，基於普世價值和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友誼，本身也是很珍貴的，不應該抹殺。
至於二戰後國際秩序的貢獻，美國確實是西方陣營中貢獻最大的，但並不能忽略歐洲及亞非拉其他支持自由與人權國家的貢獻和付出的更大犧牲。歐洲及亞非拉許多國家是在冷戰前線、乃至經曆熱戰的殺戮與瓦礫，以血肉築成了捍衛包括美國在內自由陣營的長城。另外正如我上篇文章所說的，美國也是戰後秩序的受益者，且所得是大於付出的。沒有對國際秩序的主導、對全球化的引領，即便民生層麵上美國也不會比現在更富有，在封閉自守下倒很可能是相對貧困落後的。
關於美國納稅人的關切和計較，我當然是理解和尊重的。他們也有投票權決定選誰。就美國支持或放棄對國際盟友的援助的利弊得失，我上篇文章已做了說明，不再重複。
關於美國社會主義者比例及對拜登是否支持，我上篇文章也做了分析。而何女士和我的分歧可能是對“什麽是社會主義”、“哪些人算是社會主義”存在巨大分歧，這樣的分歧下引用同樣的數據，也會得出不同結論。而關於現在美國民主黨是否已被社會主義把持、桑德斯是什麽政治傾向，屬於同類爭議。我上篇文章已有解釋（但正式發表的略有刪節，如對桑德斯及其他激進左翼的介紹和評析），就不再加以重複。
何女士提及的“1968年人”或“六八運動”，我是有所了解的。我個人對那些人及相關政治浪潮，既有批評也有讚揚，反對其暴力尤其對平民的暴力，也不讚同其過於極端的目標，但對其政治理想和現實動因是有所理解和同情的。“六八運動”確實促成了歐美大學的左傾，但並非以不合情理法的方式實現（不應將街頭政治暴力和大學左傾力量正常發展完全混同，後者的發展壯大主要是靠非暴力的、正當的、合法的方式實現的），也並非壟斷了學術界（但確實相對右派占優勢）。另外，歐美乃至世界大多數大學左傾，也是前瞻知識分子對不公不義社會的矯正性立場，是與保守現實的對衝，並非是不合理的。對大學的左傾可以就事論事批判，但不應完全否定。
何女士以美國左派人士喬姆斯基和J.K羅琳也被“取消文化”“取消”（或者說被更激進的左翼攻擊）來說明美國左翼的激進和極端。我並不否認這確實一定程度反映了美國左派人士在一些議題上的過激過火。但細究起來，這二人被批評是有合理原因的。
喬姆斯基一直以強烈的批判主義精神，尤其激烈批評美國及西方國家許多虛偽和雙重標準，而知名和受尊敬。而他之所以能激烈批評，有賴於美國高度言論自由的環境（包括對冒犯性言論的寬容），所以他特別在意言論自由。他對基於“政治正確”的“取消文化”禁製一些冒犯性言語（尤其對弱勢群體的冒犯）有不同意見，認為這會侵犯言論自由。所以遭到支持“政治正確”的人士批評。而支持“政治正確”者同樣有合理理由，即對弱勢者不應歧視和冒犯，且名人的歧視言論更加傷害弱者，還影響弱勢群體被大眾對待的態度、有損其現實權益。對此我在長篇文章《正論“政治正確”（兼論“身份政治”）》一文中有詳細解釋和分析。因篇幅太長就不在此展開了。
而J.K羅琳被“取消文化”批判，是因為她支持了批判跨性別者的“反跨人士”。羅琳作為順性別（性別認同屬於多數派）女性、女權主義者，一方麵批判保守男權社會、伸張女權；但另一方麵她又認為，跨性別者（尤其生理性別為男、心理認同為女，或起碼聲稱是男跨女者）的言論和行為，例如弱化女性性別認同、跨性別者進入女廁所可能傷害女性，擠壓和侵害了女性權利。於是她就表現出在反男權的激進，和反跨性別權利的保守（或者說以激進的方式保守女性利益）的兩麵性（當然也可以認為這二者有同一性）。羅琳的言論因為冒犯了跨性別者的認同與尊嚴，所以才引起“取消文化”攻擊。
無論喬姆斯基還是J.K羅琳，以及批判他們的人，觀點都是有一些情理的。無論喬姆斯基的言論自由權、J.K羅琳保衛女性的權利、跨性別者捍衛自身尊嚴、支持“政治正確”者要求禁製對弱者的侮辱歧視貶損言論的訴求，都應該得到理解。他們所遭遇的批評，也反映了平權、言論自由、不同弱勢群體權利訴求的複雜性和一定的競爭性乃至互斥性。對於這些，可以就事論事批評，而非簡單的一棍子打倒，更不應當成激進主義內訌的笑話看。
何女士說我不應該將她所說的“無、知、少、女”稱為弱勢群體，她認為這些人是特權和利益集團。我之所以說“無知少女”是弱勢群體，是因為何女士定義和列舉的“無知少女”對象群體中的大多數群體，包括底層無產者、非法移民、女性、性少數、少數族裔等，在整體上確實屬於弱勢。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在就學、就業、收入、安全感、醫療保障、居住與養老等方麵，相較於以中產階級及以上的白人男性，都麵臨相對更大的困難與更多危險。這些人的弱勢往往並非其自身不夠努力，而是外部環境或生理差別所致。所以我將其稱為“弱勢群體”並無不妥。她們也確實需要相對更多扶植，以促進美國社會的平等與包容。
我對奧巴馬及拜登相關政策，如奧巴馬醫保、拜登對於難民的態度，總體上是肯定的，也並不認為這些屬於偏激（當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我會有一些不同意見）。我認為偏激的是通過包括暴力和杯葛等方式，試圖立即和完全的達到所有人都實質平等，不顧忌國家整體利益、其他群體利益、現實情況複雜性的激進左翼分子。
至於我評論何女士引用《紐約時報》信息，我是對何女士選擇性的引用表示批評，但何女士也確實有選擇性引用的權利。我的批評和她的權利並不矛盾。一件事可能合法合規，但未必合情合理。或者同一件事從不同角度看，各自都能說出道理。我認為選擇性引用有失公允和自律，何女士認為選擇性引述是取良去粕，都各有道理。不過就我個人，雖然偶爾也會選擇性援引，但會盡可能避免從自己整體否定的媒體和人士那裏引用觀點性信息。
我在上篇文章中質疑了何女士沒有說明拜登哪些“內政外交舉措”導致美國撕裂，而並不是質疑何女士沒有列舉拜登失去部分選民支持的信息來源。我在上一篇文章中也承認拜登是失去了一些支持，但他失去支持的原因是複雜的，包括他不夠左傾而被更左的人士杯葛。另外我的質疑是針對何女士《誰希望拜登連任》一文，而何女士其他文章我確實沒有看過或看了標題沒有細看。因為我與何女士觀點差異很大，以前也了解她的觀點，自己又比較忙，所以沒有特意費心思看她前麵文章，僅僅看了《誰》一文。這一點確實是我不夠認真。
關於2020年大選是否存在舞弊，無論美國官方機構、民間第三方組織、新聞媒體，調查後均認為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舞弊，選舉公平。BBC有報道，據布倫南司法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的研究表明，美國總體的選舉舞弊發生率低於0.0009%。而極低比例的不規範，並不構成對選舉結果的有效影響。連由保守派把持的美國最高法院，都在特朗普支持者發起的訴訟中否定了舞弊指控，認可了選舉結果。
至於2020年美國大選郵寄選票較多，是因為當時正值新冠大流行，民主黨人士中在意新冠危害、支持防疫政策的人較多，所以不願去易感染新冠的投票站，而是通過郵寄方式投票。特朗普及共和黨支持者很多不在乎感染乃至不相信新冠存在，所以更多去投票站投票。而無論郵寄還是現場投票，都符合法律規定。而且在24年前的2000年美國大選爭議中，最高法院已認定無論何種記票手段，合法即有效，並裁定共和黨人布什當選。有了此一前例，就不應再以技術問題否定選舉結果有效性了。
何女士列舉了拉斯穆森民調結果，試圖以此證明美國大選存在舞弊。首先，拉斯穆森是一個偏保守派的民調機構，所以它的民調設置及調查過程，一般是利於保守派的。其次，民調隻是說明人們擔心選舉不公正，而非佐證美國大選必然存在舞弊。第三，不同的人對於“選舉不公正”，有著不同的理解。共和黨確實不少人認為選舉存在舞弊，他們指的舞弊是認為選票造假（哪怕並沒有可信的證據）。但選舉期間出現假新聞，也可視為對選舉的幹擾和破壞。民主黨人也有不少擔心選舉不公正，是出於擔心假新聞幹擾（這個確實有大量證據證明，且假新聞大多數都是不利於希拉裏和拜登等民主黨人的），而非認為投票和驗票過程不公正。
而何女士所說的《時代》文章《拯救2020年大選的影子競選秘史》，我粗讀了文章後，看到這是描繪民主黨人及各路反對特朗普的人士，為避免特朗普再度當選，而做出的許多感人努力的故事。這些人相互協調、互諒、團結、共同呼籲和行動。他們確實是為了避免特朗普當選，但整體上是以合理合法的手段，促使人們投票給拜登，而非進行大選舞弊的活動或準備。他們也參與了投票策略和對開票的監督，但沒有違反法律破壞大選，沒有偽造選票等行為。同樣參與監票的共和黨人，並沒有指控這些人參與了舞弊。這一切都在正常的競選活動範疇內。何女士顯然混淆了正常競選和選舉舞弊的根本性差別。
關於對美國記者克裏斯·華萊士言論的評論，與前麵一些我不想重複解釋的問題一樣，我上篇文章同樣已做了說明，是何女士誤解了華萊士的本意。
何女士還質疑我不在美國，所以對美國政治與社會判斷錯誤。固然更多實地調查更利於全麵具體了解事實，但也並非一定要如此。我雖然遠在歐洲，但可通過多種方式了解美國選舉。全世界非美國籍的學者和評論員，大多數都並不常住美國（有一些從沒有去過美國），難道就不能評論美國議題或者說評論就沒有可信度了嗎？另外有時“旁觀者”恰恰能比“身在此國中”的人更為客觀了解和評價其人其國其事。
還有，何女士長居美國，但又長期評論中國問題。雖然何女士曾經在中國生活，但已離開中國二十餘年。如果按照何女士觀點，她對當下中國的評論，難道不是霧裏看花、多有誤讀誤判嗎？
當然，筆者也承認何女士文末的批評，即我更多通過閱讀媒體和書刊等間接方式了解美國，且與那些生活在經濟和治安等現實困境中的美國人難以做到完全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或者說，我相對更多共情的是何女士列舉的“無知少女”群體，而對另外群體的情感與關切共情不夠。這是我的不足，也是許多人共同的局限。我逐漸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並有反思和努力改進，以盡可能與更多人共情、有更多元的關切和思考。
對於何女士這篇反駁我的文章，我在上麵已一一做出了回應。我前麵也說了，涉及更多更複雜的背景信息、論據論證，因篇幅問題無法展開。如有必要，我可以再寫長文詳細商榷。另外有些問題我此前也已寫過多篇文章論述（如關於“政治正確”和“取消文化”、美國社會撕裂、美國體製弊病等議題）。我也可通過早報編輯轉給何清漣女士。
雖然本文篇幅有限，但我對於何女士文章的所有質疑基本都做了回應，可謂很是具體和有針對性了。而且我沒有回避問題，而是正麵回答了每個疑問。我在上一篇《商榷》，也基本做到了這點（隻是那篇控製了篇幅，有些就簡短帶過了）。相反，何女士對我上次文章做的是選擇性的回應，隻擇選了認為利於己方辯護的一些要點，而對其他要點無視。而何女士選擇性的回應，也有很多處扭曲了我及他人或媒體的觀點。如何女士引述《時代》雜誌描述民主黨人參與2020年大選競選活動的文章，就完全曲解了文章的本意。何女士回應的很多“事實”也不是事實。
雖然我頗為不認同何女士及其他相對保守右傾人士的觀點，但我認為這種商榷是有益的。隻是我對於何女士在回應文中多處無視事實、扭曲我及其他人或媒體觀點的說辭，是持批評和負麵看法的。我在上篇文章中也強調了對基本事實承認的重要性。但何女士卻搬出同樣言辭，指責我無視事實（但她並沒有相應的合理依據）。這樣就無法達成共識和求同存異了。
不過，我仍然願意與包括何女士在內的各方人士，在合理規則與必要的底線之上，討論美國政治及其他方麵的議題。我也非常感謝聯合早報及其他任何願意刊登爭論文章的報刊雜誌網站，提供思想爭鳴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