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後，當時革命成功不久的蘇俄共產黨政權，已對中國抱有野心。1920年，蘇俄成立了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負責中國等國共產黨的建立工作，主管為舒米亞茨基，維經斯基做副手。1920年3月蘇共派出維經斯基到上海籌建中國共產黨。1920年8月成立中國共產黨。1921年6月他們向共產國際提交遠東書記處中國支部計劃表明，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爾斯基和馬林的組織下，中國共產黨“一大”正式召開。
中共偽政權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其實，中共成立之初，是蘇俄的亞洲中國支部，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賣國政黨。
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沒有錢，沒有理論和實踐，更沒有主心骨，加入共產國際是對暴力革命的參與和依附，中國暴力革命和馬克思、列寧階段的暴力革命一脈相承。共產國際是全球顛覆各國政權的總指揮部，中共那時是共產國際的東方支部，執行蘇俄紅色帝國主義的東方路線。中共仰仗蘇共成熟的暴力奪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政治、思想、和組織路線都聽命於蘇共，照抄外來非法組織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實行嚴密監視控製。蘇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是由共產國際主持製定的，宣言依據的是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和建黨學說，以蘇共黨綱作為重要依據。中共黨的靈魂是蘇共式的外來品。中共黨的領導人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曾經有不同意見，馬林帶一封信給陳說，如果你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一定要聽第三國際的命令。雖然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教父，也隻好聽從共產國際教廷的命令，隸屬和屈從蘇俄。
陳獨秀在1923年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一年來，共產國際在中國用款20餘萬，而中共成績不佳，共產國際責備中國同誌太不努力。
據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統計，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927.17元；1927年為187,674元，每月共產國際給費用平均在2萬元左右。中共現在的拉關係、走後門、迎合、買通、甚至威脅等方法在早期已經使用。共產國際主管曾嚴厲批評中共中央不斷要錢的做法，“他們利用經費來源不同（國際聯絡局、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軍事組織）這一情況，得以弄到這些經費，因為這一個來源不知道另一個來源已經撥出。……有趣的是，前來的同誌總是不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國同誌的情緒，而且甚至了解應該怎樣區別對待與這項或那項撥款相關的某位同誌。而一旦多數同誌相信不能通過正式途徑弄到，就開始逃避事務性的會見。然後采取最粗暴的敲詐手段，如散布謠言，說什麽基層工作人員似乎責備蘇聯，把錢給了軍閥而不給中央。”
第一次國共合作——附體挖心，破壞北伐
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蔣介石背叛了國民革命，共產黨被迫武裝起義。
實際上，共產黨發起第一次國共合作是為了附體於國民革命發展自己，並且在行動中急於奪權發動蘇維埃革命，破壞和背叛了國民革命。
1922年7月中共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因為急於奪取政權，反對與國民黨聯合的意見主導了大會。但是太上皇共產國際推翻決議，指令中共加入國民黨。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孫中山去世以前已經提出領導權問題。如果孫中山沒有去世，中共奪權針對的就不是蔣介石了。
靠了蘇俄撐腰，國共合作期間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大肆抓權：譚平山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馮菊坡擔任工人部長全權處理事務的部秘書，林祖涵擔任農民部長，彭湃在農民部擔任部秘書，毛澤東擔任國民黨宣傳部代部長。軍校、軍隊領導權向來是共產黨關注的焦點：周恩來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張申府擔任副主任。周恩來還兼軍法處處長，到處安插蘇俄軍事顧問。不少共產黨人擔任國民黨軍校政治教官和教職人員，擔任國民革命軍的各級黨代表，並規定沒有黨代表的附屬簽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這樣附體國民革命的結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滿千人，暴增至1928年的三萬人。
北伐革命始於1926年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進行了三次武裝暴動，最後進攻北伐軍師部，被北伐軍解除了武裝。廣東的總罷工糾察隊每天都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這樣的騷擾直接導致了“四•一二”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大清洗。
1927年8月，國民革命軍內的共產黨借機發動南昌暴動，被很快鎮壓下去。9月發動了攻打長沙的秋收起義，也被鎮壓下去；共產黨開始實行“黨的支部建立在連上”的網絡式控製，流竄到井岡山地區，建立農村局部政權。
湖南農民暴動——發動痞子造反
北伐期間，國民革命軍在征戰軍閥，共產黨在農村造反奪權。
毛澤東承認，“農民在鄉裏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直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